陶寺遺址發掘報告發布 最早國都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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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聯合主辦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專家和學者認為,陶寺遺址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之一。
介紹了我國近40年對陶寺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夠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
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
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特別是紅銅鑄造銅鈴與類似文字符號的發現,引起海內外關注,也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禮制研究,提供了珍貴的重要材料。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
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重視對遺址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統籌好陶寺遺址與當地社會、文化資源的有效銜接,做好遺址博物館的建設等,都將是下一階段需要面對和解決好的問題。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
陶寺到底有沒有城?
「是的,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要修改了!」王巍在發布會後表示,陶寺遺址的發掘,把華夏文明提前了300年。
「這個工程今年年底會告一段落,我們會拿出報告,(相關部門)應該對教科書進行修改。
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續寫家譜,是更早的家譜。
」
陶寺遺址位於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7.5公里,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距今3900年—4300年。
對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至今已開展近40年。
,分成兩個階段: 1978—1985年,這一階段的發掘和研究將陶寺文化為分早、中、晚三期。
當時發掘墓葬一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6座,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銅鈴、朱書文字等珍貴文物相繼出土,震驚了世界。
這些成果顯示當時的陶寺已經出現明顯社會分化,並存在王權,這些發現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但也遺留下幾個問題:陶寺到底有沒有城?被埋葬在大藍中的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場所在哪兒?陶寺遺址是否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
第二階段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尋找城牆為中心。
2002年之後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後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
已發掘面積約8000平方米。
經過近40年的努力,專家們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王陵),觀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
興建與使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4000年。
它是黃河中游進入早期文明的實證
在列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後,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發現。
城址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相當於4個紫禁城的面積。
通過一系列的考古發掘,早期小城城牆、宮殿區、王級大墓、觀象祭祀台、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宮城等一個個建築基址和玉鉞、玉璜、玉獸面等文物被發現。
王巍認為,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都與堯都契合。
王巍介紹,陶寺遺址王族墓地挖掘出的隨葬物品,陶鼓、石磬、銅鈴等禮樂器表明了史上最早的禮樂制度形成;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等五件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富的紅銅鑄造禮樂銅器群;極可能集觀象授時與祭天為一體的觀象祭祀台,被天文史學界認為是世界考古發現最早的同類建築;扁壺上的朱書陶文被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漢字;貴族墓葬出土的數量可觀的玉石鉞,充分顯示出王權在陶寺遺址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王巍說,"在唐堯之時,中華早期文明的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曆法等已形成,其中很多被後來的夏商周王國文明所繼承和發展。
有理由認為,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早期文明為後來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主脈。
"陶寺遺址重大考古成果表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在晉南地區已經出現了王權和國家,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
陶寺文明的年代早於夏代,從而成為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的重要支點,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王巍表示,雖未發現一錘定音的確證,但不容否定的事實是,堯都正在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走出傳說時代,逐漸向信史轉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也認可多數專家的「陶寺就是堯都」這一觀點。
他說,「根據文獻記載以及傳說史學當中的『堯舜禹』的堯,他的根據地,他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在平陽一帶,指今天臨汾一帶。
陶寺發現的『觀象台』,證明了《堯典》中講到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曆法,來推進指導農業的發展,與陶寺觀象台能夠對應上去了。
」
王巍表示,與陶寺是否是堯都還未到定論相比,陶寺遺址發現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它是黃河中游地區目前可以確認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的實證,說明早在夏王朝建立,進入王國文明之前,黃河中游地區已經進入「三國文明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發布會中表示,堯舜禹時代是在中原地區華夏文明形成和早期"中國"誕生的關鍵時代,而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遠遠不足以說清這段歷史。
因此,考古學研究便成為探討這一關鍵時期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要的學術探索路徑。
他說:"陶寺遺址進行了長期不懈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們初步看到夏王朝建立之前,華夏文明所達到的第一個高峰。
"(國搜國情綜合中國廣播網、人民網、中國青年報、澎湃新聞網、觀察者網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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