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文學期刊的倒掉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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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已死的年代，沒有收穫，只有饑荒。

』

1 - 曖昧的雜誌立場

如今重述俄羅斯文學史，我們已經習慣了把目光投注在其中某幾顆巨星之上，比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或者屠格涅夫。

這顯然是外行人最容易進入語境的方便道路，最好的作家意味著最大的邊際效益。

目前文學史的研究者，更多是從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的流變進行研究，比如果戈里是如何同時影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叛逃流亡者納博科夫，然而，這仍然只是一種縱向的時間維度。

讓我們把目光再次縮窄，只關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這個時候，橫向的切片就顯得必不可少。

在十九世紀後葉的俄羅斯，文學史的書寫，實際上是在一堆文學雜誌上重構出來的。

比如普希金創辦的《現代人》，涅克拉索夫創辦的《祖國紀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創辦的《時代》，以及米·卡特科夫創辦的《俄國導報》等等。

而在幾十年之後的近代中國，一路向西的五四，恰好就變為了俄羅斯那個時代的鏡像對位。

這些雜誌的意義不言自明，稍微經歷過高中歷史教育的普通人也都隱約知道《新青年》對五四運動的重大影響。

這些雜誌各自獨立，代表了各自的觀點、傾向和信仰，每一個平台，都如同具有磁力，吸引著相同理念的作家。

作家們站在平台上發聲甚至謾罵，在相互攻訐之中，共同探討沙皇帝制末期的俄國出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小說，大多發表在《俄國導報》上，他是「根基派」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旅居法國的「自由派」領導人屠格涅夫的一生之敵，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正像民國時代，魯迅和梁實秋之間曠日持久的罵戰。

所謂「根基派」，也就是回歸斯拉夫民族本身的俄國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處於「民族」和「自由」的論戰中心，對社會思潮的各種聲音完全爛熟於心，《白痴》里大段大段的論辯正基於此。

我無意在本文里展開對陀翁的思想分析，只是想說明：無論如今如何評價陀翁在基督教文學中的地位，他從未是現實的局外人，而這也正是一切文學的根本良心所在。

而媒體，更準確的說，是不同立場的雜誌，給予了這場浩大的時代論辯，一個正反兩面共同發聲的機會。

這些雜誌，作為思想平台的意義到底有多大，可以用一件無聊的軼事證明。

在陀翁進入成熟期之後，由於稿酬的考慮，他把長篇小說《少年》發表在倒皇派的《祖國紀事》（對立陣營）上，而這件事，就順勢成為對方攻訐陀翁在政治立場騎牆的重要論據。

曾主持《祖國紀事》的別林斯基（和果戈里），別林斯基曾高度讚頌陀翁的早期作品《窮人》，後因社會理念而分道揚鑣

回顧過這段歷史之後，一旦回到中國當下，就會感到強烈的不協。

坊間把《人民文學》、《收穫》、《十月》和《花城》當作華語文學的龍頭平台，但事實上，它們無非都是彼此的複製品。

在社會思潮上，既不提供爭論的話題，也毫無屬於自己的立場可言。

相反，真正去關心現實的任務，反而交給了《GQ》、《ELLE MEN》，甚至愛露奶子的《男人裝》這樣的時尚雜誌。

2016年，《GQ》的主編拿出了「帝吧風雲」和「喊麥」兩篇重磅炸彈，而同時，我翻開老牌文學雜誌《山花》的公眾號，仿佛了又回到了十五年前——剛剛步入青春期的我，躺在外公的床上一臉憤恨地閱讀，萬惡的日本鬼子是如何咬掉了中國農婦的奶頭。

市場的開放、資本的洪流和以及網絡化的興起，究竟是如何影響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還是西方普世自由，或者說，選擇帶路黨還是五毛？已經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的當代中國應該如何轉向？地域歧視愈發嚴重，全國體制應該何去何從？這一連串擺在每一個中國人眼前的話題，甚至在網易的回帖下，被文化人看不上的群氓們，一次又一次用謾罵的形式爭論著。

新媒體和時尚雜誌，已經交出了自己的非虛構答卷，然而，文學期刊上的文學家們，反而統統失聲。

他們失聲的方式，是結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聯盟，大家都很好，他們的自我感覺都不錯。

這張配圖是從「李毅吧」里找來的

2 - 讀者的日漸流失

在安娜·陀斯妥耶夫斯卡婭決心自己出版陀翁文集之後，陀翁時常能從售書訂單上得到讀者親切的慰問。

陀翁也經常出入公眾場合，在禮堂里，對廣大讀者親自朗誦自己的小說片段，每當台下的觀眾聽到《卡馬拉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節，就會流下激動的淚水。

甚至還有這樣的軼事，有一位迷妹聽信了謠言，以為安娜和陀翁離婚了，就不顧一切地帶著行李趕赴陀翁家裡，想要照顧文豪人生最後的時光。

類似的迷妹傳說，在上個時代的作家身上並不罕見。

握一下手就暈倒在路旁，並不只是你鹿你韜你小行星的專屬特權。

在如今的時代，不只是文學，能夠出現一個像麥克·傑克遜一樣的娛樂偶像，都已經變得不太可能。

然而，權威的倒塌並不能成為文學期刊淪落的藉口。

雖然純文學不能用「漂亮孫媳把八旬老漢按在床上竟是為了——」這種庸俗的十萬點擊相比，但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資深文藝青年，也難以對文學期刊產生興趣。

這才是文學期刊的致死軟肋。

2016年，在《收穫》上發表了一篇《60歲的中文系女教授》的中篇小說，而這篇小說早在兩年之前就發表在豆瓣閱讀上，讀者寥寥，而且不乏差評。

作者汪若顯然是村上春樹的贗品，類似於溫州假鞋和雲霄假煙，最擅長的套路就是突然在小說里塞進一隻憑空出現的伊拉克袋鼠，如夢似幻。

期刊作者早已學會了一套通用的故事手法：堆砌毫無意義的生活細節（所謂「現實的切入」），然後憑空出現一個超自然的寓言（所謂「讓故事漂浮起來」），而這套廉價的故事手法成為了期刊的最大偏好。

《人民日報》早就應該對豆瓣下手了

寓言的結局，要麼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神婆，要麼是一隻被大鳥叼走的侏儒，作者和評論家自然可以把它們解釋成為「天外飛仙的妙筆，打破了現實的地心引力」，但實際上卻是可以彼此對換的庸俗橋段。

這些即興編造的意義符號，普通讀者沒有拆解的能力，而高級讀者則不屑於拆解，唯一對它們有興趣的，則是蔓生在文學期刊枝幹上的評論家們。

因為極度缺乏對當下的現實關照，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包裝模式，已經從學院派轉向了輟學派。

一旦某某作家有過底層經歷，包括當過牙醫，做過警察，以及下過工廠，都成為了可以吹噓一番的由頭。

而這種包裝模式，某種程度上確實有幾分靠譜。

只是需要警惕的是，生活現象給了他們靈感和衝動，一旦轉型成為了職業作家，和生活的血肉聯繫，就有可能再度變得脆弱。

期刊作家們最流行的話題，就是文化圈子本身。

今天看個展，明天吃個飯。

教授的故事，導演的故事，畫家的故事，以及作家圈子自己的故事，他們在努力講述自己的故事，寫給懂他們故事的編輯和評論家看，但歸根到底，就只是他們的人生而已。

在這個時代里，嚴肅作家到底應該對什麼人說話？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當下寫作最困難的懸案。

《收穫》在2016年，決心開闢一個全新的讀者市場，科幻文學。

這項決策，明顯是看見了劉慈欣和郝景芳的國際東風。

老牌純文學刊物，對通俗小說降下高傲的身段，打算去接《科幻世界》的班，或許並不意味著他們接了地氣，而是對純文學本身，對自己的讀者群，也逐漸喪失了信心。

3 - 不說人話的評論家

讓我重新問一遍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作家到底應該對什麼人說話？它實在是一個龐大的議題，但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至少要對人說話，要說人話。

在這個最簡單的事情上，評論家比作家做得更差。

文學評論早已經成為學術圈的玩具，一水的雲山霧罩。

沒有人能夠聽懂評論家在說什麼，包括評論家自己。

這無疑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敘述策略，自己首先表述得含混晦澀一些，就提供了日後自我辯解的餘地。

「X小說無疑是真正的超越性的美學體驗。

它無比曖昧，卻本質真實。

在牢固的骨架內，展開了混沌而兇猛的想像力。

可這並不意味著作者生活經驗的缺失，它的根基建築於當代史，是對現實中國的符號化的重構——」

雖然讀著眼熟，但不必百度，這是我杜撰出來的文學評論。

它代表了一種毫無內容但不明覺厲的文體風格。

這種文學評論，既保證了評論家絕對安全的圈子地位，而且隨便套用，萬用萬靈，唯一的困難，只是檢驗評論家的詞彙量。

文學評論家對自己所評論的作品，根本是一種偉大的再創造。

任何作品都不需要對生活現象有真正的描摹和批判。

如果小說提到了家庭，評論家就可以言之鑿鑿，「解構了當下中國的家庭關係」；如果小說提到了神婆，那就可以被拔高為，「對巫祝傳統的回頭凝望」；如果就寫一些無聊的生活細節，那就不如表述成，「揭示了整個世界的本質荒謬」。

那些萬神殿里的偉大作家和思想家，早已留下了豐沛的文學、哲學母題，只要隨便從故紙堆里翻出一條，就能按圖索驥地送進評論，打哪指哪，從不落空。

說服力不夠，尼采、福柯、加繆湊。

沒有人關心如何實現的技術，沒有人關心是否真誠動人，只要能夠拔高到先賢身上，作者就好像發現了了不起的東西，而評論家的任務也就隨之完成，實現了由垃圾向經典的奇妙點金術。

而普通讀者只能看著一堆大寫名詞一臉懵逼，評論家反倒因此鞏固了地位，所謂「知本家的學識碾壓」：抱歉，這些精妙的論述，統統不是寫給你們看的。

「一帶一」已經成為了期刊文學的發表模式。

一篇作品配一篇評論家的述評，原本的用意，其實是讓讀者更加接近作品。

但作者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談論著一年消費幾十萬的貴婦生活；而評論家也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炫耀著超乎普通讀者的豐富學識。

而作品本身，反而成為了最無關緊要的東西。

我突然也覺得，我也能發現了不起的事。

期刊的作品如果被人格化，就一定是加繆筆下的《局外人》，它被隨意地解讀並拔高，沒有人真正關心，它究竟是什麼、怎麼樣。

沒有故事分析，沒有人物分析，沒有細節分析，也沒有結構討論。

沒有人明明白白地指出它的母題、動機、構成法，大家在一片被升華的大寫名詞下，比如「世界」啦，比如「歷史」啦，維持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彬彬有禮。

沒有真正的批評，沒有人願意去戳破皇帝的新裝。

一旦戳破有人裸泳，就被利益方釘上「文人相輕」的誅心言辭，而「就事論事」的發言，就被巧妙地轉移成了批評者的私德上去。

這位文豪總是做真正的批評，他文字清暢，能入選中學課本

4 - 模糊的責任與未來

《萌芽》推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賽，萬人空巷閱讀少年作家，這是新世紀以來，華語文學史最大的歷史事件。

無論事後如何蓋棺論定那些少年作家，都不可否認，《萌芽》選擇了堅定的雜誌立場，然後做了事，並且重拾了八零後青年對文學的信心。

而《收穫》學會的，不過是在2010年，高調發表了郭敬明的玄幻小說《爵跡》。

這套思路，和之前介入科幻小說的市場不謀而合。

不過可惜的是，就在不久之前，郭敬明本人因為這個IP，挨了罵又賠了錢。

而另一面的案例，則是黃永玉老先生的超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這篇小說已經在《收穫》上連載了七年，不少讀者，包括我自己，都非常好奇，到底還能連載多久。

不過，這或許是《收穫》最有風骨的一件事。

我衷心希望黃老先生能夠和富堅義博一樣，伴隨著下一代文學青年的成長，等到他們年到中年時，可以驀然回首，發現小傑已經長大，而民國出生的浪蕩漢子也終於能活進改革開放。

《少年Jump》顯然影響了日本的當下，而且把文化輸出到了東亞乃至世界。

而《收穫》選擇了這位名畫家的超長篇小說——其實我不知道誰在讀他——作為當下中國的文學陪伴，最多最多只能算文學饑荒下的一點微小的收穫。

更多的讀者，寧肯跟隨凡人修仙的種田日常，也不會選擇黃先生的歷史回憶。

這個責任，至少不應該歸在黃先生本人的身上。

我有些好奇，究竟是雜誌先停刊，還是黃先生先寫完。

但這個假設其實根本不重要。

至少眼前的事實是，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關心華語文學未來的出路了。

整個時代對文學喪失了信心，如果文學雜誌本身不願意對此負責，那負責的人，究竟應該去找哪一位呢？

爵跡電影海報，小四還是個孩子

P.s 下面的話似乎是些題外話。

作為一個my little airport的鐵粉，在文章的最後，我忍不住想要貼這樣一段歌詞，摘自mla的《給face雜誌的記者Ivy》。

Ivy 我知你本身不是這種人

我們都一樣低薪兼出賣靈魂

但公司裁員時不會講社會責任

你又何必賣力到賣埋自己既良心

Ivy 我知近年畢業是很不幸

讀書時你應該無諗要過呢種人生

仲要寫多幾多期同害多幾多個人

夏天來了不如轉下份工唔好再等

當你仲可以既時候要趁早起行

這首歌是新聞系畢業的獨立歌手林阿p，特地寫給同樣做媒體的記者Ivy，但不知道為何竟然寫出了我一個文藝青年對文學期刊的心聲。

講真，停刊說不定更加明智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