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傳統何去何從？

1990年8月30日，一代史學宗師錢穆在台北逝世，享年96歲。

著名學者朱學勤先生認為，中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知識分子有三種主要形象，其代表分別是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和錢穆的嚴謹學業。

我們都知道，魯迅和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報以批判態度的，那麼，錢穆對此是什麼態度呢？

作為20世紀中國最著名史學大師之一，錢穆一生獻身中國史，特別是儒家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傳統史學研究的基石。

錢穆為後人留下1600萬字皇皇巨著，既有《國史大綱》這樣以三十萬字概括中國史全程的宏觀大手筆，也有如《朱子新學案》以百萬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學術發展的極致微觀之作。

其學力之深厚，格局之宏大，即便在大師輩出的民國也屬於佼佼者。

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如此成就斐然的大師，卻連中學都沒讀完。

錢穆11歲入常州中學堂，15歲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只好輟學。

1912年，為了生計，17歲的錢穆，入家鄉一所小學任教，開始了20年的鄉間教書生涯。

教書之餘，他堅持讀書，效法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陸續出版了《論語文解》《孟子要略》等著作。

1927年秋，錢穆執教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

蘇州中學期間，他課外主要研究工作都是為了撰寫《先秦諸子系年》。

1929年初稿完成，顧頡剛讀了甚為驚訝和佩服，專程到蘇州拜訪，兩人一見如故。

顧頡剛建議錢穆到大學教歷史，並向中山大學推薦，錢穆雖獲得中山大學聘書，但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懇請錢再留一年，遂不成行。

1930年，錢穆又發表了更有學術分量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以細密的考證，指出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有28個不通之處，洗清了被康有為誣陷的劉歆偽造古經的不白之冤，一舉結束了長達30年的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

之前各大學的經學史課程講的都是康有為的觀點，錢穆著作一出，各校此課紛紛停開，不得不按照錢說重新備課，調整講法。

此時，顧頡剛再次邀請錢穆到大學任教，錢穆終於來到北京，先在燕京大學，不久轉入北大，開始了大學教授生涯。

進入北大後，錢穆一改之前的考證梳理，主要致力於通史、通論式的寫作：除了《國史大綱》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儒學案》《中國文化史導論》《湖上閒思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中國歷史精神》《文化學大義》等先後出版。

這些著作立意宏大，提綱挈領，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各個層面，以獨特的方式，勾勒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樣貌。

作為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錢穆具有的不僅是紮實的文史知識、嚴謹的學術精神，還有格外鮮明的士大夫情懷。

錢穆出生於1895年，屬於五四一代知識分子。

他雖沒有前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等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參政慾望，但依然繼承了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只不過採取了不同的路徑。

據錢穆回憶，十歲那年，他的體操老師錢伯圭對他說，中國歷史走了錯路，才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亂循環。

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

這段話對錢穆帶來極大震撼，最後發展為他的終極關懷：他畢生治學，分析到最後，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

這種對中國文化命運的終極關懷，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能找到，最典型的就是《國史大綱》。

錢穆的眾多通論性著作中，最具影響力的也屬《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的底本為錢穆講授中國通史的講義，曾在北平講授四年，後抗戰爆發，高校南遷雲南後又兩度講授。

錢穆本來學養深厚、才思敏捷，擅長講演，當時又正值民族危亡之際，學生民族情緒高昂，所以老師和學生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

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中央日報》上。

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

」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制黑暗」、「古代中國民無權、國無法」等說法，主張「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

」

歷史學家、雲南大學教授李埏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

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

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裡或宿舍中，討論起來。

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

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讚許，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

《國史大綱》出版後，錢穆在重慶等地進行了多場演講，闡揚傳統文化，激勵軍民抗戰士氣，聲譽日高。

史學家嚴耕望感嘆，「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

」

然而，民族主義色彩的史學觀，固然能在國家危亡之際振奮人心，卻也不可避免地引來不少爭論。

根據錢穆在《國史大綱》中透露出的意思，他主張中國文化自成一獨特的系統，而非像主流觀點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在於落後了整整一個進化的階段。

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中國文化自不能不進行調整和更新，但調整和更新的動力必須來自中國文化系統的內部。

這是就文化整體而言。

具體到政治制度，錢穆說：「中國傳統政制，雖為今日國人所詬詈，然要為中國之傳統政制，有其在全部文化中之地位，無形中仍足以支配當前之中國。

誠使中國傳統政制，尚有一些長處，尚有一些精義，豈得不為之洗髮。

倘能於舊機構中發現新生命，再澆沃以當前世界之新潮流，注射以當前世界之新精神，使之煥然一新，豈非當前中國政治一出路。

」在錢穆看來，儒家的終極政治理論與其說是助長君權，毋寧說是限制君權。

基於儒家理論而建立的科舉、諫議、封駁等制度，都有通過「士」權以爭「民」權的涵義。

這讓人不禁聯想到最近幾年，學界吵得很熱鬧的儒家限政。

一些新儒家學者不僅致力於發掘中國傳統中與現代性相容的思想元素，包括自由和民主，還將儒家政治闡釋為限政主義。

這類的主張在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上，無疑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除此之外呢？

一方面，如學者劉擎所指出，今日之中國，源自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的文化因素，以及源自西方的多種思想理念，同時構成了我們文化實踐的地平線，平等主義的理念、個人本位的自我理解，以及多元主義的信念與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國人「社會想像」的基礎部分，並難以逆轉。

此時，即便證明了傳統的儒家價值系統中也包含現代觀念，又為何不用近現代中外限政的豐富論述，而要捨近求遠繞到古代尋求資源？

另一方面，任何文化，其最初產生都是基於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

中國的傳統文化脫胎於熟人「小社會」歷史時期，而如今，在大規模協作的、陌生人的大社會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後，那些原有的價值系統，即便在形式上與現代制度有某種相似性，其底層的邏輯，是否真能適應新時代的社會機構，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傳統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從制度層面看，並沒有太大必要去捨近求遠，復活一個連我們自己都覺得陌生的東西。

但如果從文化層面來看，似乎還有一定挖掘的空間。

畢竟，即便那是已經遠去的歷史陳跡，但總還是我們自己的歷史，依然會繼續存在於我們的意識深處，時不時撓動一下我們的神經，勾起一種追憶式的渴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學大師們對我們的意義也許就在於，指示我們如何去認識傳統，至少在知識層面，能讓我們獲得一種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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