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瀋陽故宮11萬餘件文物南遷

瀋陽故宮又稱盛京宮殿，是我國僅存的兩座帝王宮殿建築群之一，是享譽世界的人類文化遺產。

在清代，曾有近20萬件清宮御用物品和內府秘籍從北京移送瀋陽故宮貯藏。

1914年，11萬多件藏品從這裡被遷往北平古物陳列所，1933年抗戰期間，部分藏品又隨故宮文物南遷，歷時十多年，行程數萬公里，輾轉數地，後遷至南京，1948年底，部分文物精品從南京被遷往台灣。

如今，這些文物被分散在國內多家博物館保存。

11月16日，在建院90周年之際，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辦「曾在盛京——瀋陽故宮南遷文物特展」暨學術研討會。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故宮博物院研究院院長鄭欣淼、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鎮江博物館館長楊正宏、台北歷史博物館館長張譽騰、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副園長秦雷等在研討會上作專題學術報告。

來自國內外的百餘名專家學者，針對「文物南遷」這一重要事件的歷史意義、文化意義及如何以文物為紐帶加強交流合作等進行研討，使南遷文物的研究從廣度和深度層面上了一個新台階。

既有創新精神

又不能丟掉工匠精神

文物是國家歷史的見證，是民族記憶的載體，是聯繫歷史與現實的文化紐帶。

抗戰期間，故宮文物南遷華東，避地西南，行程數萬公里，歷時十多年，為存續文脈譜寫了一曲文化抗戰的壯歌。

據介紹，「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入侵熱河，窺伺華北，在山海關陷落的第六天，故宮博物院召開理事會，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以策安全。

1933年2月至5月，故宮、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19557箱文物從北平運抵上海。

1936年底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後，文物被運抵南京。

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這批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單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軍炮火下緊急西遷，開始了長達10年的萬里西行，運抵四川，直至抗戰勝利後被運回南京。

南遷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歷代的宮廷收藏，堪稱國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東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時晴帖》等。

從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南遷文物穿越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沒有一件丟失，也幾乎沒有毀壞，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

研討會上，單霽翔作了題為《傳承與守望——故宮工匠精神的當代實踐》的報告，報告中以文物南遷歷史開篇，深情講述了故宮人不畏艱險、輾轉流離保護文物接近「零損失」的南遷之旅，進而介紹了故宮在保護與發展、開拓與創新、學術與人才、教育與傳播等各項事業上的豐碩成果，與現場觀眾分享了他心目中的故宮工匠精神。

單霽翔有著濃厚的故宮情結，為故宮的文物保護與修繕奔走與疾呼，多次垂淚，同時也為得到國家相關領導的文件批示支持而喜不自禁。

講座中，單霽翔結合圖片、視頻與數據闡述了故宮的歷史、建築群落的特點、文物的數量以及保護修復等話題。

單霽翔表示，故宮的文物保護與修繕工作秉承的是「為未來時代保護今天」的使命，以及「最大限度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講述的就是故宮博物院文物工作者修復文物的故事，讓公眾對神秘的故宮和故宮文物有了更多了解，尤其知曉了故宮文物修復的艱辛和意義。

在故宮博物院有一個「故宮文物醫院」，專門負責修復故宮的文物，秉承的是工匠精神，並以科學為支撐修復文物。

單霽翔介紹，故宮裡珍藏了30多萬件瓷器，瓷器的修復是一件頗為辛苦、充滿智慧且十分耗費心血的工作。

他通過圖片展示了一件修復後的瓷器，造型古雅，非常精美。

再觀看修復前的實物圖片，竟是一件碎成200多瓷片的器皿，工匠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單霽翔欣喜地說，網際網路的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播放量超越了熱播電視劇和生活欄目，將故宮長年在幕後從事文物修繕的工作群體呈現在公眾面前。

這部紀錄片吸引了更多人對故宮博物院、對文物工作的關注。

這不僅值得所有文博工作者驕傲和自豪，更是支持文博事業發展的動力。

據統計，近幾年，故宮全年接待遊客數量出現爆髮式增長，2012年達到史無前例的1534萬人次，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年接待觀眾人數超過1000萬的博物館。

單霽翔介紹，經過數年修繕，故宮博物院開放了慈寧宮、大佛堂、壽康宮、寶華殿等古建築群落，故宮還將不斷擴大開放面積，以應對數量激增的參觀潮。

目前正對古建築進行大規模整體修繕，「希望紫禁城過600歲生日時，『體內』沒有一棟現代建築，要將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呈現在世人面前」。

單霽翔還表示，歸根到底，感動大家的還是故宮文化中亘古不變的工匠精神。

故宮還是要遵循故宮文化，用新的方式延續故宮的歷史，把故宮的文化傳承下去。

「既要有創新精神，又不能丟了工匠精神」。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環境中，故宮文物隨著國家命運跌宕起伏，承載著一段深刻雋永的民族記憶。

文物南遷壯舉是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偉大貢獻

歷時十多年的故宮文物南遷為存續文脈譜寫了一曲文化抗戰壯歌。

故宮博物院研究院院長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的報告中，從多方面闡述了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

他說，一是世界戰爭背景下故宮文物保護的意義。

保護本國本民族文化遺產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項任務，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看，故宮文物南遷的壯舉和成就是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偉大貢獻。

在戰爭中，各國採取的普遍做法就是把文物轉移到安全地方，但是故宮文物南遷有其特殊性，持續時間長，多次轉移，涉及區域廣，在保護任務上，數量眾多，在保護力量上，投入巨大。

《海牙公約》強調，在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中，要保護人類文化遺產。

二是抗戰時期，文物保護的意義。

故宮文物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載體和見證，保護故宮文物尤其重要。

作為抗戰的有機組成部分，完整地保護這批文物是抗戰勝利的成果，其驚險歷程也賦予了故宮文物更深刻的內涵。

三是故宮文物南遷在抗戰文化教育西遷背景下的意義。

故宮文物西遷是抗戰時期文化教育西遷的組成部分，是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全民抗戰的體現。

對中國文化的持續發展，特別是中西部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得到了政府、軍人、當地民眾的全力支持。

四是故宮在南遷文物過程中形成的精神。

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發展的特殊時期，特殊的任務、艱苦的環境培育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

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在《從「曾在盛京——瀋陽故宮南遷文物特展」談博物館特展策劃與交流合作》報告中對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辦此次「曾在盛京」特展談了幾點感想，他說，「曾在盛京」特展是以瀋陽和瀋陽故宮為依託，在瀋陽故宮舊址舉辦，讓文物與瀋陽故宮、與瀋陽城市有了相互聯繫，為展覽增色；以故宮博物院、瀋陽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幾家藏品為資源，講述文物與文物主人、與文保人的故事，文物遷移的漫長時間與線路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故事；展覽有明確主題、內容豐富、講究展覽文物之間的組合，雖然空間不大，但也利用有限的空間，增添美感。

鎮江博物館館長楊正宏以《繼承·典藏·合作——鎮江博物館藏南遷文物的思考與認識》為題發言。

楊正宏介紹了鎮江博物館館藏南遷文物的來源和基本概況，其中「奉字款」文物80餘件，主要是瓷器。

楊正宏認為，故宮文物南遷是人類文物保護史上一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整個文物南遷歷時15年，行程上萬公里，文物保存完好，堪稱世界文物搬遷史上的奇蹟。

飲水思源，不忘初心，正是得益於文物界前輩先賢的嘔心瀝血和捨命守護，鎮江博物館才能和其他文博機構一樣，有幸收藏南遷文物，其中就包括前北平古物陳列所中來自奉天行宮的文物。

對南遷清宮文物的保護利用及館際合作，有利於鎮博人的精神洗禮和城市氣質的升華。

100多年前，南遷文物從瀋陽故宮流出，折射的是國貧民弱、列強欺凌的歷史悲劇； 今天，南遷文物分別從北京、南京、鎮江匯聚瀋陽故宮，反映的是國家強盛、文化自信的現實美景。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偉大征程中，我們這一代人要走好我們的長征路。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在《故宮文物南遷與典守精神》中詳細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經過，包括南遷的路線，南路、中路、北路是怎樣歷盡顛簸、多次發生翻車事件等。

章宏偉說，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發展的特殊時期，在艱苦環境中，故宮同仁以保護文物為職志，備嘗艱難，險象環生，有人為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故宮人無怨無悔，忠於職守，慎微戒懼，悉力保護。

強烈的責任感、神聖的使命感，使建院以來逐漸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南遷中不斷強化。

故宮人把故宮文物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連在了一起，與民族獨立、民族尊嚴連在了一起，深刻地認識到所保護的文物是「國家的福命」，培育和形成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

故宮文物南遷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

故宮文物的保護過程，對於抗戰精神的形成、民族認同感的增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更廣泛區域更深層面進行保護與傳播傳統文化

瀋陽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理在題為《盛京十寶與瀋陽故宮珍藏的「國寶箱」》發言中說，作為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標誌，皇帝御用璽印在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有清一朝，皇帝御用璽印（亦稱為寶璽）在宮廷中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清初開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已開始使用專用璽印，如老滿文「大金天國汗印」「金國汗印」等，通過帶寶璽的公文向國中發布詔令，向諸臣下達旨意，或與他國互通信件。

天聰末年，皇太極由蒙古林丹汗手中獲得元朝「傳國玉璽」，藉此，開始以正統自居，入主中原、承繼大統的願望更為強烈。

特別是順治元年（1644）清遷都北京之後，清帝御用璽印的使用更為頻繁，且在原有基礎上又新制了多方寶璽，在宮廷內形成了數十枚清初皇帝寶璽。

乾隆十一年（1746），清高宗弘曆所用璽印數量較多，因「今交泰殿所貯，歷年既久，紀載失真，且有重複者」而對舊藏寶璽進行淘汰，「爰加考正排次，定為二十有五，以符『天數』。

」其後，高宗傳旨將不再使用的皇帝寶璽送至盛京皇宮，「恭藏於鳳凰樓上」，形成了所謂「盛京十寶」（亦稱「盛京十璽」）。

這些清初寶璽雖不再使用，但因是先朝遺物，在宮廷中仍受到較高重視，具有非同一般的歷史價值。

李理說，1904年，因日俄戰爭原因，「盛京十寶」被守土官員送往承德避暑山莊，後又送至京師，此後即被保存於北京紫禁城。

當時，「盛京十寶」雖被運往北京，原來盛裝寶璽的寶箱（又稱寶）卻被保留在盛京皇宮內，從此形成御寶、寶箱人為分散的遺憾。

研討會上，與會者闡述了自己論文的學術觀點，進行了廣泛交流。

許多論文不僅內容豐富、觀點鮮明，而且蘊含著新觀點，是實實在在的研究成果。

比如，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梁金生的《關於瀋陽故宮文物遷移史事的研究》、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徐婉玲的《盛京故宮書畫鑑藏、流散及其影響》、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楊海濤的 《南京博物院藏奉天行宮文物研究》、吉林博物院研究館員閆立群的《吉博藏清宮散佚書畫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瀋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員鄧慶的《瀋陽故宮「原藏」瓷、畫散分與文物南遷芻議》、瀋陽故宮博物院圖書檔案館主任王愛華的《董眾與文溯閣〈四庫全書〉》、瀋陽故宮博物院展陳部研究員王麗的《乾隆朝重臣汪由敦與〈時晴齋法帖〉》等。

專家學者希望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能在更廣泛的區域、更深的層面進行保護與傳播。

□本報記者/楊 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