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青花瓷發展的歷史背景與概況

要說我國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終極青花這點不用懷疑。

但要追溯青花的歷史淵源，我們還得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說起。

當時南京博物院考古隊前後在揚州的唐城遺址發掘出了幾件殘破的青花瓷器，這次考古發現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產生從元代上升到唐代時期。

首先，唐青花出於鞏縣窯址和揚州遺址兩地。

在鞏縣，唐青花不但發掘了窯址和遺物，並且還與唐三彩共存。

因此，鞏縣是唐青花的生產地無疑。

揚州位於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匯處，是唐代四大港之一，為唐代海外貿易的重要集散地。

唐青花集中出現於揚州，除了生產地鞏縣，不見於其它地點，這可以解釋為，唐青花是專門為外銷而製作。

後來，從印尼黑石號唐代沉船上發現的中國唐代青花小盤（帶化妝土類的）,其一是產品發現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屬於出口阿拉伯地區的產品。

其二是從紋飾來看，明顯受伊斯蘭藍彩陶器的影響。

包括唐代同時期、同船打撈的湖南長沙窯，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紋飾的影響，這就是商品自身的屬性（改變別人或者被改變，以獲得銷售）。

由此可見，唐三彩、唐青花、長沙窯也是唐代開放社會中，中國與阿拉伯地區文化相互滲透的歷史結果和歷史見證。

後來，由於唐代中晚期社會的動盪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曇花一現，迅速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考古發掘出土的唐代青花標本

按照中國歷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續性。

我們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發現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國學者霍布遜（Ｒ．Ｌ．Ｈobson）在內，總以為既然唐代首創生產了青花瓷，順理成章宋代也應該有此傳承。

1929年霍布遜在老家具雜誌發表發現元青花的論文之後（其實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學者發表元青花的相關文章，並沒有引起學術界注意），一直糾結在這種慣性思路中尋找唐青花、宋青花與元青花相互關聯的證據，沒有辦法對元明青花進行分類和區分。

隨後致使美國兩位民間學者搶占先機（姓名省略），最先區分了部分歐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

後來美國弗瑞爾博物館的學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國兩位民間學者的區分法，先後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後，完善了這種思路。

從而出版了兩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國際研究領域的特殊地位。

但美國弗瑞爾博物館的學者波普先生也有點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極力攻擊英國學者霍布遜和大威德，還對發現「元青花瓷器區分法」的美國兩位民間學者極力掩飾。

霍布遜（Ｒ．Ｌ．Ｈobson）先生從1929年到1941年去世為止，本著英國傳統學術研究對考古證據的重視，期間雖然一直尋找唐青花之後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證據和相關歷史資料，無奈當時中國正直抗日戰爭激烈階。

即便委託大威德來中國做古董生意的機會，調查調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證據。

可是，大威德被戰亂時期大量廉價拋售的中國古董給迷住了，那有功夫幹這事（其實大威德193幾年考查研究中東地區博物館館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於著錄中元明青花區分很混亂，後被波普批評為「漏洞百出」）。

對發現中國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義的霍布遜（Ｒ．Ｌ．Ｈobson）先生，在尋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證據的夢想中無可奈何的離開人世。

從學術研究的嚴謹角度來講，雖然霍布遜先生沒有像波普那樣用繪畫風格和器形為主，把元青花從原來籠統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離出來，但他的學術態度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再說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類法」最終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確區分開元明青花瓷器，由於景德鎮元代青花窯址遭遇建設擾亂和破壞（有些掌握窯址地層的民間學者，還沒有公開資料），到目前的學術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異議。

但波普拋開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擾，單純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為一個博物館官方學者，在當時考古資料和中國本土元青花實物極其匱乏的情況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風險的。

當時圖書出版之時，英國考古學術界一些資深專家就認為他在鬧笑話。

事實證明，波普先生是幸運的，元代青花瓷器與「宋代青花」和唐代青花並無直接關聯，它們之間是完全兩個不同的配方工藝。

如果霍布遜尋找的「宋青花」，在中國本土的考古發掘中，證實並不存在影響元代青花瓷器的因素，那麼元青花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特青花瓷器。

20世紀50年代末期，金沙塔和紹興環翠塔宋代塔基內出土的青花整器和瓷片，仔細對比觀察，青花的胎質一般較粗，多數為灰白色胎，底釉有影青、白色泛黃、淡青色釉等，真正純正的白釉很少。

器物燒成質量普遍不高，青花發色多數都為藍黑色或藍灰色，有的甚至帶一些黑色，青花呈色不夠鮮艷。

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經化學元素分析，使用的青花色料為含氧化錳很高的國產鈷料。

從它們的呈色特點來看，應該也是包含較多雜質的原始國產鈷料。

紋飾題材內容單一，器物主要以生活實用器為主。

「宋青花」雖然與唐青花、元青花之間沒有窯系關係上的淵源關係，但它們在技術上似乎有某些繼承與發展的聯繫。

到底是不是受到唐代青花的影響? 當人們還在尋求準確答案之時，據說經過國家考古研究鑑定發現，這幾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屬於明朝產品。

於是產生宋代有青花和宋代沒有青花的兩個陣營，到現在還爭論不休。

即便是「宋青花」產品，但由於數量非常少，質量也非常差，使用範圍也非常有限，估計根本起不到對後世的影響和作用，我們姑且可以忽略不計。

關於宋代青花瓷器的成長環境，無論從內在（宋代追求素雅）和外在（重文抑商）都沒有多少成長空間。

即便某一地區的某一小地方零星發現，都不會對周圍產生影響，更不會對後世有所影響。

為此，元明青花瓷器與所謂「宋青花」基本沒有非常直接的傳承關係。

即便是唐青花，也與元明青花雖然同用西亞鈷料，但胎料配方、工藝製作、施釉方法、青料繪製、燒制工藝、溫度高低等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體系。

但是，唐青花與元青花前後出口到阿拉伯地區，分別受到這些地區的喜愛，從這一點來講，兩者似乎有間接的傳承關係。

況且阿拉伯地區燒制藍彩陶器一直在沒有間斷。

與北宋同時代的阿拉伯地區，藍彩和多彩繪陶器瓷胎質量和燒制工藝雖然無法與中國瓷器相比，但其裝飾性遠遠超越唐代青花和其他瓷器的外觀裝飾。

加上宋代整體薦文抑商，導致海外商業貿易與唐代相比大大減弱。

中原政治中心的陶瓷貿易自然受到影響，中原地區的民辦窯場和遠離政治中心的南方窯場為了生存，間接或者偷偷從事海外貿易（到揚州、福建泉州、廣州）。

從中東、東南亞考察和調查的結果正好印證了北宋時期東南亞、中東，甚至阿拉伯地區北宋官方窯口瓷器非常少有，民窯零星有鈞窯、磁州窯、耀州窯產品，南方北宋越窯也少，最多的是北宋景德鎮湖田窯、福建窯（建窯也很少，估計受管制或者外國人不習慣，日本除外）、龍泉窯、吉州窯這些產品。

自唐代、五代和北宋各個時期的瓷器對阿拉伯地區的長期影響，加上阿拉伯地區的瓷土質量的先天不足，無法燒出高品質的瓷器出來，中國精類瓷器依然是阿拉伯地區上流社會的高檔品。

南宋時期，北方金代戰亂，南宋政府由於依賴海外貿易，官窯除外，其他瓷器是發展經濟的重要貿易產品，所以這個時期東南亞、阿拉伯地區南宋的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官控窯除外），還有一部分福建仿窯和吉州窯是主要出口產品。

考察中並不見任何什麼宋青花之類的產品，半片瓷片都不見到。

也就是說這邊生產什麼，出口什麼，並不考慮阿拉伯的傳統欣賞習慣（阿拉伯經過唐、五代、南宋貿易進口，也早適應中國本土風格的瓷器）。

元代征服阿拉伯地區，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都屬於元代藩屬國範圍。

同時，元代早期北方諸窯（鈞窯、磁州窯等）和南方（景德鎮窯、龍泉窯和少量福建窯和吉州窯）仍然出口東南亞和阿拉伯地區。

但由於這些產品的一成不變，導致出口銷量逐漸疲軟。

元代中期大概仁宗時期也只有龍泉窯和景德鎮青白瓷是大宗出口商品，其次北方磁州窯越來越零星出口（海外喜歡有圖畫的瓷品），其他窯口有的是戰爭中倒閉，有的是沒有競爭力而倒閉，有的基本轉向國內市場。

而阿拉伯地區的色釉陶器相比唐、宋同時期產品已經有很大進步。

尤其裝飾上普遍受到推薦（尤其伊朗地區的多彩繪陶器和其他單色釉陶器）。

元代政府為了拉動海外的巨大市場，也為了捍衛中國瓷器的世界獨特地位，為了宗教和文化產品對海外藩屬國的文化影響力滲透，結合蒙古統治者自身尚藍尚白的一些民族習慣，必須考慮推出代表國家實力和文化（宗教）影響力的載體物，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瓷器。

順便也壓制阿拉伯地區逐漸成熟起來的多彩繪陶器勢頭（不僅僅是出口創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和宗教<元代佛教是國教>因素）。

在這種背景下，元青花在元代中期逐漸試驗成功，雖然有阿拉伯影響的因素，除青花鈷料依賴進口而外，元青花的文化背景、裝飾構圖、紋飾繪畫、瓷器工藝都屬於本土發掘，大量借鑑和結合中國歷代傳統工藝和傳統紋飾基礎上進行創新。

構圖雖然與伊斯蘭的繁密有類似，但中國傳統佛教繪畫（敦煌壁畫為例）也多有繁密型的構圖，況且伊斯蘭紋飾和元青花瓷器上的紋飾完全是兩個不同體系。

人們不禁要問：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繪陶器的影響沒有？阿拉伯工匠來中國景德鎮參與的機會有沒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區與中國從唐代就開始文化交流，元代時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於兩個地區，影響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

因為，從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戰略考慮，參與的程度很有限。

我們都知道，古代對瓷器製作和燒制工藝是極其保密的，這是中國稱為瓷國唯一的核心技術，也是國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內容之一。

否則，元青花從誕生到成熟就不會經歷28年漫長的摸索期和發展期了。

如果有阿拉伯的燒制青花陶器工匠參與，能用得了28年時間嗎？

元青花從戰略意義出發到開始摸索燒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漸成熟，並非像很多人以為的一生下來就是美麗的大姑娘。

從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1】，到元統三年（1335年）青花發色和繪製基本成熟【2】，經歷了16年的試驗摸索期。

從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發色完全成熟（字也是圖繪）【3】，經歷了28年漫長的摸索期和發展期。

從至正七年（1347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四年當中【4】，也就是從考古發掘的銘文記載推斷（不排除青花瓷器成熟要比非銘文青花瓷器早的可能性），發展和生產量是突飛猛進的，也是元青花瓷器生產的旺盛期。

這只是從目前具有確鑿考古銘文來核算的。

即便後來繼續發現提前的青花瓷器銘文出土和出現，最起碼要經歷20年左右的摸索發展時間，最終成為當時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瓷器----元青花瓷器（突破歷史的、精緻的和大件的彩繪瓷器）。

元青花瓷器的燒製成功，使得阿拉伯地區的一些精緻彩繪陶器黯然無光，並且逐漸蔓延到阿拉伯所有地區，包括非洲一些地區。

考古發現表明：元代景德鎮生產的元青花瓷器，是通過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個途徑運輸到阿拉伯地區的。

元青花瓷器的海運範圍也涉及到東亞日本、朝鮮，東南亞越南、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南亞印度（含巴基斯坦）等諸多蒙元勢力範圍的地區。

使得中國瓷器的國際地位從新得以樹立，也給世人以嶄新的面貌，成為中國陶瓷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為明清瓷器的發展開創了未來。

註明：此文章很多證據和細節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關係，並未具體和完善，僅僅作為探索交流之用。

正式論文會在本人已經編著四年多、現在還在調查完善和繼續編著的《中國景德鎮元代瓷器》或《元代青花研究叢稿》著作中系統發表。

謝謝大家的期待和諒解！

註解：

【1】1975年, 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館徵得湖北省黃梅縣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測定為鐵，最終不可確定）塔式蓋罐為典型器，罐通高為42．2厘米，蓋為七級寶塔式，罐腹為橢圓形，肩部堆塑獅首、象首各一對，獸首間繪如意雲頭紋，腹部繪纏枝牡丹紋，足脛處繪蓮瓣紋。

從此罐釉面看，屬釉層較厚，不透光一類，青料為國產青料，發色藍中閃灰，堆料處泛褐色斑點，畫面簡單，畫筆雖流暢，但略顯製作粗糙。

從造型、繪畫風格來看與後期元青花瓷器一脈相承。

【2】江西景德鎮（樂平）收藏家收藏一件銘文為「元統三年」（1335年）供碗，器形別致，青花發色發灰（國產料），尤為珍貴，是證明元青花產生在元代中期的佐證實物材料之一。

【3】至正七年置款青花雙耳文字蓋罐,高30cm，口徑16厘米，底徑12厘米，罐體最寬處直徑約為20厘米，造型精美，色澤光潔透明、白里閃青，釉質細膩如玉，估計為盛酒的器皿。

在罐體正面，有用鈷料楷書「至正七年置」等字。

該青瓷罐於1987年在四川雅安地區的一個窖藏中出土，但因研究人員的忽略，沒有意識到其價值，使其長久被封存在雅安地區文管所庫房裡。

這件國寶竟然默默無聞地塵封庫房十多年而無人知曉。

1999年9月，因省博要舉辦「四川考古事業五十年成就展」，經過國內研究專家發現，才知道是世界已知道最早年款的青花瓷器。

【4】1929年，英國人霍布遜撰文介紹了大威德先生收藏帶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雲龍象耳瓶。

1952年，經美國人波普研究，一大批元瓷從混沌的歷史中剝離出來。

大約過了 20年，從元大都窖藏遺址、江西豐城凌氏墓和江蘇金壇的元明墓，先後出土了帶有紀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的謎底才一點點被揭破。

後來介紹，這一對元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是1927年左右分別從北京知化寺流失到英國的。

附圖：

元青花成熟最標誌性階段的瓷器圖片【3】（其他圖片可以在網絡和圖書里搜索到，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

至正七年置款青花雙耳文字蓋罐（圖片來源於網絡，謝謝作者）：

關於景德鎮窯址情況：

景德鎮老城近年基建新發現多處元青花窯址和元瓷發現地點，產品比湖田窯址更為豐富，南到小港嘴，西到昌江河邊的前進街，東到藝術瓷廠、印刷廠，新發現的元青花窯址和瓷器出土點包括小港嘴、落馬橋、電瓷廠、劉家弄、戴家弄、十八橋、風景路、四圖里、太白園等地，落馬橋紅光瓷廠出土殘件中有薄胎元青花盤、玉壺春瓶，還出土元青花三足花卉爐和龍紋梨形壺，落馬橋機米廠工地近年曾出土大量元青花盤，菱花口蓮池圖大盤和藍地白花盤殘件與土耳其現存大盤風格近似，這些景德鎮老城新發現的出土殘器和很多海內外館藏元青花名品都可對應上，也使高安和內蒙集寧路等地出土元青花窖藏瓷器是否是景德鎮之外的其他省份窯場燒造的質疑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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