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騎瘦馬取長途--車錫倫和他的寶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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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歲的車錫倫自稱「雜家」。

的確，作為揚州大學中國俗文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在俗文學的各個領域，如古代小說、戲曲、民俗、民間故事，他都有所涉獵。

但在同行學者看來，車錫倫是不折不扣的「專家」：鑽研「寶卷」——一種有近800年歷史的民間說唱文本——30多年不輟。

車錫倫總結：寶卷也好，民俗也罷，他研究的大多是文學史教材上很少講或者根本不講的文學現象。

遊蕩在少人問津的「邊緣」，車錫倫的學術成果很少為外行人所知曉。

直到近幾年，他撰寫的《中國寶卷研究》接連獲得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中國俗文學鄭振鐸學術獎、高校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這位早已退休多年的老人才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

日前，隨著車錫倫主編的《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第一個分卷——15冊的江蘇無錫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有更多人開始理解車錫倫的學術追求。

《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 資料圖片

師承「俗文學學派」

在有些學者的眼裡，與正統文學相比，包括寶卷在內的俗文學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但車錫倫堅信，他的寶卷研究，始終沿著鄭振鐸、趙景深兩位前輩學者開闢的道路前行，自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

「許多的正統文學的文體原都是由『俗文學』升格而來的。

像《詩經》，其中的大部分原來就是民歌。

像五言詩原來就是從民間發生的。

像漢代的樂府，六朝的新樂府，唐五代的詞，元、明的曲，宋、金的諸宮調，哪一個新文體不是從民間發生出來的？」這是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的經典論述。

鄭振鐸認為，「俗文學」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主要的成分，而且也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

20世紀30年代，車錫倫的導師趙景深正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投入了俗文學的研究。

這部《中國俗文學史》，車錫倫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一部翻破了，就再找來一部。

「1955年，我從山東泰安考進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入校之初，便對趙景深教的『中國人民口頭創作』課特感興趣。

它引起我童年時代許多愉快的記憶：從乾娘那裡聽來的歌謠，逃學到廟會上去聽的山東快書『武老二』……」車錫倫記得，他第一次看到寶卷，就是在趙景深的家裡，「本科畢業後，我進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專業研究生班，繼續追隨趙景深學習民間文學。

那時，我每周到他淮海路的家中聽課，常在二樓書房環繞四壁的書架上找書，東壁書架最下層角落裡放的是寶卷，但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

」

從復旦大學畢業後，車錫倫遠赴內蒙古大學任教，歷經「文革」，又調到山東大學，直至1981年進入揚州師範學院（今揚州大學）後，才真正開始了寶卷研究。

這時，雖已年過不惑，妻弱子幼，但車錫倫還是走到鄉間地頭，進行田野調查。

實證，是以鄭振鐸、趙景深為代表的「俗文學學派」倡導的基本治學方法。

老而彌堅

「現在，在江浙吳方言區和甘肅河西走廊的一些農村中，仍然有演唱寶卷的活動。

進行田野調查，不僅可以親身體驗、感知，而且能與歷史文獻研究相結合，起到以今證史的作用。

」車錫倫說，退休前，他進行田野調查，都是利用學校正常教學之外的業餘時間。

沒有經費，只能斷斷續續地進行，調查的地區也基本限制在揚州附近的江浙一帶。

「我從事寶卷研究30多年，其間遇到的困難，外人可能難以想像。

在農村田野調查中，步行十里、二十里是經常的事。

有一次，搭乘農民的三輪摩托，還出過車禍。

」最讓車錫倫難忘的，是1997年，那時他獲得了不多的科研經費，隻身到山西介休調查，調查臨近尾聲，身上只剩下了返程的路費，接下來兩天的住宿費沒了著落。

無奈之下，時年整整60歲的車錫倫，只好在介休火車站候車室里將就了兩夜。

對現存寶卷演唱活動的田野調查，讓車錫倫對寶卷的地域性有了許多新的認識：南方與北方的民間寶卷有何聯繫，又有何區別？內容和形式上具有什麼地域特徵？這些問題前人都未曾觸及。

近幾年，兩次罹患重疾的車錫倫，無法再繼續田野調查工作了，但對寶卷文獻的研究一天也沒有中斷。

他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年輕學人與他一道，繼續編纂《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

這部書他籌劃了20年，除了剛剛出版的江蘇無錫卷，還有江蘇蘇州卷、江蘇靖江卷、浙江紹興卷、山西卷、甘肅河西卷等分卷的整理工作亟待展開。

「老去功名意轉疏，獨騎瘦馬取長途。

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文學史家朱東潤曾手書這首宋人晁沖之的詩贈予車錫倫這位昔日的弟子。

車錫倫說，每當靜夜讀書，面對老師的法書，他便精神一振。

如今，雖已年近八旬，車錫倫這匹獨騎瘦馬，仍然馳騁在學術的道路上。

（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