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張侃：民間文獻收集的學理與實踐

【編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一屆地方文史高級研修班」活動。

與一般高校經常組織的學術活動不同，本次研修班學員來自全國各地的地方史志機構，常年從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

本次活動邀請到相關領域的多位專家學者進行學術講座，並設有交流討論、圓桌座談等環節，讓專家學者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學習。

本文整理自研修班上的專家講座，文章已由主講人審訂。

主講人張侃、主持人包詩卿

8月2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第一屆地方文史研修班上做了題為「民間文獻收集的學理與實踐——以村落文獻的田野調查為例」的學術講座。

張侃教授以村落文獻的研究為例子，交流了在民間文獻收集過程中的學術思考，並介紹了收集整理民間文獻的規範方法，以及對民間文獻研究的展望。

村落文獻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依託

張侃教授認為，民間文獻作為有別於傳統文獻的一種文類,現在越來越被重視，其背後是學術轉型所致。

民國時期的知識精英們討論國事、研究問題、引入主義，關注中國社會的鄉土本色，鄉村社會和農民生活是相關論述必須重點論述的問題。

但傳統史學仍以宏觀論述為主，微觀研究比較欠缺，農村研究以宏大的整體中國為基礎，不重視村落的時空差異和歷史個性。

也就是，歷史解釋的骨架可能完美，但與歷史事實的血肉之軀卻相離甚遠。

在此狀況下，即便應和「新史學」，可能只是「概念的搬運工」，「書齋里鬧革命」罷了。

然而，人類學家對中國鄉土社會的理解要比歷史學家來得深刻，他們以個案研究和田野調查為手段，觸及了中國社會深層結構。

如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指出的，村落研究可以「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賴於生活的社會結構」。

如果把一個村落研究清楚了，就可以知道地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地方社會的整體變遷搞清楚了，中國的社會歷史過程可能也就搞清楚了。

小地方反映大社會，通過田野調查、社區研究、民族志研究，藉助村落來認識中國社會歷史。

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們的家庭、村落或社區的研究，往往對歷史學家自以為是的規律總結與粗線勾勒的歷史圖景產生衝擊。

受到其他學科衝擊而產生危機並非壞事，只有這樣，歷史學才有可能脫胎換骨為梁啓超所說的「新史學」，實現從「王朝史」向「民眾史」的轉變，不再以帝王將相「作家譜」為「正途」。

尤其重要的是，史學通過與人類學的砥礪，也發現了這門西方舶來的學問擅長於無文字社會的研究，但進入具有文字和文獻傳統的社區時，會產生研究困境。

即無法很好處理無文字的歷史敘述與有文字的歷史描述的矛盾？於是，部分人類學家出於對文字魔力的恐懼或對村落文獻的無知，甚至主動屏蔽了民間文獻提供的信息。

當然，對於現代學科分類而言，術業有專攻，這可以理解。

而對於歷史學者而言，借鑑其他學科的問題意識和觀察視角，目光投射也調整了焦距與焦點，這是史料觀的轉變點。

古董獵奇式史料收集具備了學科化的可能，原來「亂七八糟」可以如此有魅力。

意識到民間文獻的重要性，並不能說在保護與利用民間文獻上形成系統思考，這是一個漫長學術發展過程。

甚至受到歷史條件與主觀意識的限制時，會出現倒退現象。

民間文獻屬於零次文獻，沒有明確的分類方法。

現有圖書館分類中被歸到雜類，被視為雜七雜八的資料，這對於文獻保存與利用形成了很大困難。

再加以中國近百年的政治動亂、軍事破壞、自然災害頻仍，文獻消失頻率加快。

即便到了當下，形勢更不也不樂觀。

一方面，現代化建設帶來的推土機，不僅推平了村落，也埋沒了文獻。

另一方面，民間文獻研究成為學術熱點後，其市場價格也在上漲。

散存在私人手中的文書流入市場，不僅脫離了文獻產生與流傳的時空體系，而且文物販子為謀取暴利，打散系統，拆分出售，文獻價值受到了極大的磨損。

雖然村落文獻保護與利用存在很多問題很多，收集整理仍任重而道遠。

這些文獻不僅可以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文獻，而且是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的基本材料，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依託。

村落文獻保護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由於它承載地域文化資源和傳統生活形態，可以成為重建人文系統，重構人倫關係。

張侃教授

收集整理村落文獻是系統工程

村落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系統工程，工作流程大致可分為三個環節：規範收集、有序整理和儘快數據化。

第一個是規範收集。

所謂「規範」，就是保存文獻的地方性知識屬性。

層級劃分是體現差異區分的基本手段，為此，首先按照城市—縣區—鄉鎮—村落的行政層級，或者自然環境如水系分布的地理層級，或者按照市場的區位層級去建立地域性的資料保存題。

其次在特定層級內，以村落為單位有序鋪開收集文獻，而不是蜻蜓點水地進行挑選式收集。

第二個是有效整理。

所謂「有效」，就是編制完整的目錄或索引。

村落文獻是零次文獻，目前的文獻定名、目錄編排還沒有形成統一規範。

文獻歸戶整理，並以民眾日常生活類型來定名或編排是比較常見的方式，更為合理或規範的模式在探索中，也是目前倡議建立「民間歷史文獻學」最為迫切的任務。

第三是及時數據化。

所謂「及時」，就是利用新技術保存資料和公布資料。

收集村落文獻固然有搶救和保護功能，但最終目標不是為了保存，而是為了展開創新性研究。

村落文獻的獨一無二性固然會生茶「新史料」標籤的學術成果，但學術創新不能以史料壟斷為前提，「土狗打洞」也容易在在研究上造成盲區。

而這些文獻為學界所知，進行充分討論，既可避免研究盲點，也為跨學科合作提供便利。

張侃教授認為，收集是村落文獻保護與利用的基礎工作，也是在實踐不斷積累經驗的技術活。

根據他自己的經驗，提供了一些工作建議。

第一是資料摸底，到公藏機構了解村落的歷史背景，如圖書館收集的文獻，地方志、族譜、文集、民間故事等；方誌辦或史志辦的的方誌、年鑑、鄉鎮志、地名志、地圖以編志過程中留存的原始文稿；政協文史委的回憶錄或文獻；文物部門普查的建築、碑銘、摩崖、老祠堂，古遺址、廟宇、祠堂、橋樑、碑刻、民居、樓亭等登記信息或實物照片；文化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名錄等。

尤其是後兩者者涉及了大量的物質文化和非文字資料，特別要引起注意。

比如聲音作為社會文化內容的重要部分，有時具有文字所無法揭示的歷史內涵。

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提供更多線索。

前期準備是否齊全，挖掘的線索是否充分，與後期收集文獻的深度與廣度有密切關係。

前期準備中，與當地群眾進行座談相當重要。

座談會是了解村落保存獻的現狀，了解地方性知識，同時藉機熟悉村落中的部分民眾。

座談有幾種方式，一種是有針對的座談，或者結構性座談。

目的是了解與村落文獻有關社區環境。

通常就像社會學或者人類學調查那樣擬定提綱，然後根據提綱去問。

結構性座談可以層層深入，所要了解的信息事情已預設邏輯關係，因此比較符合科學的知識邏輯，適應研究者的慣用思維，利用這些訪談所得的知識，比較容易讓研究者建立起對村落的基本認知。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村落事實遠遠不是調查提綱能概括，因此就需要進行非結構性的座談或聊天，如果對某個問題有興趣，就隨機展開來問，有時可以座談者自己講，甚至多人進行爭論，人類學家稱其為「自願的陳述」，有時比計劃性提綱更有用，鄉村中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是閒聊中得來的。

聊天、座談一種是技巧，是田野調查的基本功，在這個方面，歷史學者要向人類學家學習，因為他們的田野周期比較長期，「在地化」經驗比較豐富。

歷史學者在實踐過程的重點之一是學會適當的問，按鄉民的生活思維和當地的日常話語去問，其次要學會聆聽，學會辨析當地人表述的輕重緩急，要在散漫的談話中抓住問題的聚焦點。

歷史學的田野調查和文獻收集遠遠不止被外界所概括的，「進村找廟、進廟找碑」。

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極為豐富多元，村落文獻也是一個龐雜的體系。

除了常見的族譜、契約、科儀本外，還有碑刻、日記、筆記、自傳、年譜、課業文章、書函信札、生活雜記等；與此同時，村級檔案；商業文書，日用雜書，唱本劇本，法律文書，鄉規鄉約，以地理書、及善書、醫書，乃至於廟宇紅榜、村頭村尾的張貼告示，均可視為村落文獻的一種。

根據田野經驗，張侃教授舉例說明了部分村落文獻的特點與收集方法。

比如南方村落較為常見的族譜，他認為即便名稱相似，但體例、格式等也往往差異甚大。

而且同村的大姓、小姓的族譜內容參差不齊，不同時代編修的同族譜牒也前後不一。

其實，族譜不是血緣關係的直接記錄，而是某一社會群體的協商結果。

為了維護協議的有效性，編撰族譜成為了增加或減少支系，或挪借、偽造文獻的工作。

當然，這種工作本身是社會變遷所致，蘊含著極為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內容。

如果把族譜視為「家族檔案」，也會存在類似「檔案的虛構」那樣有意思的社會文化史命題。

其實，劉志偉教授等對此有較為深刻闡述。

那麼，由此而看展的族譜收集原則是，同一村落的不同姓的族譜儘可能收集完整，同一家族的不同時代的家譜也要收集，以最大限度保持文獻的系統性好完整性。

與此同時，尤需重視的是，族譜無法反應宗族生活的全部，跟祠堂、墓葬以及牌位、墓碑等也是宗族關係的載體，而圍繞著此進行的儀式也同樣重要，甚至這些實物與儀式為我們展現完全不同於族譜文獻所記載的內容，因此收集民間文獻，必須結合田野調查，記錄空間構造與實物形態。

講座現場

契約文書在中國老百姓的社會生活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往往是村落中較為大宗的文獻類型，目前學界對此研究也最為深入。

張侃教授指出，目前學界利用的部分契約文書是經不同途徑流入公藏機構，不是研究者直接從村落收集所得，性質有所不同，所蘊含的史料價值也有差異。

現在所談的契約文書是保存在村民手中的文獻往往要經過很細緻的工作才能獲得。

文書年月久遠，保存狀況也差別很大。

一般而言，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保存者不會輕易同意有收集者借走複製。

收集者只能當場拍照或掃描。

在此過程中，保持著原始狀態成為了工作關鍵。

歸戶為契約文書複製的首要原則，打開一包處理一包，以免打亂分類次序。

文書保留了較好的歸戶性，才最有可能理順上手契與下手契關係，復原產權交易程序，展現地權流轉的形態。

除此之外，契約文書並不孤立於村落的人際關係或社群活動，比如租佃契約、買賣契約與帳簿、族譜、謄契簿、分家文書、賦役合同等文書具有內在關聯性，應該多多加以追蹤收集。

數字人文可能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以民間文獻展開歷史研究，收集村落文獻和展開田野調查是同一工作的兩個面向，須臾不可離。

張侃教授，廈門大學的傅衣凌教授生前講過一段話，說歷史學家研究不能光坐在書齋里，要接觸社會。

只有進入鄉村，收集村落文獻，與鄉民進行交談，才會懂得文字上、傳統文獻上沒有的材料，才會看懂傳統文獻所不曾揭示的歷史。

雖然傅衣凌教授當時是在「社會經濟史」論域而提出他主張的研究方法而提出的，但這一看法開枝散葉，薪火相傳，已影響了幾代人的學術追求。

張侃教授說，大家熱議的「歷史人類學」的基石之一就是村落文獻或民間文獻。

制度史的舊貌換新顏，主要依託村落文獻的不斷收集與出版，比如衛所、戶籍、差役、漕運、稅收等無不如此。

何以如此？是國家制度的傳遞末端在於基層、在於百姓，而基層保存的民間文獻恰恰最為鮮活地展現了制度的實踐過程，這為研究「活的制度史」提供了極佳的載體，也是其他文類所不具備的。

張侃教授說，不少高校成立了機構致力於民間文獻或村落文獻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目前進入到了一個研究的高潮。

那麼，我們會有怎樣的更多期望呢？張侃教授熱認為，可以以數字人文的思路，以村落文獻為基礎聯合各方力量構建數據平台。

他說，鄭振滿教授和丁荷生教授花了二十所年時間，在莆田平原對1000多個村開展田野調查，收集村落文獻，而後將材料數據化後輸入到地理信息系統，這個資料庫跟地圖結合在一起，可以觀察到不同的歷史因素在不同時代的組合變化與社會效果，為解釋區域性乃至於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問題提供了更多的維度。

而這種做法，就是目前大家正積極推進的「數字人文」。

就村落文獻層面而言，除了上述莆田平原的數據平台之外，台灣大學項潔等人完成的台灣數位歷史圖書館（THDL）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資料庫集成了4萬餘件館藏地各不相同的契約文書，可以實現頻率、關聯等多種不同的檢索，並加載工具軟體而進行跨學科研究。

從這些已經開展的工作看，規範收集村落文獻並進行數據化後，隨著樣本量的擴大和資料庫容量的增大，數字人文的運用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