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的權力、記憶與國家——基於2015年清史研究的述評

每個時期的歷史研究都建立在基礎的文獻、檔案的發掘整理之上。

清代的文獻檔案本身具有數量大、範圍廣、保存全等特點，所以每年的新刊布檔案文獻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

本年度中西方有關機構都刊布了大宗檔案文獻，涉及宮廷、法律、科舉、中西交流、外交、學術思想等多個主題，［1］對推動基礎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制度史和政治史等傳統基礎研究領域也有重要論著發表，涉及重要官制、重大政治事件、重要的經濟現象等內容。

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體現在其奠定了宏觀研究的框架和微觀研究的參照系，同時也提供了歷史闡釋的共同背景，如果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的積累，這種由基礎研究奠定的學術範式不會發生變遷，依然是學術共同體對話的基礎，學術爭鳴如果不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共識之上，其效果將值得懷疑。

現代中國史學研究建立在某個特定轉型期的歷史觀念或者文化觀念之上，清代後期所經歷的大衝擊，導致了文化與歷史觀念上的大轉型，用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觀念來重構晚清政治思潮與文化觀念是這種轉型期的主要表征。

而這種與中國古史發生斷裂的歷史觀念卻深深地影響了近代以來的國史敘事。

姜萌《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2］一書循兩條主要線索，一則探討近代歷史編纂學的演變，一則討論其背後之義理，歷陳近代國家危機、變法自強、國族建構等觀念在歷史書寫中的演進。

重點梳理了近代西方族群、民族、國族等觀念對清末民初歷史敘事的影響［3］。

值得注意的是，姜著在討論國族、民族、族群、漢族史書寫的問題時，沒有注意到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與歐洲社會不同，無論是民族還是國族，或者某個特定的族群，放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來看，與產生這些概念的歐洲具有不同的意義。

其中有些觀念則是現代史學研究爭論不休的根源。

關於清末民初的文化轉型，近年史學界多有涉及。

姜萌在上書中提出的歷史書寫與歷史語境錯位的問題也很重要，我們當代人的古史觀念實際上建立在近代這一大轉折時代的基礎之上。

對於清末國史重構期大的觀念背景，羅志田作了簡要概述：「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視作兩大文化體系的競爭的話，則中國一方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失敗之餘，中國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來觀念的天下。

」［4］當然，發生在觀念演變背後的還是社會結構的大調整，傳統的士大夫演變成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這些外來觀念主要在這個層面上進行傳播。

歷史書寫也從傳統正史敘事演化為國民新史學。

新史學不僅體現在編纂體例、結構、材料選擇的變化，而且貫穿了全新的觀念。

這些觀念深深影響了其後百年的國史紀事與歷史認同，有的甚至變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識，從而遮蔽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重要現象和特徵。

近年來學界對晚清民國這一重構期的重視與研究，對我們走出觀念錯位，回歸歷史語境，有著重要意義。

觀念的錯誤往往建立在概念系統的混亂之上。

陳寅恪曾說：「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5］

對於中國史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大量使用未加考辨的概念，近年有學者提出注意並做了大量研究，觀念史與概念史的研究日益引起重視。

［6］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認為新清史以清朝多民族統治模式為帝國的開端存在史實性錯誤，指出早在明末，西方傳教士就以帝國來稱謂中國。

［7］羅威廉《在美國書寫清史》［8］一文則對美國學界研究清史百年來的範式變遷進行了梳理，指出了當代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民族和種族」、「女性和性別」後現代史學與新文化史觀的影響，這對我們了解美國清史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有所助益。

一、政治與制度

有清一代中央和地方制度，在繼承中國古代傳統政治體制尤其是明代制度的基礎上也有所改易，主要體現在具有滿洲特色的八旗官制和滿漢分職等制度，為學界所重視。

就八旗制度而言，包括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其功能由軍而民、由全局到局部的轉變，學界也多有論述。

杜家驥《清代八旗官制與行政》認為八旗制度是清朝的特有制度，它與漢族王朝傳統制度相結合，形成了清代的特色統治。

不了解八旗制度，就無法對清代以滿族為主體的統治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八旗制本身從關外時期非常簡單的社會組織發展為嚴密而複雜的管理體制，其中大量吸取了歷代王朝的統治經驗和制度沿革。

僵化地看待這一制度或者強調這一制度的某一種特性，都會在認識上產生巨大的疏離。

書中指出：「清入關後的滿族—八旗，無論旗人事務還是旗人官員，並非完全由本民族自身管理，相當一部分是納入漢制機構由滿漢官員共同經辦。

無論中央與地方，又都存在漢官管轄滿官的情況。

凡此，是認識清王朝國家性質和滿漢關係應該注意到的。

」［9］這提示我們，在研究這些所謂的具有「滿族特色」的制度時，應當看到更為廣泛的制度調適和制度變革，沒有這種大規模適應中原地區社會經濟狀況的制度變革與文化融合，清朝就難以從一個地方政權轉化為一個大一統國家，具體研究要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式的一孔之見。

有關清代國家政權，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擺脫了以往通過形形色色的族群認同的視角來認定或瓦解統一性的思路，試圖從「地域認同」的角度對明清國家的形成進行新的思考，指出無論清朝的制度與前朝制度有多大差異，「無論對『舊疆』還是對『新疆』來說，無論統治者的身份還是國家的制度有怎樣的差異，基本走向是具有連續性的，清與明之間並不存在巨大的斷裂」。

［10］清代擴展到西部和北部的移民所攜帶的祖籍傳說，在移民地居民中間共享，從而形成地域認同，這正是國家空間形成的標誌之一。

從移民傳說背後的地域認同來看待統一王朝的國家特性，要比將變動不居的「人群」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突破了社會史中以族群認同為對象的思路，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

社會史研究中強調「自下而上」審視國家與權力的研究範式，固然為我們認識古代王朝基層社會，甚至基層與中層、與體制的流通提供了豐富的樣態。

社會史研究以「年鑑學派」批評政治和帝王將相中心史觀為模範，也為史學視野的開拓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年鑑學派去政治中心的史觀，與歐洲歷史上既沒有存在過統一的集權國家，又沒有存在過發達的官僚制度有關，鬆散的帝國、封建王朝、貴族采邑與自治城市是歐洲近代以前的統治模式，所以歐洲社會中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貴族階層，其社會生活所受到的國家政治權力的影響非常有限。

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中世紀歐洲的政府是個人化、甚至可攜式的。

皇室常常在某個地區定居並訪問不同的莊園，把他們整個的政府隨行人員帶在身邊……他們根本缺乏從中央集權的地區管理整個王國的手段。

」［11］年鑑學派提出擺脫政治史主導的歷史敘事反映了歐洲的古代歷史與國家特徵，為歷史研究帶來了革命性變化。

而中國古代國家、社會與歐洲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形態。

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官僚體系、郡縣制、齊民編戶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框架，中國古代史學編纂中突出帝王將相的地位，與其說是官僚本位主義，不如說是中國古代社會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的反映。

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無論是四民社會還是羈縻土司，國家權力與官僚體制都是要考慮的第一要素。

社會史研究的「範式派」提出社會史是「一個取代傳統史學的政治史範式的一個新範式……它是一場革命，它是使史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統統發生了變化的一場革命」［12］。

既然如此，如果不是照本宣科式地跟隨「年鑑學派」提出的去政治化的思路的話，社會史研究就要小心地平衡國家權力建構與基層社會實踐、「上」與「下」、體制與民情等複雜問題。

一味地強調基層、村莊、宗族、廟宇等場域的重要性，會造成對文化一統性，甚至政治一統性的忽視。

［13］試舉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中幾個重要的論斷來討論這個問題。

文中說明朝疆域內存在許多「地理縫隙」：其中既有處於邊陲較大的「縫隙」，也有處於內地較小的「縫隙」，它們或與中央、區域行政中心的關係是非常疏離的。

因此，除以州縣系統管理國家的「編戶齊民」外，以衛所—羈縻衛所(土衛所)—土司系統管理邊陲地區(外邊)，以內地衛所系統管理腹地的「地理縫隙」(內邊)，即非編戶齊民，或將其化為編戶齊民。

［14］眾所周知，衛所制度是明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是代表國家權力的主要標誌之一，其財政和人員均來自中央，由總兵或地方督撫直接管轄。

明初內地衛所是由都指揮使管理，永樂時衛所由一品總兵節制，總兵多由勛戚貴族擔任。

後軍屯破壞，軍糧由所在地方州府發放，地方政府的布、按二司亦可干預衛所。

其管理體制演化，洪熙間已有鎮守太監，正統時巡撫掌軍，總兵又受巡撫節制，也受兵備道和巡按御史監督，清軍和勾軍由地方政府執行，軍儲由戶部派管糧郎中負責。

嘉靖時期為了備倭，大量設置海防道，可指揮衛所。

有明一代更有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監督衛所，這一制度延續至順治時期。

將衛所看成與國家管理疏離的「地理縫隙」是否值得商榷？更廣泛而言，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從來都不是郡縣制的單一模式。

無論是羈縻府州還是地方土司，都是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的有效組成部分，古代地方管理採用「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則，並非一刀切的州縣齊民編戶，這是認識「大一統」國家體制的重要方面，不可割裂看待。

［15］其次，文中認為清初「東北和蒙古地區屬於『禁地』……隨著北方民眾開始向東北、內蒙古地區遷移開發……這些移民傳說便將地域認同從長城內擴展到長城外，清代國家的版圖就此奠定」。

我們知道，清朝封禁東北是為了保護其龍興之地。

而蒙古從清初就被納入統治。

1624年，科爾沁部首領奧巴通率先歸附後金，皇太極即位後漠南蒙古扎魯特、巴林、敖漢等部先後歸附。

1635年，林丹汗病世，其子果爾額哲率眾投降後金。

1636年，皇太極稱帝後，改國號清，是年，漠南蒙古各地王公在盛京擁立皇太極「寬溫仁聖皇帝」。

清代蒙古主要分為八旗蒙古（八旗蒙古在皇太極時期便已歸附，成為滿洲共同體的一部分）、外藩蒙古（推行蒙旗制度，漠南蒙古設立了6盟、49旗；以喀爾喀蒙古四部為盟，設立86旗）。

此外，還有被稱為套西二旗的阿拉善額魯特旗和額濟納吐爾扈特旗。

每旗設札薩克一人，總管旗務，在旗之上，設「盟」作為協調各旗事務的機構。

康熙曾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16］此為康熙「以蒙古為長城」說的由來，清初東北、蒙古已然納入版圖，何待移民而後定耶?

通過這兩個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出，用社會史研究的某些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國家與政治，如果不能處理好國家權力與民間實踐視角的平衡，會在認識上帶來不易發覺的偏頗。

［17］

二、社會與宗教

社會史是傳統史學門類中的後起之秀。

20世紀上半葉開始，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共同開展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上採用田野調查、文化人類學、人口學等學科的方法，擴展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是針對以政治史和帝王將相傳記為主的傳統史學而言。

縱觀幾十年社會史的成就，傳統史學中被忽視的底層社會、大眾生活、信仰實踐等歷史的細部得到呈現，無疑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

區域社會史擅長從田野材料等微觀視角切入，更易於通過田野調查的資料建構迥異於傳統敘事的另類敘事和小傳統的發掘。

〔法〕勞格文、〔英〕科大衛編《中國鄉村與墟鎮神聖空間的建構》［18］一書收入8篇論文，集中討論中國鄉村的禮儀實踐這一議題。

該論文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方法上都體現了華南學派社會史研究的典型特色。

應當說，調查鄉村宗祠、廟宇遺存的碑刻，解讀口述與當代實踐、田野調查構成的主要資料，還原鄉村禮儀空間的構建，進而了解基層社會民眾的信仰與意識，對我們認識被大歷史遮蔽的生活史大有助益。

但是，一種方法的優勢往往同時也蘊含著缺陷。

當社會史在考察一片樹葉極盡所能時，如果不能平衡好對森林的觀察，就會產生微妙的偏頗。

對於「地方禮儀與信仰中的『異端實踐』(heteropraxy)和地方精英的『偽正統實踐』(pseudoorthopraxy)策略，證明標準化機制或正統實踐並不總是有效」，在眾多的地方傳統中，「文化大一統」是否存在，科大衛等社會史學者將其視為研究的出發點。

［19］也就是說，懷疑「文化大一統」的存在是其研究的出發點。

歷史研究中懷疑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但是，有多種因素會影響研究者的材料選擇和闡釋路徑。

編者提出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為了回

答：「鄉村的『神聖』地點如何體現該村的價值體系」［20］這一問題。

也就是說，鄉村自有其價值體系，這些價值體現在地方性廟宇、宗祠和神靈的祭祀活動中。

這些形形色色的村莊「神聖空間」的信仰就構成了一個地方的價值體系。

在該論文集中，我們看到研究者過於強調「異端實踐」或者「非正統實踐」的因素，導致他們忽視族譜和家譜的價值表述。

事實上，我們通過家譜和族譜、族規等文本的表述，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倫理體系。

試舉兩例，湖北來鳳縣《卯峒土司志》中記載的一篇家訓這樣說：「承襲者，須篤忠悃，公忘私，國忘家。

靖共爾位，不墜清白之家聲；恪守官箴，庶繼前人之舊跡。

」［21］清嘉慶年間彭水縣的《李氏族譜》中，「家訓」內容包括敬祖宗、孝父母、敬長輩、敦友愛、篤宗族、肅閨門、勤耕讀、急公賦、戒為非、優獎恤等內容。

［22］怎麼來看待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表述？本來，這種倫理體系與眾多地方信仰共存於鄉村生活之中，甚至正統性的信仰乃為各種地方信仰的大背景。

原因很簡單，耕讀傳家的鄉村向上流動的渠道是塾師、學校教育與科舉，正統價值具有壓倒性的導向性。

鄉村民眾不僅受著死者（祖先和神靈）的影響，更受著種種國家制度、權力與文化的毛細血管的影響。

假如我們一味地執著於「異端實踐」的建構，就會使得我們忘卻了其背後森林的存在。

按照趙世瑜的提示，「如果承認中國文化的大一統，就等於承認有一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在那裡」［23］。

這裡又涉及中國古代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是否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存在，值得學界考慮。

以上案例引出另一個關於社會史研究中「建構傳統」的問題。

林悟殊《清代霞浦「靈源法師」考論》［24］一文給予特別揭示。

關於霞浦民間調查所發現的中國古代摩尼教（明教）科儀材料，曾被國內外學界譽為可以比肩敦煌摩尼教寫經的大發現，由此證實摩尼教在福建地方一直有流傳，甚至存在流傳至今的「摩尼教」村落。

林文對此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和考辨，認為這些宗教科儀混合著各種地方性的信仰，至少在清代這些宗教已經與民間信仰合流，當地發現的所謂「靈源法師」抄本更多地帶有地方百姓謀生工具的性質。

這樣，國際學界關於摩尼教的研究中，先有沙畹、伯希和等人提出，外來摩尼教已經在唐代被禁止消亡，在中國留存的是華化了的摩尼教派別。

而林文則揭示了中國摩尼教在明清以來，融入了地方性信仰之中，已經很難發現宗教派別活動的組織和系統。

這個觀點對我們研究地方社會非常有幫助，學術界應當警惕人為建構傳統的趨向。

如果說晚清的「國族」與「族群」建構對當代學術產生重要影響的話，我們當下正在經歷著另一種建構。

晚清的「國族」建構與救亡圖存、一切向西方學習有關，而當代形形色色的「族群」敘事建構又與什麼有關呢？是否存在後現代史學與新文化史的種族與族群理論抑或民族主義「潛意識」的影響？［25］

三、經濟貿易與生態環境

經濟與貿易史是傳統政治與制度史之外擴展最為廣泛的領域，這不僅因為現代經濟學、經濟問題的考察需要回溯過去，也是因為這個學科整合了眾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本身牽涉的範圍比較廣泛。

從宏觀的國家財政問題到微觀的商品生產，從區域經濟到國際貿易，從生產工藝到交通運輸，從貨幣流通到大眾消費，經濟史形成了與社會科學方法緊密結合的學科特色。

近年來興起的環境與生態史的研究，由於與社會經濟有密切聯繫，所以我們通常將其放在一起來看待，其突出特點是為我們認識現實各類經濟環境問題提供借鑑和參考，與現實的聯繫很密切。

作為《中國財政通史》清代部分的《清代財政史》［26］是有關清代財政問題的全局性成果。

經濟文書、檔案的發掘與研究是經濟史研究的基礎工作，每年也有相當數量的成果。

［27］清代對外貿易一直備受關注，從廣州口岸到北路俄羅斯貿易，有深入的研究成果。

［28］史志宏《清代農業生產指標的估計》［29］對1644—1911年間的中國耕地面積、糧食畝產量和總產量、糧食產值以及包括經濟作物生產在內的整個種植業的產值和包括林牧漁業在內的農業總產值等多項農業生產指標作出量化估計，並在此基礎上討論了清代農業在中國傳統農業發展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對中國傳統社會近代化轉型的影響等問題，是傳統農業量化研究較為全面的成果，引起學界重視。

近年來環境生態、災荒、疾病史方面的研究持續受到學界重視。

班凱樂（Carol Benedict）《十九世紀中國的鼠疫》的翻譯出版、包慶德《清代內蒙古地區災荒研究》［30］等著作，都對現實生活具有參考價值。

深入挖掘傳統社會具有重要作用的某種商品，就其所涉及的商品流通、財政收入、使用功效、民間習俗等維度的問題展開全面研究，無疑為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和商品流通史打開一個全方位的研究空間。

傳統研究中有關絲綢、茶葉、瓷器的文化史研究也具有廣闊的空間。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雖然被定位為一部醫療史的著作，但其對人參這一特殊商品在清代的生產、管理、貿易方面進行了更多的探討。

作為近年來新文化史的倡導者，作者不僅探討物質史上的人參及其流通與功用，也特別關注到人參這一物品背後所凝聚的知識與觀念的變遷，比如黨參與遼參興替背後的環境、生產問題，更有地理形勢的「中央之脊」和「王氣所鍾」等微妙的文化心理。

［31］這將傳統的商業史與物質史的研究帶入更為廣闊的文化與觀念領域。

我們也可以看出，通過深入廣泛占有基本文獻，選擇有價值的個案，對其進行全面研究是史學研究取得創穫的一個基本途徑。

所謂有價值的個案，就是這些文獻是否具有足夠的說明性和延展性，通過一個處於歷史事件和觀念交匯網絡中的重要節點的個案，能夠說明足夠多的問題。

這樣的發現與視角既有賴於閱讀文獻中的機遇，也與史家思考與關注的問題意識有關。

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32］通過考察清代閩西地區的一個書籍刻坊——四堡小鎮的書籍刊刻、流通及書坊家族的文獻材料，不僅重現了清代這一地區曾經繁榮的書籍刻印業及其所涉及的工商業層面的歷史，還就書籍貿易所建構的江南地區的貿易往來、書籍價格與閱讀受眾、書籍目錄與大眾文化傳播等方面的問題展開探索，為我們重建了一幅以四堡小鎮為中心遍及江南、雲貴地區，綿延數百年的文化長卷。

本書與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33］有相似的角度，都體現了書籍文化史研究在近年所取得的成就。

四、結語

綜觀2015年度清史研究，材料刊布和專題探討引領著清史發展，從宏觀到微觀都有可圈可點的成果。

有些探索性問題，也為進一步討論奠定了基礎。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的歷史書寫與歷史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與現實社會、生活發生複雜而密切聯繫的時代。

歷史學依然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強調中國史研究中的政治史為中心，並不是要在價值上倡導某種官本位，而是要認清中國古代發達的國家與政府權力的廣泛影響。

就他者的觀察來講，我們不能一方面接受中國古代集權政治、東方專制主義等理論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又從基層構建一種國家權力消解或不在場的話語，建構起一套異端敘事和小傳統主導的歷史畫面。

從近代新式國史編纂學建立到當代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範式幾經變換，但分水嶺還是在清末民初的大轉型時期。

筆者想強調的是，在展開研究前，我們應注意這個歷史敘事的「重構期」。

這個時期大約開始於清晚期的鴉片戰爭後的19世紀中期，直到20世紀中後期。

在這100多年中，由於特定的中外歷史因素，我們從概念、方法與認知上對整個中國古代史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構。

也就是說，我們的歷史觀大多數是這100多年中形成的。

許多概念和理論都是非常晚近的。

如果用這種歷史觀去研究、評價整個古代史，觀念與事實將存在巨大反差。

這表現在民族、族群、國家、帝國等方面的研究上。

如果不經謹慎地檢討，這些概念和理論會給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文化建立一套扭曲的鏡像，進一步遮蔽因時代的流逝而被淹沒的歷史。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曾經說：「必須想像我們的（中國歷史）觀察家，手上拿著相當簡陋的儀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觀察。

而且，握著這些儀器的手，還經常因為酷寒而龜裂，或是因為熱汗而顯得油膩。

他們經常站在搖晃的甲板上，因浪花飛濺而視線不清，或者被突然穿透雲層的陽光迷惑了雙眼。

」以至於他們所看到的地方，總是「帶著哭喪的色彩」。

［34］

注釋

［1］《清代巴縣檔案整理初編·司法卷·乾隆朝一、二》，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

楊一凡主編：《清代成案選編》（甲編，全50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盛宣懷檔案選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清代殿試卷》（全二冊），中華書局，2015年。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全十冊），中華書局，2015年。

畢奧南整理：《清代蒙古遊記選輯三十四種》（全二冊），東方出版社，2015年。

闞紅柳主編：《清代皇家園林史料彙編》第1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也定期發布一些特定檔案文獻，值得學界關注。

［2］姜萌：《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商務印書館，2015年。

［3］將特定時期諸如章太炎等特定人士的種族觀念放大為「漢族中心觀」的建立、「漢族史的書寫」的實踐也值得商榷。

此書也存在不少概念誤用的情況，比如「滿清」、「滿清帝國」等詞彙大量出現，學界在參考時需要注意。

［4］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5］陳寅恪：《元代漢人譯名考》，《國學論叢》第2卷第1號，1929年8月。

［6］參考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7］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

但該文未涉將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地方郡縣行政、齊民編戶的統一王朝模式視為歐洲歷史上鬆散的帝國統治模式相同的政體是否合理的問題。

［8］〔美〕羅威廉著，林展譯：《在美國書寫清史》，《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杜家驥：《清代八旗官制與行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86頁。

［10］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11］〔美〕傑里米·里夫金著，楊治宣譯：《歐洲夢》，重慶出版社，2006年，第154頁。

［12］趙世瑜：《再論社會史的概念問題》，《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3］見前引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一文中有關「華琛專號」的討論。

［14］此外，趙世瑜在《衛所軍戶制度與明代中國社會——社會史的視角》（《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一文中也談到「地理縫隙」的問題。

但全文對衛所作為明朝地方二元管理體制中的重要地位有詳細論述。

衛所既為中央設立的管理體制，又與地方督撫形成複雜關係，「疏離」一說似可討論。

［15］趙世瑜在《亦土亦流:一個邊陲小邑的晚清困局》（《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中也討論了清代四川一個土司在改土歸流過程中的種種利益糾葛與矛盾衝突。

實際上，就中央政府而言，改土歸流固然是常態，但根據情況「改流歸土」亦經常發生，顯示清朝中央對地方管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

［16］《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癸巳，中華書局，1986年，第677頁。

［17］關於清代皇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問題，最新的研究為胡恆《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此書對國家權力在地方社會中的行使作了細緻研究。

進一步討論國家與社會二分的觀念是某種外來學術範式，是否應當考慮這種分野是否有效。

中國傳統「家國一體」、「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中，國家與社會的界限在哪裡？這是學界應當考慮的問題。

［18］〔法〕勞格文、〔英〕科大衛編：《中國鄉村與墟鎮神聖空間的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19］見前引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

［20］見前引〔法〕勞格文、〔英〕科大衛編《中國鄉村與墟鎮神聖空間的建構》，序論第1頁。

［21］張興文等：《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03頁。

［22］李良品、李思睿：《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宗族組織的結構、特點與作用》，《廣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23］見前引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

［24］林悟殊：《清代霞浦「靈源法師」考論》，《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1期。

［25］晚清的中國文化重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西方的學術教育體制和概念系統全面引進中國，傳統的四部之學或經世之學被現代學科分類重組。

另一方面，用近現代西方觀念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實現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奠定我們現代的國史觀念。

也就是說，我們腦子裡的中國傳統，有許多是近百年形成的，往往與中國古代的社會歷史實際存在著斷裂。

［26］陳鋒：《清代財政史（全二冊）》（《中國財政通史》第七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27］欒成顯：《清水江土地文書考述——與徽州文書之比較》，《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李娜：《清雍乾時期休寧黃氏〈家用收支帳〉的文獻價值》，《清史論叢》2015年第2輯。

定宜莊：《清代老藥鋪與八旗制度關係初探：關於新發現的幾份同仁堂檔案》，《清史論叢》2015年第2輯。

黃忠鑫：《明清時期徽州的里書更換與私冊流轉——基於民間賦役合同文書的考察》，《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

朱蔭貴：《試論清水江文書中的「股」》，《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8］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豐若非：《清代榷關與北路貿易——以殺虎口，張家口和歸化城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廖敏淑：《清代中、朝、日邊境貿易——以柵門及倭館貿易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

賴慧敏：《清代庫倫的買賣城》，《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王來特：《「唐船商人」:活動在東亞海域貿易前沿的群體》，《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張偉、湯懌：《明清海外貿易中的合夥制探賾》，《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9］史志宏：《清代農業生產指標的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有關評論見同刊同期〔荷蘭〕巴斯·范魯文、張紫鵬：《農業革命的量化——評史志宏〈清代農業生產指標的估計〉》一文。

［30］〔美〕班凱樂（Carol Benedict）著、吳慧穎譯：《十九世紀中國的鼠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包慶德：《清代內蒙古地區災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31］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3頁。

［32］〔美〕包筠雅著、劉永華等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33］〔美〕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另外，張仲民等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有多篇論文涉及大眾閱讀與文化消費的主題，也可參考。

［34］〔美〕史景遷著、阮叔梅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1頁。

（本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