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在京舉行（圖）

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近年來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

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近年來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應邀出席發布會並講話。

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近年來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鬍蘇平出席發布會並講話。

黃河新聞網北京訊（記者 趙霄揚）經過幾代考古學者近40年孜孜不倦的辛勤工作，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研究成果。

6月18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近年來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鬍蘇平，相關單位負責人、專家學者應邀出席新聞發布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

他指出，1978-1985年陶寺遺址揭露了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一千餘座。

其中大貴族墓葬六座，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已經出現了王權，這些發現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2002年之後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後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已發掘面積約8000平方米。

近40年來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王陵），觀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

興建與使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4000年。

王巍所長還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鍊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堯都正在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走出傳說時代，逐漸向信史轉變之中。

王巍還從中華文明探源的角度，闡明了陶寺遺址作為多元一體化中華文明主脈的關鍵地位與重要貢獻。

它所代表的黃河中游地區古國文明的許多文明成就，如四合院式的宮殿形制以及圍繞宮殿區的環濠乃至城牆的修建，禮樂器具的出現，農時節令曆法的發明，漢字的使用，天下之中觀念的發明等等，都被後來的夏、商、周王朝的王國文明所繼承。

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鬍蘇平同志，高度評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幾代科研人員，在陶寺遺址所做的艱辛工作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肯定了陶寺遺址發掘成果以及探索堯都所在的工作，對於認識和弘揚山西省古代文化的發展脈絡、提升山西民眾的歷史文化素質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促進山西省的文化建設具有的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深刻闡述了陶寺遺址研究的重大學術價值和意義，並對陶寺遺址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刻闡述了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意義。

而研究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豐富內涵，是中國社科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近4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長期不懈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們初步看到夏王朝建立之前，華夏文明所達到的第一個高峰。

同時，愈加豐富的陶寺遺址考古資料越來越多地同有關堯舜的文獻記載系統對應，使得陶寺遺址與唐堯所都的關聯越來越受到學術界和社會的關注和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

而文獻記載中堯舜的文德思想、和合思想、禮制思想、樸素辯證法思想等，都是中華思想寶庫中的精華。

考古探索和追溯這些精神財富的源頭，對於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觀象祭祀台建築遺蹟

總面積約為1740平方米。

陶寺觀象台有明確標識的觀測點，與13個夯土柱構成地平歷觀測儀器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地平日出即崇山山脊線上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還有粟黍稻豆的農時、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及宗教節日。

陶寺觀象台的發現證明了《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真實性，因此成為王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建築要素。

中國古代王權重視曆法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曆法控制農時，《堯典》中很多內容都在談曆法，曆法涉及農業經濟基礎，王派天文官觀測天文，制定曆法。

君主掌握了天象、時令的規律，就仿佛得到了與天對話的權利，告訴人們何時耕種、何時祭祀，這樣人們就會臣服於這位統治者。

彩繪龍紋陶盤

通高9.0厘米，口徑37.0厘米。

出自陶寺遺址的大墓中，可能是當時「王室」使用的禮儀用品。

《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

陶寺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竹書紀年》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多數學者認為陶寺文化中的彩繪龍盤，應是中原龍文化的先河。

雖然早在6000年前，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現了龍，但那時的龍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堯時即陶寺文化時期，龍才被作為集團君權與神權結合的象徵的圖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為代表「國家」意志的「國徽」，從而使之成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