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錢鍾書的學問方式（一）｜正略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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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劉夢溪

來源 | 中華讀書報

學術殿堂的引橋

我和錢鍾書先生沒有見過面。

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為創辦《中國文化》雜誌，也由於當時想著手對錢先生的學術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

我從未把這些信拿出來，覺得不好意思。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學者，不僅是欣賞，而且是特別尊敬和心儀的人。

我研究晚清民國以來的現代學術思想史，錢先生是我關注的重點學術案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開始做這方面的題目，決定對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這三位真正大師級的人物，做個案分疏和綜合比較研究，於是開始讀他們的書。

最先讀的，是錢鍾書。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每一本書、每一個字，我都讀三遍以上。

內子陳祖芬寫過一篇文章，叫《不敢見錢鍾書先生》，其中寫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頭巷尾，看到一個人，或者在公共汽車上，或者在路上，在樹下，在牆邊，在任何地方，都拿著書看，這個人看的一定是《管錐編》或者《談藝錄》。

她這樣寫是寫實，不是文學描寫。

我的確讀錢先生讀得很熟，熟到他成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

不僅他的書一本一本被我劃亂了，讀錢的筆記也積下好多冊。

讀完錢鍾書之後，就讀王國維。

王的東西多，必須選讀。

先是早期的《靜安文集》和《靜安文集續編》，然後是《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古史新證》等。

王國維後，開始讀陳寅恪。

非常「不幸」，我讀陳寅恪以後，扎進去就沒有出來。

結果不是三個人一起寫了，變成對陳寅恪做單獨的個案研究。

我現在寫的關於陳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萬言，公開發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對我如此熟悉的錢鍾書，卻一直沒有寫文章發表。

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錢鍾書。

一次廈門大學召開關於錢先生的研討會，李澤厚得知，說應該去，你是研究錢鍾書的。

我問他何以知之，他說當然知道。

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沒有講。

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塊是圍繞二十世紀現代學者的學術思想。

我的體會是，這些大師巨子是我們晚學後進進入學術殿堂的比較便捷的引橋。

通過他們，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國傳統學術，也可以通過他們連接西方，走向中西學術思想的會通。

更重要的，他們為我們樹立了學術典範。

我曾經用「空前絕後」一語，形容他們學問結構的特點。

「空前」，是指這些現代學者，在西學的修養方面，漢儒、宋儒、清儒，都比不過他們，因為當時不可能有這個條件。

漢宋儒不必說，乾嘉學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紀現代學者在這方面相比肩。

雖然早期的傳教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學人有一些關聯，但我們看不到乾嘉大師們的西學修養有哪些具體而明顯的呈現。

二十世紀學者不同，他們常常十幾歲就留學國外。

陳寅恪十三歲留學日本，然後美國、歐洲，前後大約有十六七年的時間在國外。

連馬一浮也有在美國、日本的經歷，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去的，儘管停留的時間前後不是很長，畢竟擴大了學問的視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現代學人的國學根基，又是後生晚輩不能望其項背的。

他們四五歲開始發蒙，到七八歲，十幾歲，不用說五經四書，十三經、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讀過了。

他們有這樣的學問積累的過程，所以在學術的知識結構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絕後的。

「絕後」不是說後來者的聰明智慧一定少於他們，而是沒有當時那些個具體條件，包括對學人為學非常重要的家學和師承。

國學需要童子功，年齡大了補課，實際上為時已晚。

因此後來者要趕上他們，難之又難。

就研究我國固有學術而言，二十世紀學者也開了先路。

經由他們可以更自覺地進入原典。

二十世紀現代學者的學術，是不是也有瑕疵？肯定會有。

陳寅恪就講過，王國維的學說也可能有錯誤，他自己的學說也會有錯誤，自然可以商量。

同樣，錢鍾書的學術，也一定有可商之處。

但是他們的學術精神，為學的態度，純潔的資質，堪稱後學的典範，應無問題。

我們今天的學術風氣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紀大師們的那種精神、那種風範、那種態度。

勿誤讀錢鍾書

現在關注二十世紀現代學術的人多起來了，但研究得遠不夠深入。

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剛剛開始，就颳起這個「熱」那個「熱」的風。

學術研究最怕颳風。

一颳風，「熱」得快，涼得也快。

然後罵聲隨之而來。

錢鍾書先生不幸也遭此命運。

我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錢鍾書是卡夫卡的絕世藝人》。

這篇文章寫的倒是很俏皮，但認為錢先生的學問，不過是一個雜耍藝人用以謀生惑眾的絕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幾聲叫好，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他說《談藝錄》和《管錐編》，本質上應歸屬於諸如繞口令、迴文詩、字謎等文字和語言遊戲一類，是一種自娛性的、習慣性的、享受性的東西。

這位作者甚至還聲稱，《談藝錄》和《管錐編》是自私的，勢利的，是抬高門檻為難人的，是以顯擺為目的的等等。

我無論如何不能認同這篇文章對錢鍾書先生的評價。

如果不是牽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擬於不倫的文字遊戲，我認為他至少是沒有讀懂錢鍾書。

讀懂錢，並不容易。

陳寅恪先生的書，馬一浮先生的書，也不容易讀。

讀懂讀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礙，文字沒有那麼多障礙。

馬一浮的著作不多，無非《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等。

但讀懂馬先生，我認為是非常難的事情。

難就難在，閱讀者是否能夠進入馬先生的學問世界和精神世界。

陳寅恪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就是對古人的著作，對古人的立說，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因而能夠體會古人立說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詣。

錢鍾書先生的著作，為什麼採用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呈現方式？為什麼用文言而不是白話？他是文學家，小說《圍城》和散文《寫在人生邊上》等，可以證明他的白話同樣令人絕倒。

這涉及到如何理解錢先生的學問態度和學問方式問題。

他對學問有一個宿見，就是認為大抵真正的學問，不過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而不是閉目塞聽地「做」出來，或是吵吵嚷嚷地「講」出來的學問。

他說一旦成為朝市的「顯學」，很快就會變成俗學。

這些話，深入體會，才能知道一點學問的滋味。

以虛妄浮躁的心態，試圖了解穩定的學問，不可能對學問得出正解。

錢先生的學問方式，毫無疑問是活躍的，多姿的，千變萬化的，但他的學問精神是恆定而守持不變的存在。

他認為古與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兩造，而是可以連接一氣，互相打通的世界。

他說：「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並且認識到過去東西的現實意義。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轉引自鄭朝宗著《海夫文存》，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8）

他對「專學」的看法也很特別。

他說因研究一種書而名學的情況不是很多。

一個是選學，《文選》學，一個是許學，研究許慎的《說文解字》的學問，可以稱為專學。

《紅樓夢》研究成為紅學，是為特例，但他認為此學可以成立。

其餘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韓（韓愈），都不能以「杜學」或者「韓學」稱。

可見他對學問內涵的限定，何等嚴格。

這是大學問家的態度。

現在到處使用專學的稱謂，把學問泛化，結果取消了學問本身。

錢先生還特別指出「師傳」的弊端，認為弟子多，對其師尊崇的結果，反而把師也扭曲變形了。

這就是《談藝錄》反覆講的「尊之實足以卑之」。

錢先生的好友鄭朝宗先生說，錢先生是「但開風氣不為師」，可謂真知錢先生之言。

錢先生從不以師自居，不聚徒講學，也沒有弟子。

關於作者

劉夢溪，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文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