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民族危亡時期，喚醒國魂、禦敵救國

最近在讀的歷史方面的書有兩本:黃仁宇先生的的《中國大歷史》和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

兩書讀來，感覺孑然不同。

(文章最後附上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的書評)

而黃先生的書，大氣磅礴，行雲流水，讀來暢快淋漓，勝在一個「情」字。

錢先生的書，如同老夫子講課，需正襟危坐，洗耳恭聽。

然則史料翔實，句句鏗鏘有力，勝在一個「實」字。

《國史大綱》全書在內容取材上詳述漢、唐時期而略寫遼、金、元、清，詳寫中原地區而略寫周邊少數民族，詳於闡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而略於具體的人與事，力求簡要，僅舉大綱，刪其瑣節。

作者指出該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後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鑑。

在政治制度方面，《國史大綱》將中國古代的政治演進劃分為了三個階段。

一是到秦漢時期完成的封建集權大一統;二是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完成的政府構成演變;三是到隋唐時期完成的科舉競選制度，至此，科舉取代世族門第成為了中國延續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史大綱》強調了經濟建設與文化、政治建設的相互謀和。

三者的發展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雖然並非每時每刻相互適應，但其總體趨勢是在相互調和中的向前發展。

在文化學術方面，《國史大綱》認為前秦過後，中國的文化學術逐漸開始脫離於宗教與政治勢力，以一種平民化的氣象氛圍一脈相承，歷久彌新，這在北宋時期達到極盛。

作者在全書中以一種獨特連貫的眼光來審視時代的變遷，往往能將一個問題進行跨時代的系統梳理，擴大延伸。

如在論及中國古代田制的問題時，書中從晉朝占田到北魏均田，從唐朝的租庸調到兩稅法，進行了一個系統整體的概說。

作者還強調史學要與當下的現實相聯繫，不能將歷史知識和歷史材料進行單純的堆砌，那樣作出的只是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作者書中的內容處處以國家、民族為中心，主張發掘出中華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精神力量。

《國史大綱》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

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於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於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於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於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

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

如田制，能將兩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

《國史大綱》作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

作者認為，史學不等於技術，不等於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於聯繫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

他強調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

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

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是落後的。

錢穆《國史大綱》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

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

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科舉競選(這在隋唐兩代完成)，考試和選舉成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的兩大骨幹。

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四民社會的關係。

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歷久不衰。

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

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儘管在歷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國史大綱》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

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

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

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

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

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

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

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

三國晉朝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漢朝。

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

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有生力量。

《國史大綱》出版之後， 即被列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用書， 風行全國。

它是在民族危亡時期， 用以喚醒國魂、禦敵救國的佳作， 表達了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深厚之愛情。

《國史大綱》創編纂通史的一種新體例。

它首重政治制度，次為學術思想，又次為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為最下層的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的結構，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的干柱。

在具體闡述時，並不是刻板、機械地作教條主義的圖解，而是在客觀中求實證，抓住各個歷史時期突出的變化，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