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說的就是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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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視野金石學研究的拓荒之著——讀王宏理《中國金石學史》
文|徐文平(浙江財經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王宏理先生新著《中國金石學史》日前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上下兩冊、六編126萬字的煌煌巨著,引起了學術界及書法界的極大反響。
不少專家、學者為之歡呼,許為近年藝林扛鼎之作。
蒙先生厚愛,第一時間惠我新著,有幸先睹,奉讀一過,啟迪殊多,受益良深。
中國金石學是中國特有的傳統學問,尤以宋、清兩朝成就為突出,主要體現在對金石資料的搜集整理與著錄領域,並也曾有過不少考訂文字等方面的成果,但多是個案研究。
自近代葉昌熾著首部古代石刻通論性著作《語石》以來,繼起者有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朱劍心《金石學》等。
但葉氏寫作著述方式以舊式學者筆記體為主,繼起者雖於「石」外增加「金」的內容,但在體例上基本未有新突破,且學術成果多沿襲前說,缺乏深入性、系統性。
至於作系統的研究總結特別是以藝術視野加以深入探討與總結,自然更無先例。
王宏理《中國金石學史》一書的出版,填補了這一課題的學術空白。
這項成果的巨大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時代文化的高度,揭示了金石學在現代社會的文化意義;從現代學科角度,廓清了金石學的內涵與外延。
重視大文化視野是近年藝術史學研究的一個趨向,這對往昔多停留在敘述性編纂階段的著述現象而言是個進步,但卻容易出現兩個偏向:一則以其他學科知識與藝術史實生硬拼湊,名為研究實為拼盤,少有學術意義;二則不顧藝術史實,將西方理論及學科分類直接硬套於中國傳統學問或學科上,結果是徒創新名詞而少學術新見解,失卻學術價值。
王宏理先生則不然,其以歷史文化為背景,通過「把玩」即從藝術鑑賞的角度切入,抽絲剝繭地為我們找到了非同於現代考古學的金石學科的真正內涵所在。
誠如先生所言,所謂「金石」,就是「古董」「古玩」,即「珍貴的可供賞玩的古代器物」。
然而,這「玩金石」正是古訓中首先被力戒的。
《尚書·旅獒》言:「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而如今現狀也是:客觀上因隨著研究的學術化,無形中被劃入考古學;主觀上也正因受「玩物喪志」的古訓影響,片面地認為用以研究歷史才是正道,試圖強行歸入考古學。
結合對中國金石學發展演變的深度梳理,王宏理對此一一作了辨析,並在討論考古學界有關分支學科的觀點及「案頭考古學」(此指金石學)與田野考古學、金石學與美術考古學關係的基礎上,以藝術為視野,明確指出了金石學在當代仍然完全可以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即與考古學保持一定距離的,或說以藝術鑑賞為主、考古為輔的)中國傳統的學問存在並鬚髮揚光大,這為金石學在當代的重振夯實了理論基礎。
第二,對多種金石器物的起源及流變過程中的名實關係重做全新的研究,並對中國金石學做出實質性的藝術探討。
以「玩物」為主要目的的古玩搜集珍藏,是中國極為豐富而精美的古玩之所以留傳至今的原因所在,它是源遠流長的中華燦爛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故金石學史的研究,「不啻一部美術變遷史」(朱劍心語)。
以藝術為視野,《中國金石學史》始終貫穿著對各期各類金石的藝術特點和歷代學者的研究這兩大主題。
王宏理先生通過對多種金石器物的起源及流變過程中的名實關係重做全新的研究(如從名實、體用等方面,全方位地論證了墓誌、墓碑碣、告地策、刺謁等,更從大量考古資料中找出東漢墓誌中已明確刻有「墓誌」二字,提出起源新說),糾正了許多錯誤觀點(如學者誤解墓石柱即望柱、華表為神道,或將左闕、右闕與墓闕混為一談等),澄清了歷來金石學懸而未決的諸多問題,並築基於現代考古新材料和對古典文獻的爬梳鉤沉,不但釐清了歷代金石造型、紋飾、書體書風發展演變的脈絡,為文物考古的斷代與真偽鑑別研究提供有較高價值的參考依據,而且藉此實現了對各時期各類金石從造型、紋飾、銘文等藝術特點及文化意義的全新的系統闡述。
無論在金石、美術或考古領域,《中國金石學史》都取得了讓人眼前一亮的重要突破。
第三,基於新發見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統化探索,成為中國古老學問現代研究的成功範例,具有重建學科體系的重要價值。
王國維先生曾言:「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
」姜亮夫先生進而以為:「使歷史改觀之最大原因,一為新的材料之發現,一為新的學術之發現。
」王宏理先生對此有著透徹的理解,並以其拔萃出類的史德、史識、史才和對考古文物的全面把握,運用王國維獨具特色的「二重證據法」,自如地駕馭各類各期金石學研究史料並加以系統化梳理研究,以自己確切鮮明的語言來闡述金石學這門古老而精深的理論,發前人所未發,得到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新結論,誕生許多新觀點。
如清代所出三國時楷書碑《葛祚碑》,至今人皆以為碑形仿舊制,文字為後人追刻。
著者根據大量現代考古材料證明其非偽。
又如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字體嚴整,與其後期碑碣中寬博雄強的風格不類,學者皆以為是其早期書風。
著者將其碑帖按時代詳細排列做深入研究,並以新近出土的《郭虛己墓誌》為佐證,指出是兩種不同創作風格,而非早晚之別等。
可謂信手拈來,皆成春色,讓人讚嘆不已。
王宏理先生以為,金石學史上不少問題至今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於多因僅從某一角度來思考所致。
學術研究的角度與水平,既依賴於研究者的已有學養,又需仰仗研究者的才能與眼光,即需要「學、才、識」三位一體的合力作用。
作為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的高足、王國維先生的再傳弟子,王宏理先生飽讀詩書,主攻金石文獻及書畫藝術,其詩才、學識早已被學界所讚許。
究其學術研究,前有《志墓金石源流》《古文獻學新論》的考證與討論,新見迭出,大張學術開拓精神;今之《中國金石學史》更有重建學科體系的考量,中國金石學史觀也由此得到了全新的闡釋。
而這些新成就的不斷取得,皆立足於對研究對象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統性研究,其研究方法、治學精神無不對後來者深入事物本質及學術研究的規範化、科學化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中國金石學史》的撰述源於王宏理先生青年時代的興趣與願望,正是其集三十餘載的學術積累和對考古新發現的持續關注,幾十年磨一劍,終將中國金石學這門古老的學問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廣度、深度和時代的文化高度。
(來源|西泠印社)
《中國金石學史》
王宏理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金石學史》首先厘定了金石學的歷史概念,隨後按照先秦編、秦漢編、魏晉南北朝編、隋唐五代編、宋遼金元編、明清編六編,分禮樂器、兵器、雜器及銅鏡、璽印、錢幣等銅器和石望柱、石闕、石象,以及摩崖石刻、碑碣、墓誌、鎮墓文等石刻,還有石質的替代品如畫像磚、瓦當等等,全面介紹各時代的金石特色和特點。
本書對墓誌、碑碣、告地策等起源,石柱、墓闕、牌坊、買地券等在名實上的混亂,都有自創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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