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陳忠實：蒼茫白鹿原 赤誠文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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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7時40分，當代著名作家陳忠實因病搶救無效，在西安西京醫院逝世，享年73歲。
陳忠實創作的小說《白鹿原》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後去》等。
文學大家：陳忠實其人
陳忠實，1942年生於西安市灞橋區，生前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已出版《陳忠實小說自選集》三卷、《陳忠實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別白鴿》等40餘種作品。
《信任》獲1979年全國短篇小說獎，《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1990-1991全國報告文學獎，長篇小說《白鹿原》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在日本、韓國、越南翻譯出版。
曾十餘次獲得《當代》、《人民文學》、《長城》、《求是》、《長江文藝》等各大刊物獎。
其著名代表作《白鹿原》迄今已發行逾200萬冊，在國內外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不僅被國家教育部列入「大學生必讀」系列，還被評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1900—1999）。
評論家認為，該作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現代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一軸中國農村斑斕多彩、觸目驚心的長幅畫卷。
原上寫作：《白鹿原》的創作過程
長篇小說《白鹿原》以陝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白鹿村為縮影，通過講述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爭，表現了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化。
出生於西安東郊白鹿原下的陳忠實，作為生活的實際參與者與創造者，在對「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的發掘中萌生了《白鹿原》的創作想法。
早在1985年陳忠實寫《藍袍先生》以前，便將目光鎖定在引起農民世界發生變化的新農業政策和鄉村體制上，一直描寫當代農村題材。
構思「藍袍先生」的家庭背景時，他在1949年前的記憶閘門逐漸打開：那一時代的鄉村生活結構和社會形態。
光憑浮光掠影，顯然不夠。
「我選擇藍田、咸寧、長安3縣，查閱當地縣誌，也就誘發了《白鹿原》的創作慾望。
」
1986年夏，陳忠實搭上通往藍田的班車。
沿途白鹿原的北坡的景象頓時鮮活生動起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心裡，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
緊接著，陳忠實便開始查閱一部二十多卷的《藍田縣誌》，這些縣誌記載著當地曾經發生過的種種災難，戰亂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蟲以及死亡的人數等等，其中有四五卷記載該縣所有貞婦烈女的事跡或名字。
他在《白鹿原的創作手記》中寫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覽過程裡頭暈眼花，竟然產生了一種完全相背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候浮上我的心裡。
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計數的女性榜樣的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
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於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
」
受到此想法的驅動，從1988年開始，陳忠實便把妻兒和長輩安置在城裡，隻身來到鄉下的祖屋潛心寫作。
他為自己立下三條約律：不再接受採訪，不再關注對已以往作品的評論，一般不參加那些應酬性的機會和活動。
自1988年寫下《白鹿原》草稿開篇第一句：「鍋鍋兒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
直至1991年臘月25日下午，他書稿上落下最後一行文字：「天明時，他的女人鹿賀氏才發現他已僵硬，剛穿上身的棉褲里屎尿結成黃蠟蠟的冰塊。
」近五十萬字的《白鹿原》經過四年的艱辛寫作終於畫上了句號。
壓枕之書：民族與傳統的史詩
關中民俗，亡者入殮，頭下要有枕頭，身旁配備其他飾物，多由死者生前準備妥當。
某晚陳忠實與李東濟在旅館裡喝酒時慨嘆自己轉眼已到45，愛了一輩子文學，寫了十幾年小說，死了卻沒有一本墊棺作枕的書。
「東濟，啥叫老哥丟心不下？就是那墊頭的東西！但願——但願啊但願，我能給自己弄成個墊得住頭的磚頭或枕頭。
」如今，《白鹿原》已了了陳忠實生前之宏願。
老評論家陳涌力贊《白鹿原》：「陳忠實充分地理解現實鬥爭的複雜性，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殘酷性這個特點，但同樣清楚地看到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向。
儘管陳忠實在自己探索中國社會關係和社會鬥爭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自己主觀認識的一些問題，但他整體思想傾向的正確應該肯定，他的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國的現實的真實。
」
陳忠實在《白鹿原》的創作中力圖擺脫狹隘的短暫的片面的功利目的與功利態度,儘可能從歷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聯繫里去重新回顧與反思歷史，並且努力避免將個人的情感好惡強加於這一段歷史。
陳忠實從我們民族歷史的曲折中去反思傳統的重負如何阻礙著我們民族走向現代化，同時發掘出傳統中的積極因素、肯定因素，指出在我們民族振興的今天，這些合理內核仍然具有內在的強大活力，應該成為我們邁向現代化的可貴歷史財富。
「所有的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
這是一個生活演進的過程,也是歷史演進的過程。
」
「我不過是竭盡截止1987年時的全部藝術體驗和藝術能力來展示我上述的關於這個民族生存、歷史和人的這種生命體驗的。
」
李星曾對陳忠實作出如此評價：「陳忠實寫作初期的最大特點是，農村日常的種種色色，在他筆下尤顯逼真，充滿了強烈的美感。
」陳忠實始終尊重自己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感覺，「最終能形成什麼樣的作品，那就寫個什麼樣的作品獻給讀者。
既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只要有獨立生存的價值，只要是實實在在達到了我所體驗到和追求的目標，我就感到欣慰了。
」他堅持個人的生活經歷決定了其寫作對象的原則，專注體驗與感受，在生活與體驗之上發掘自然與真的魅力之所在。
「在我看來並不是想寫什麼就能寫什麼，主要決定於作家自己的體驗。
寫作就是寫感受最深的生活。
要想當一個好作家，就得走進生活，這是寫作的法典。
」
兩年準備，四年寫作，五十萬字，成就了氣勢恢宏磅礴的《白鹿原》。
陳忠實以自然與真的感受體驗描繪傳統與民族的歷史發展，以一顆赤誠的文學心將文學融入生命，用飽滿的創作熱情揮灑出一片蒼茫的白鹿原。
薪火相傳，文學之精神永存
除《白鹿原》外，陳忠實已出版的作品還有《陳忠實小說自選集》三卷、《陳忠實文集》七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告別白鴿》、《家之脈》、《原下的日子》等76種，現推薦一二。
《藍袍先生》
陳忠實中篇小說。
小說講述了主人公從自我封閉到開放的成長故事。
在創作該文的時候作者萌發出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之後創作了《白鹿原》。
《原下的日子》
陳忠實散文集。
收入《旦旦記趣》、《家之脈》、《三九的雨》、《山·水·樹·鳥》、《又見鷺鷥》、《與軍徽擦肩而過》、《六十歲說》以及《原下的日子》等短篇作品。
《關中風月》
「西部羊皮書」小說系列其中一冊，收錄了陳忠實十六篇不同時期的中短篇小說，包括《日子》、《四 妹子》、《一個人的生命體驗》等。
《接通地脈》
收錄了著名作家陳忠實的散文新作精品，由作 者親自選編，共計八十餘篇。
生命形態、精神表達和審美風格的亦重亦輕，是陳忠實散文突出的藝術特點。
他的散文作品描摹對象豐富，思考範圍深廣， 精到樸實，比之他的小說另有一番情致。
《擁有一方綠蔭》陳忠實經典散文集
收錄了陳忠實經典散文作品，如《第一次投稿》、《晶瑩的淚珠》、《在河之洲》、《也說中國人的情感》、《老陳與陳老》、《默默此情誰訴》、《告別白鴿》、《媧氏莊杏黃》、《漕渠三月三》、《也說鄉土情結》、《那邊的世界靜悄悄》等。
文章具有開闊的人文視野和人文關懷，篇篇如劑劑良藥，調理世道人心；句句如利刀，解剖拷問自身的靈魂。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
陳忠實一生從事文學創作和學習的一個總結、一個自傳，為後人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文本，幫助讀者了解作家複雜的精神勞動、獨特的心智體驗，以及當今時代的嬗變與前移，同時填補了當代文學研究某些課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空白。
即將出版作品：《白鹿原頭信馬行》
即將出版的陳忠實散文集，約18萬字，收錄了陳忠實對於一些小物件或小事情的描繪，如《又見鷺鷥》《綠蜘蛛，褐蜘蛛》《告別白鴿》《拜見朱䴉》《喝茶記事》《種菊小記》《火晶柿子》等等，這些作品是陳忠實對於白鹿原上生活的愜意描繪，也是當代散文的典範之作。
陳忠實自述：《白鹿原》是這樣創作出來的
一
一九八二年陝西省作家協會決定把我吸收為專業作家，從那以後我的創作歷程發生了重要的轉折，這個轉折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專業作家怎麼當？之前做業餘作者的時候一年能寫多少寫多少，寫得好寫得差，評價高評價低，雖然自己也很關注，但總有一個「我是業餘作者」的藉口可以作為逃遁之路。
做了專業作家之後，浮現在我眼前的，國內國外以前的經典作家不要說，近處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鵬程、魏鋼焰等小說家、詩人，無論長篇、短篇、詩歌在當時都是讓我仰頭相看的。
跟他們站在一塊兒，我的自信心無疑將面臨巨大的威脅。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也就在那前後，陝西省作協先後調進幾個專業作家，他們先後都搬進了作協剛建好的一幢小住宅樓，我在這個時候的選擇卻是回到鄉下，回到我的老家。
當時我在區文化館工作，是周六回去，周日晚上返回機關單位，做所謂「一頭沉」幹部——最沉的那一頭在農村。
作這樣選擇的主要原因有兩點。
我離開學校進入鄉村社會，先當小學教師再到公社和區上的區縣機關，整整二十年，有了很多生活積累。
成為專業作家對我的意義，就是時間可以完全由自己來支配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創作和學習上來了，回嚼我的生活。
我希望找一個更安靜、更少干擾的地方，因此就決定回到鄉下。
第二個回歸老家的原因是我對自身的判斷。
四十歲的我和當時陝西起來的那一茬很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們相比，年齡屬於中等偏上，比我更年輕的像路遙、賈平凹等。
儘管也有幾位比我年齡大的，但更多的感覺還是年齡的壓力和緊迫感，我已經四十歲，再也耽擱不起。
我想充分利用這個時間把之前的農村生活積累提煉出來，形成一些作品。
回到鄉下去，離城市遠一點，和文壇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既可保持文壇信息的暢通，又可避免某些文壇上的是是非非，省得被一些閒話搞得心情不愉快，影響到作品構思和對生活的思考。
當時想，一生的專業作家生活就在鄉下度過了，沒有做過進城的打算，心態很坦蕩。
作協分給我的四十平方米房子，我只支了一張床，連個桌子都沒放。
回到鄉下除了正常的工資外還有稿費收入，雖然很低，但對我來說也夠了，於是就把三十、五十的稿費積攢下來蓋房。
就像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這個我是深有體會，李順大怎麼造屋我就怎麼造，一根椽子、一塊水泥板都要去講價。
我是我們村裡較早幾個蓋新房子的戶主，農民都說我的房子蓋得闊氣。
其實不過就是磚頭搭的水泥板。
當時花了七千塊錢，欠了三千塊錢的債。
家裡面夫人和孩子的戶口都遷到西安了，我建這個房就是打算永遠在祖居宅院裡生存下去。
從籌備到蓋起這個房的過程也是我創作最活躍的時期。
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寫得興趣很足、勁頭很大。
寫作短篇小說的意識還不太明確，就是有什麼感覺、有什麼體驗趕緊把它寫成一個短篇。
到後來以中篇小說寫作為主的時候，就略作調整，不是盲目隨意去寫，每一部的結構都不能重複前一部。
我記得當時引發我的創作發生重大變化的是《藍袍先生》。
這個中篇小說開始時涉及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的鄉村生活，好像突然打開我的生活記憶中從來沒有觸及過的一塊。
藍袍先生的父親從小施加給他的鄉村傳統文化的規範和教育，對他的個性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下子觸發了我的很多生活記憶，由此而波及到鄉村社會裡很多人和事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但這些印象性的生活包容不進我要寫的那個中篇小說《藍袍先生》里去，因為這部小說在藝術結構上沒有大的情節，是以人的心理和精神經歷來建構的，和由此激發起的生活記憶、生活積累完全是兩碼事。
長篇小說寫作的慾念發生了。
這個中篇小說發表後也引起過一些反響，然後就開始長篇小說創作的準備，記得那是一九八五年末的事。
一九八五年春夏之交，陝西省作協的老領導為了促進陝西省中青年作家長篇小說的創作，專題在延安召開了「陝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
此前連續兩屆「茅盾文學獎」評獎，讓各省的作協推薦作品時陝西都拿不出來，因為沒有出版一部長篇小說，全部陷在中短篇寫作的熱潮之中。
省作協領導經過認真分析論證，認為一部分青年作家已經進入了藝術的成熟期，可以開始長篇小說的創作了，所以就開了這個「促進會」。
這個會我也參加了，開會時讓大家談寫作長篇小說的計劃。
我記得我發言沒超過兩分鐘，很坦率也很真誠，說我現在還沒有寫作長篇小說的考慮，因為我還需要以短、中篇小說的寫作繼續對文字功力、敘事能力做基本的訓練。
我當時的心態和意識里，長篇寫作是一個很莊嚴的，甚至令人敬畏的事情，不是隨意輕舉妄動的事。
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十一月左右寫完《藍袍先生》，寫作長篇小說的慾念突然被激發出來了。
二
創作長篇的想法激發了我想了解自己生存的這塊土地的慾望，頓然覺得之前一些生活經歷太膚淺了。
一九八六年春天，春節一過，我就離家去藍田縣查閱縣誌，當時計劃查閱包圍著西安這個古老城市的三個縣的縣誌：藍田、長安和咸寧（辛亥革命後撤銷歸併給長安縣，但縣誌還在）。
這些縣誌和後來各級黨委以及人大、政協編的那些地方黨史、回憶錄等，讓我對我生活的那塊土地有了意想不到的更真實更貼切的了解。
由於關中很大，我常說我是關中人，實際上是關中地區邊沿的白鹿原下的一個小山村中的人。
西安城在關中平原的東南角，整個平原部分是朝西朝北鋪展開來的。
我選擇這三個縣有一個基本考慮，就是它們緊緊包圍著西安。
應該說城市從古以來無論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首先輻射到距離它最近的土地上。
通過查閱縣誌了解這片土地近代以來受到的輻射和影響，讓我有種震撼的感覺。
我舉個例子，一九二七年農民運動席捲中國一些省份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湖南農民運動鬧得很兇，因為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陝西關中的農民運動普及到什麼地步：僅藍田一個縣就有八百多個村子建立了農會組織。
我當時看到這個歷史資料後就感慨了一句：「陝西要是有個毛澤東寫個《陝西農民運動調查報告》，那麼造成整個農民運動影響的可能就不是湖南而是關中了。
」這裡就有個很尖銳很直接的問題讓人深思，關中是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封建文明發展最早的地區，也是經濟形態落後、心理背負的歷史沉積最沉重的地方，人很守舊，新思想很難傳播，那它如何爆發出如此普遍的現代農民運動呢？在縣誌和相關資料的搜集過程中，有一些記憶是很令人震撼的。
我在藍田查閱縣誌時有個意料不到的收穫，就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藍田縣誌的最後一個版本，這個版本是藍田縣的一位舉人牛兆濂編的。
這二十多卷縣誌中，有四五卷全部是用來記載藍田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婦烈女的事跡和名字的，我記得大概內容就是某某鄉、某某村、某某氏，沒有這個女人的真實名字，前面是她夫家的姓，後面是娘家的姓。
比如一個女人姓王嫁給一個姓劉的，那就是劉王氏，這就是她的姓名。
這個劉王氏十五歲出嫁、十六歲生孩子、十七歲喪夫，然後撫養孩子、伺候公婆，終老都沒有改嫁，死時鄉人給掛了個貞節牌匾。
我記得大約就是這些內容，她成了貞婦烈女卷第一頁的一個典型，第二第三個人大體與此類似。
後面幾卷沒有記載任何事跡，把貞婦烈女們的名字一個個編進去，我沒耐心再看下去，在要推開的一瞬，突然心裡產生了一種感覺：這些女人用她們整個一生的生命就只掙得了縣誌上幾厘米長的一塊位置。
悲哀的是牛先生把這些人載入縣誌，像我這樣專程來查閱縣誌還想來尋找點什麼的後代作家都沒有耐心去翻閱它，那麼還有誰去翻閱呢？這時有一種說不清什麼樣的感覺促使我拿著它一頁頁地翻、一頁頁地看，把它整個翻了一遍，我想由我來向這些在封建道德、封建婚姻之下的屈死鬼們行一個注目禮吧。
也就在這一刻，我萌生了要寫田小娥這麼一個人物，一個不是受了現代思潮的影響，也不是受任何主義的啟迪，只是作為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女人，按人的生存、生命的本質去追求她所應該獲得的。
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通過翻閱資料，我心裡最早冒出來的一個人物，就是後來小說中的朱先生，獲得了活力。
朱先生的原型就是縣誌的主編牛兆濂，清末的最後一茬舉人。
他的家離我家大概只有八華里遠，隔著條灞河，他在灞河北岸我在灞河南岸。
我還沒有上學時，晚上父親叫我繼續剝玉米的時候，就會講牛先生的種種傳聞故事。
當地人都叫他牛才子，因為這個人從小就很聰明，考了秀才又考了舉人，傳說很多。
在一個文盲充斥的鄉村社會，對一個富有文化知識的人的理解，最後全部演繹為神秘的卜筮問卦的傳說。
我聽我父親講，誰家丟了牛，找他一問，說牛在什麼地方，然後去一找，牛就找著了。
這樣的傳說很多，我也很想把他寫到作品中去，但最沒有把握，或者說壓力最大的也是這個人，因為這個人在整個關中地區的影響很大。
他在藍田開設的芸閣學舍相當於現在的書院，關中很多學子都投到他的門下，在上世紀初還有韓國留學生。
關於他的民間傳說很多，反倒形成了創作這個人物的巨大壓力。
你要稍微寫得不恰當，知情的讀者就會說：「陳忠實寫的這個人不像牛才子。
」他在編縣誌時嚴格恪守史家筆法，尤其對近代以來藍田縣發生的重大事變，不加任何個人觀點，精確客觀地敘述，都用很簡練的文字一一記載下來。
他寫了一些類似於今天編者按的批註，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正是從那七八塊編者按中，我感覺我把握到了這個老先生的心脈和氣質，感覺到有把握寫這個老先生了。
這是查閱縣誌的一大收穫，卻是始料不及的。
在醞釀這部小說時，受到一個很重要的影響，一位作家寫的理論文章，大致叫做「文化心理結構說」。
估計也是從國外解讀過來的，但這個給我很大啟發，對於我正在構思的這部長篇小說具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
之前我一直遵循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手段，刻畫人物，尤其注意肖像描寫、行為描寫、語言個性化等等。
這個「文化心理結構說」給我揭開了另一條塑造、刻畫人物的途徑，就是探究你所要寫的人物內心的心理形態。
不同的人的心理各有不同的結構形態，這個心理結構形態有多種結構與支撐點，是他的價值觀、道德觀、文化觀等等。
接受這個理念以後，我在構思人物的時候，尤其是對從清末民初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這段時間的鄉村社會的人物的把握上，受到了很大的啟示。
特別是對幾個作為我們傳統文化的人物的心理形態的解析，為了準確把握他們的心理結構，我決定對人物不做肖像描寫，這和我以前的中短篇寫作截然不同。
除了對白家、鹿家兩個家族象徵性的特點作了一個相應的點示以外，其他人物都沒有個人肖像描寫。
由牛先生演繹過來的朱先生，也沒有肖像描寫。
我想試試看能否不經過肖像描寫，通過把握心理結構及其裂變過程寫活一個人物。
另外我要說的是關於小說的語言。
最初構思的時候想到這麼多的人物類型、這麼多的內容、那樣長的時間跨度，估計得寫兩三部書才可能充分展示。
到八十年代中期偏後那兩年，即我要動筆之前，文壇上開始出現一種危機感。
新時期文學一路繁榮昌盛，第一次危機感就是文學書籍出現滯銷，連名家大家的集子也沒有訂數，由此引發「文人要不要下海」的爭論。
我對這個話題有個簡單化理解，想下的就下，不想下的就繼續寫。
除文人下海話題之外，一種不容簡單化理解的危機感，就是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甚至最嚴重的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這段時間，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出版第一次遭遇市場的冷遇，這是我記憶很深刻的一件事。
報紙上登過某某大作家新作僅征訂八百冊，一部長篇小說或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印數一兩千冊是普遍的，對於任何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起碼對我是一種巨大的威脅。
這個威脅直接影響到我正在構思的這部小說的篇幅問題。
我原想寫兩三部，面對這樣的圖書市場環境，我決定壓縮，一部完成，哪怕這部多寫點字，也不要弄成兩部三部。
這個篇幅規模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我的文字敘述。
如果用以往白描的寫法篇幅肯定拉得很長，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以敘述語言統貫全篇，把繁雜的描寫凝結到形象化的敘述裡面去。
這個敘述難就難在必須是形象化的敘述，就是人物敘述的形象化。
作為寫作者，我知道難度很大，當時自己心裡沒有底。
在開始長篇寫作之前，我先寫了兩三個短篇試驗一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軲轆子客》。
這個短篇寫了農村的一個賭徒，帶有政治賭博的一個賭徒，寫這個短篇就是要試驗一種敘述語言。
這篇一萬字的小說從開篇到結束不用一句對話，把對話壓到敘述語言裡頭去完成，以形象化敘述完成肖像描寫和人的行為細節。
作為試驗的幾個短篇，我感覺還可以，發表以後給周圍的評論家看，他們都說與我以前的寫作風格很不相同，最直接的感覺就是語言敘述上的變化。
我感覺這種形象化敘述是縮短篇幅、減少字數、達到語言凝練效果的途徑。
還有一點我覺得印象深的就是關於這部作品的結構。
這部作品時間跨度比較長，事件比較多，人物也比較多，結構就成為一個很棘手也很重要的問題。
當時，西北大學有一個比較關注我寫作的老師蒙萬夫教授，我把長篇小說的構思第一個透露給他，他用一句話很真誠地指導我說：「長篇的藝術就是一個結構的藝術。
」我當時正擔心結構問題，老教授就直接點到要害上了。
這個結構該怎麼結構呢？我靜下心來讀了大約十來部國外、國內比較有名的長篇，發現沒有一部跟另一部結構是類似的。
倒給我以最切實的啟示，優秀的長篇、好的長篇都是根據題材和作家體驗下的人物、事件來決定結構的，最恰當的結構就只有自己來創造。
作家創造的意義這可能是重要的一點。
三
原來計劃用三年完成的小說，實際上僅草稿就寫了四十多萬字，寫作草稿的用意主要是把人物、事件和框架搭起來，把結構初步確定下來。
草稿只寫了八個月，接下來打算用兩年時間寫完正式稿。
草稿我是用大筆記本子寫的，寫得很從容，不坐桌子，坐在沙發上把筆記本放在膝蓋上，寫得很舒服，一點也不急。
正式稿打算兩年完成，很認真，因為幾十萬字，那時又沒有複印機，不可能寫了再抄一遍，所以我爭取一遍作數，不要再修改、再抄第二遍了。
寫正式稿的時候心裡很踏實，因為草稿在那兒放著，寫得還比較順利，本來應該兩年寫完，不料此間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影響了我，不得不停寫了兩個半年。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八月正式稿就寫了十二章，這書一共才三十四章。
但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整個半年就拿不起筆來了，因為發生了「風波」，幾乎天天開會，我記得到離過年剩下一月多的時間這場「風波」才結束。
而這時我基本把前面寫的都忘了，還得再看一遍，重新熟悉，讓白嘉軒們再回來，我就把之前寫成的十二章又溫習了一遍。
春節前後寫了幾章，剛到夏天的時候，整黨開始了，後半年寫作又中斷了，到春節前結束，又重新溫習重新接上寫。
一九九一年從年頭到年尾除了高考期間為孩子上學耽誤了一兩個月，這一年幹了一年實活，到春節前四五天畫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
如果沒有那兩個耽誤掉的半年，應該在一九九○年末就完成了。
寫作的大體經過就是這樣的。
後來我接受採訪時常說「三句話」，一句話是說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基本處於一種「蒸鍋」的狀態。
那幾年中篇基本不寫了，寫長篇的空當插空寫個短篇。
大家都能猜到陳忠實可能在寫長篇，不是我玩什麼高深，完全出於我個人的寫作習慣。
作家的寫作習慣都不一樣，各人有各人的特點。
我在西安的一些作家朋友，有人心裡剛有個構思就要找人交流，希望得到一點補充的東西，思路也會受到啟發。
我恰恰相反，我想到什麼就不斷地去想，一般不敢給人說。
不敢給人說不是害怕別人把這個東西搶先寫了，而是我對正在興趣盎然地醞釀著的構思，如果給誰一說，就如同把氣撒掉了，興趣減弱到甚至都不想寫了。
《白鹿原》完成的過程也是這種狀態，別人問我，我說這個寫作過程就跟蒸饃一樣，不能撒氣。
我不知道南方人、江蘇人蒸不蒸饃，不蒸饃就蒸米飯啊，不管蒸饃還是蒸米飯都必須把氣聚足，不能跑氣，跑了氣饃蒸不熟，米飯也蒸不熟，夾生。
我的創作習慣，包括長篇和前面的中短篇都是這樣的，從開始寫作到完成要把這口氣聚住。
這是一種寫作習慣，無論好壞，反正對我適用。
另一句就是「給自己死的時候做枕頭」的這句話。
這是我在長安縣查縣誌的時候，和一個比我年輕的作家朋友說的。
那些縣誌都是很珍貴的版本，無論是縣圖書館還是文史館借給你的時候，只肯借一到兩本，看完兩本還回去再給你換兩本來，一套縣誌往往是幾十本啊。
我住在八塊錢一晚的旅館裡，拿著本子把縣誌里重要的東西一條條抄下來，抄完了再去換。
抄一天這種東西比寫作要累，寫作有激情，幹起來沒有抄寫這麼累。
到晚上那個長安縣的作家朋友趕來和我喝酒。
酒喝多了人就有點張狂，我也是。
他問：「你在農村幾十年的生活體驗和積累還不夠嗎？到底要寫個什麼東西，還把你難到跑上好幾個縣查閱資料。
你到底想幹什麼？」我在農村工作了二十年，還不包括幼年青年上學時期，在農村生活積累上我比柳青深入得更多。
柳青在長安縣兼職副書記，兼了兩年就不兼了，我在公社鄉鎮裡頭整整幹了十年，搞工程，學大寨，執行極左政策，收農民的豬和雞，那個期間那個積累是最實在的。
儘管當時沒有創作的打算了，「文革」中間已經沒有任何文學創作希望了，只把工作當工作干，然而生活積累和體驗卻存儲著。
想到這些，我隨口說了一句：「老弟，我想弄一個死了可以放在棺材裡墊頭的書。
」當時喝得有點高，卻沒醉，說過以後就忘了。
事隔兩三年，我有幸參加中共十三大，需要在《陝西日報》上發一篇宣傳基層黨代表的文章，由長安那位朋友寫了一篇，標題大致就是我酒後說的那句墊棺做枕的話。
文章發了以後，影響不大，很快就過去了，並沒有引起人在意。
到《白鹿原》小說出版了以後，這句話才開始流行起來，到處都在說。
後來我反省這句話似乎有點狂，但不是亂說狂話，完全是指向自己，我要為自己死的時候做一個枕頭，與別人沒有關係，完全是出於我對文學創作的熱愛，以至我個人的生命意義和心理滿足。
從初中二年級在作文本上開始寫小說，經歷了五六十年代極左政治的風風雨雨，我仍然不能捨棄創作。
按當年的寫作計劃，完成這部小說我就四十九或者五十歲，在我習慣性的意識里，即村子裡農民的習慣意識里，過了五十歲就是老漢了，人的生命中最具活力的時期就過去了。
那麼，我到五十歲的時候寫的這個長篇小說，如果仍然不能完成一種自我心理滿足，肯定很失落、很空虛，到死都要留下遺憾。
出於這種心理，我說弄一本死的時候可以放在棺材裡做枕頭、讓我安安心心離開這個世界的書。
這是第二句話。
我再說第三句話。
這部小說從萌生到寫成歷時六年，從草稿到正式稿兩稿，大概一百萬字。
寫完的那一天下午，往事歷歷在目，想起來都有點後怕的感覺。
歷時六年，孩子從中學念到大學，我的夫人跟我在鄉下堅守，給我做飯。
年近八十的母親陪著大孩子到西安去念書，直到一九九一年的最後幾個月，母親腿不行了，孩子和她都需要人照顧，於是夫人也進城去照顧她們了。
祖居的空院子就剩下我一個人堅守寫作，夫人在城裡把饃蒸好送回鄉下，最後一次離過年不到一個月了，我說這些饃吃完進城過年的時候，書肯定就寫完了。
臘月二十五的下午寫完，我在沙發上呆坐半天，自己都不敢確信真的寫完了，有一種暈眩的感覺。
這四年時間，從早上開始寫作到下午停止寫作，按我們正常工作就應該休息下來了，但我的腦子根本休息不下來，手不寫了，那些人物依舊在我腦子裡頭活躍著，過去寫作從沒有如此強烈的真實體驗。
我便想，必須把白嘉軒、田小娥等從我的腦子裡驅趕出去，晚上才能睡好。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結局都是悲劇性的，對我自己的情感來說，糾結得很厲害。
要把這些人物情節排除和忘記，開始採取的方法是散步，時間稍長就不靈了，這個時候學會了喝酒。
喝酒以後，我腦子好像就能放鬆，那些人物才能驅趕出去，然後好好睡一夜覺，第二天才能繼續寫。
到臘月二十五寫完以後，情緒好像一下子緩不過勁來，我在沙發上坐了好長時間，抽著煙，情感總是控制不住。
傍晚的時候，我就到河灘上散步去了，一直走到河堤盡頭。
冬天的西北風很冷，我坐在那兒抽菸，直到腿腳凍得麻木、我也有了一點恐懼感才往回走。
在家的小屋子裡寫了整整四年，突然對家產生了恐懼感，不想回去，好像意猶未盡。
我又坐在河堤的堤頭上抽菸，突然產生了一個荒唐的舉動，用火柴把河堤內側的乾草點著了。
風順著河堤從西往東吹過去，整個河堤內側的乾草嘩啦啦燒過去，在這一刻我似乎感覺到了一種釋放。
然後走下了河堤回家。
回家以後，我把包括廁所燈在內的屋裡所有燈都打開，整個院子都是亮的。
村子裡的鄉親以為家裡出了什麼事呢，連著跑來幾個人問。
我說沒什麼事，就是晚上圖個亮，實際是為了心裡那種釋放感。
第二天一早我就進城了，夫人說你來了我就知道你寫完了。
到吃飯的時候她問：「你這個寫完了要是發表不了、出版不了咋辦？」我說如果發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就回來養雞。
這是真話，我當時真是有這種打算。
為什麼呢？你投入了這麼多的精力和心思的作品不要說出版不了，就是反映平平，都接受不了，我就決定不再當這個專業作家，重新把寫作倒成業餘，專業應該是養雞。
因為四年期間沒有稿費收入，生活很艱難，有一年，三個孩子相繼上高中、上大學，暑假我拿不出三個孩子的學費錢，曾經跟我在鄉下一塊搞過文學的人聞訊送來了兩千塊錢，他搞了一家鄉辦企業賺了錢。
我當時真是感覺到，農民企業家很厲害，兩千塊錢就給你摔在桌子上，多豪壯啊。
後來我很踏實地對夫人說：「這個小說要是能出版，肯定會有點反響。
」因為我清楚作品裡寫的是什麼。
但是我在這裡很坦率地跟大家講，這本書出版後引起那麼強烈的反響我從來就沒有設想到，再給我十個雄心壯志我都料想不到。
四
這個書的出版過程也有點意思。
書稿為什麼給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完全是一種朋友間的友情和信賴。
我在「文革」期間發表了第一個短篇小說，儘管國家還處在動盪之中，但已經開始恢復刊物，逐步恢復文藝創作、培養文學新人，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開始恢復出版。
該社的一個編輯何啟治到陝西來，找了幾位老作家，有人就說陳忠實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大家都反映不錯。
我當時正在郊區區委開什麼生產會，這個編輯就到區上來找到我，他對我說：「你這個短篇我已經看了，再一擴展就是二十萬字的長篇。
」我當時給他嚇得幾乎不敢說什麼了，能發表一個短篇我當時就很欣慰了。
但這個何啟治的動人之處就是由此堅持不懈。
回到北京以後，不斷給我寫信，鼓勵我寫長篇。
半年之後，我被派到南泥灣五七幹校接受勞動鍛鍊半年，幾乎同時他也被派到西藏去做援藏幹部，還保持著書信聯繫，他雖然已經不在崗位上，但還鼓勵我寫長篇。
新時期以後，何啟治跟我有一次相遇時說：「我現在再不逼你寫長篇了，但咱們約定一點，你的第一個長篇，你任何時候寫成，你給我。
」我就答應了。
所以《白鹿原》寫完之前，幾家出版社聞訊我有長篇，先後來找我，我都說已經答應給別人了。
寫完以後一個月我就給何啟治寫了信，按我說的時間來了兩個編輯。
這兩個人來西安以後還等了兩天，我把最後兩章梳理完，把改好的長篇稿交給他們以後，他們下午就離開了，到四川開個什麼會，然後再回北京。
因為當時出版程序不像今天，一個禮拜就可以印刷出一部長篇小說來，我預計最少得兩個月以後才會有消息，心裡倒很坦然。
出乎預料的是，大概不到二十天，我從鄉下再回到城裡就見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回信。
我當時以為肯定不會有什麼結論，打開一看，我幾乎都不敢相信，大叫一聲就跌坐在沙發上了。
我夫人從灶房裡跑過來，嚇得臉都青了，我躺在那兒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兩個人從西安把稿子拿上以後，在去四川的火車上就看完了。
他們回到北京就給我寫了這封信，評價之好之高，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心裡一下子就踏實下來，出版肯定沒有問題。
對一部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表態如此之快，在我看來是非常少有的。
在此之前也有一件讓我感覺欣喜的事。
我曾把《白鹿原》的複印稿給作家協會的一位年輕評論家李星看過，讓他給我把握一下。
他跟我是同代人，是朋友。
我從鄉下回到作家協會，在院子裡撞見李星，問他看過了沒有，他說看完了。
我說我都不敢問你感覺如何。
李星拽著我的手說：「到我家裡去說。
」剛一進他家的門，李星轉過身就跳起來說：「這麼大的事，咋叫咱們給弄成了！」我聽完了以後也愣在那兒。
後來我調侃李星，我說：「李星第一次用非文學語言評價文學作品。
」（2007.4.13講於南京，2007.6.6修訂於二府莊）
【參考材料】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
《我早就走出了白鹿原——陳忠實訪談錄》；
《白鹿原是陳忠實的生命》；
《陳忠實：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中國教育新聞網實習生 彭詩韻 綜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