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尋寶記：藏經洞裡藏著什麼？

敦煌位於甘肅省西部，為古代絲路要塞，曾經是佛教興盛、中亞各民族頻繁往來的地區。

敦煌莫高窟保留大量的古代佛教壁畫和塑像遺存，而藏經洞的發現，更是揭露了大批珍貴的古代文獻。

藏經洞內存有4-11世紀的寫經、文書、繪畫等珍貴文物，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與殷墟甲骨、明清內閣檔案、居延漢簡併稱「20世紀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

其中，文獻類文物便達5萬餘件，涉及多領域和多語種，可謂「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而藏經洞文物的研究也形成了龐大而複雜的跨領域學科：敦煌學。

敦煌遺書的年代跨越八個世紀，其中以寫經為最大宗，敦煌寫經體成為一種具有時代與地域特色的代表性書法藝術。

寫本、碑拓等遺書文獻中，篆、隸、楷、行、草各種書體兼備，對於中國文字發展史與書法史研究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其書寫者多為民間人士而非名家，自成一格的敦煌書風，亦對近代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藏經洞的發現者與看管者為清末道士王圓籙，其對洞內文物的歷史價值一無所知，在他手中，這座歷史寶庫中的文物陸續離洞流散，分別被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本探險家大谷光瑞（1876-1948）等人大批收購，運送出國，終至流離世界各地，分藏於各國博物館。

發現藏經洞，文物開始流散

藏經洞是位於敦煌莫高窟內的一座隱蔽石室，原是晚唐河西都僧統洪辨生前的禪窟，後作為其影窟。

學者推測此窟於11世紀中葉堆放大量寺院文獻後封窟，就此塵封800年。

藏經洞的發現者為道士王圓籙和其所雇用的寫經員楊某，王圓籙為清光緒年間人，原為甘肅兵防，退伍後成為道士，約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來到敦煌，寄居於莫高窟中。

他在現編的第16窟內供奉香火，接待香客，雇用楊某寫經以供發售，爾後在窟旁新建一座道觀「下寺」。

王圓籙

光緒二十六年（1900），他們於16窟甬道北壁發現一道裂縫，其後似有一室，而此壁還繪有壁畫，藉以掩蓋此一密室被泥塊封堵的入口。

王圓籙和楊某選擇在夜半無人時擊破此壁，發現內有一門，高不足一人，藏經石室於眼前洞開，現編為第17窟。

據載洞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里經十卷，復有佛憕繡像等無數。

則平鋪於白布包之下」，這些文物幾乎充滿整個石室，經卷等文物層層堆棧，幾近洞頂。

道士王圓籙發現室中文物多為佛教寫經，雖稍知其為古代文物，卻未覺察其珍貴的史料價值。

他開始挑揀若干首尾完整、品相精美的寫經和絹畫，作為禮物贈送給地方長官。

「王道士頗機詐，思藉之貿利，私載經卷一箱至酒泉，獻於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

」

——謝稚柳《敦煌石室記》

在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於1907年來到敦煌藏經洞之前，王圓籙已揀選多件洞內的寫經與絹畫精品，贈與駐紮酒泉的安肅道台廷棟、敦煌縣長汪宗翰（粟庵）等人，這些文物又被轉贈至甘肅學政金石學家葉昌熾、南京官員端方、敦煌典史蘇子培等文人學者手中，爾後部分輾轉由國外藏家收購，流散至日本、美國等地博物館。

金石學家葉昌熾於1902年出任甘肅學政，他的《緣督廬日記》是有關藏經洞的最早記錄，並首度鑑定出敦煌文獻和絹畫的重要學術價值：「汪粟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槃經》，筆法遒古，確為唐經生派，紙色界畫與日本估舶者無毫釐之異……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甘肅地方長官知曉藏經洞之文物發現後，下令就地檢點封存，交由王圓籙看管。

敦煌第17窟，藏經洞與洪辨塑像

古代學術的海洋，藏經洞裡有什麼？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擁有5萬件以上的古代文獻遺存，因此被稱為「中世紀的文庫」「古代學術的海洋」，洞內浩瀚的文獻彌補了現有史料的不足，其學術價值無法估量。

這些敦煌文獻中有90％是佛經寫卷，其中亦包含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典籍，可補現存宗教史料之不足，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稱之為「寫本圖書館」。

敦煌寫本的文字除了漢文，還涵括多種中亞文字，包括藏文、梵文、西夏文、于闐文、龜茲文、粟特文、回鶻文、突厥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等，實為語言學之寶庫。

《樹下說法圖》，唐，大英博物館藏。

斯坦因採集品

敦煌文獻中還有不少宗教典籍之外的社會文書，如官府公文、契約、寺院帳目等，提供了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活動的第一手資料。

歷史、地理、文學方面的文獻亦相當豐富，包括已亡佚的古地誌殘卷、敦煌至西北地區方誌、儒家經典、語言學、文學作品等，尤以民間文學為多；科技史史料則包羅數學、天文、醫學、造紙、印刷等方面，亦包括音樂、舞蹈類的藝術文獻，其所涉及的學科領域極為廣泛。

「我們這一次可以通過私人札記、契約和書信，看到在中國7-10世紀的一個邊遠省分真正的宗教生活或世俗生活的實況，我們此前卻只能從其基本特徵和教理著作中而知道這一切。

」

——伯希和著、耿升譯《敦煌藏經洞訪書記》

《金剛經》，局部，唐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大英圖書館藏。

斯坦因採集品

除了大量的文獻，藏經洞中還遺存了許多珍貴的古代藝術品，如紙畫、絹畫、幡、雕版印刷物、織品、壁畫粉本等，麻、絹、紙的質材不易保存，這批文物能夠在藏經洞中倖存至今，部分甚至紙色如新，實屬可貴，為藝術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敦煌絹畫，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伯希和採集品

套色雕版印經，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伯希和採集品

尋寶，外國探險家紛至沓來

突破王圓籙心防，英籍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買走無價之寶

「於是我倆作了周密審慎的計劃，準備用最為妥善的辦法去獲取這批寫卷……最令我擔心的還是王道士膽小怕事、猶豫不決的性格……我一面竭盡所能地趕工作進度，一面還得擺出漫不經心的模樣來，以免讓王道士意識到他手中這批東西是無價之寶。

」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

1907年3月12日，英籍匈牙利探險家和考古學家斯坦因來到了敦煌。

他於前一年自印度出發，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途中挖掘了著名的樓蘭遺址，來到敦煌後匆匆造訪千佛洞，不久又轉往考察漢代長城與烽燧遺址，直至5月15日才重返敦煌，投入千佛洞的考察。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斯坦因自土耳其商人札希德伯克處得到小道消息：藏經洞裡偶然發現了大批古代寫卷，此洞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個道士負責看管。

札希德伯克還宣稱，這批寫卷中還有不是用漢文書寫的材料。

這條粗淺的消息卻勾動斯坦因身為考古學家的敏感神經，他已經感覺到，藏經洞裡藏著無價之寶，他開始計劃如何突破看守者王圓籙的心房，進而獲取這批珍寶。

「借著道士搖曳不定的燈光，我睜大了眼睛向陰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見一束束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裡，密密麻麻，散亂無章。

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

」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

經過幾番交涉，王圓籙終於肯打開密室之門，讓斯坦因看一眼。

然而，防備心頗重的王道士始終沒讓斯坦因進入藏經洞，只是每夜陸續拿出若干經卷供斯坦因檢閱。

「我留下蔣師爺與王道士進行周旋。

蔣師爺鼓動如簧之舌，力圖說服王道士，稱玄奘讓他發現了這批佛教經典和聖物，其目的並不是要將它們繼續深藏在密室里……作為交換，他還將獲得一筆捐贈，用於資助洞窟廟宇的修繕，從一開始我就非常謹慎地提出這項捐贈，它自始至終吸引著王道士。

」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

斯坦因學習過梵文和波斯文，卻不懂漢語，他雇用了一位蔣師爺作為他與王圓籙之間的翻譯及說客，並為他初步檢閱漢文經卷。

王圓籙被蔣師爺的如簧之舌打動以後，開始拿出更多藏經洞內的卷子供斯坦因閱覽。

最後，斯坦因用低廉的價格，陸續自王道士手中獲取了共24箱寫卷和五箱繪畫、織品等藝術品。

這批藏經洞文物經過一年多的長途運送，於1909年安抵倫敦。

1914年，斯坦因於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再度來到敦煌，王道士又賣給他四大箱的寫本文書。

「最後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除了已經挑選出來的經卷之外，我還得到了50捆漢文寫卷和5捆藏文寫卷。

為此我所付出的代價是4錠馬蹄銀，約合500盧比。

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

」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

斯坦因1907年拍攝的藏經洞和經卷

由於斯坦因探險隊是受英國與印度政府資助，所以他所運回的藏經洞文物中，多種語言的文獻寫本分別入藏英國博物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絹畫、刺繡、版畫等文物則由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和英國博物館平分。

他在敦煌所獲得的文獻總數超過4.5萬件。

《觀音和供養人》，唐，大英博物館藏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寫本圖書館精華選粹

繼斯坦因之後來到敦煌藏經洞的是法國人伯希和。

他是一位漢學家，曾任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漢學教授，於1905年受任法國中亞探險隊隊長，與測量師瓦揚（Louis Vaillant）和攝影師努瓦特（Charles Nouette）組成探險隊前往中亞考古。

伯希和在新疆烏魯木齊時便得見敦煌藏經洞所流出的唐代寫經，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探險隊終於抵達敦煌莫高窟。

他以流利的漢語及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熟悉，很快取得王道士的信任。

1908年3月3日，他獲得進入藏經洞的優遇，得以全面檢閱藏經洞裡的文獻資料和其他文物，一件不漏。

「3月3日，鑰匙終於到了。

這天是天主教封齋前的星期一（狂歡節的最後一天），我得以進入至聖所。

我簡直被驚呆了。

自從人們從這一藏經洞中淘金的八年來，我曾認為該洞中的經卷已大大減少。

當我置身於一個在各個方向都只有約2.5米、三側均布滿了一人多高、兩層和有時是三層厚的卷子的龕中時，您可以想像我的驚訝！數量龐大的一批用繩子緊扎在兩塊小木板之間的藏文寫經堆積在一個角落裡。

在其它地方，漢文和藏文字也從扎捆的一端露了出來。

」

——伯希和著、耿升譯《敦煌藏經洞訪書記》

「余之展覽雖極神速，然歷時亦在三星期以上。

開始十日，日閱千卷，自詫以為神奇，蓋蟄居岩洞，每小時閱百卷，瀏覽典籍之速，堪與行程中之汽車比擬矣。

迨十日後，而進行稍緩，蓋精神困疲，塵埃塞喉，且接洽購賣，耗頗多，猛進之後，宜稍舒徐，此亦事理之常，無足怪者。

然余亦不敢輕心從事，每遇一卷，即破碎不堪者，亦不率而放過，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決其無有。

」

——伯希和著、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

「1908年3月3日：整整十個小時，我都蹲在藏經洞中。

該龕10×10呎，在三側均有兩三部書的深度。

除了爬在地上之外，我根本不可能解開和重新捆好文書。

我今天極端腰酸背痛了，但我對於自己過去的這一天並不感到遺憾。

」

——《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

「1908年3月26日：今天我放假一天，因為我已經相當疲勞了。

此外，書中的灰塵混在那裡的空氣中，我的咳嗽之疾頑固地持續。

因為我在15天以來，一直待在一個角落中。

」

——《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

伯希和（Paul Pelliot）

探險隊隊友瓦揚在信中描述了伯希和在藏經洞工作的景象：「在近一個月期間，他是蹲在一個只有數平方米的狹小天地中度過的，他在一隻蠟燭的搖曳燭光下挑選所有這些文字寶藏，沒有任何人比他更有資格從事這種篩選了。

他對於漢字的精通、對於當時所知的全部宗教或世俗文獻的那種驚人的記憶力，使他可以忽略所有那些沒有新奇意義的文書，將那些常見宗教文書背面書寫的所有手稿札記都放在一邊。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隊員瓦揚的信）

伯希和以他深厚的漢學基礎，以及對中亞各族語文的辨識能力，花了三個星期，精選出藏經洞中學術價值與考古價值最高的文物。

總計6000多件寫本以及200多件絹畫、織物等其他文物，共以500兩銀子購得，裝滿了十大車，浩蕩運回巴黎。

他在3月26日寫給長官色納爾（Emile Sénart）一封長信中，講述他在敦煌藏經洞的完整發掘經過，此信於《法國遠東學院院刊》發表，中文譯本為《敦煌石室訪書記》（或《敦煌藏經洞訪書記》）。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一行人離開千佛洞返回敦煌，並於隔天度過了他的30歲生日。

收穫滿滿的伯希和在信中寫道：「我認為，無論是從所拍攝的照片來看，還是從語言學角度來講，我們都從千佛洞獲得了人們可以希望從中得到的一切。

」

「1908年4月30日：我發現，我尚未向您講過我與王道（伯希和對王道士的稱呼）的談判。

最後，一切都順利結束了。

我獲得自己希望得到的所有漢文、婆羅謎文、和回鶻文寫本。

對於藏文寫本，我同樣也獲得了所有成頁或成卷的、並不屬於大《甘珠爾》的11捆『夾板』經文。

即使對於這11捆『夾板』經文，我也得以採購了三捆。

我同樣還帶回了所有的繪畫、木器和青銅器。

由於王道士保留了幾幅最大的畫卷，所以我未能在石窟中發現它們。

他於此後才向我出示了它們，我也全收購了它們。

」

——《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伯希和致色納爾的信

「王道士的修葺使我們獲得了數世紀以來所發現的最大規模的一批漢文寫本，使我就像獲得了一種不應得到的財寶一樣。

」

——伯希和著、耿升譯《敦煌藏經洞訪書記》

伯希和於敦煌藏經洞所獲的經卷、寫本等文獻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繪畫與織品類藏於吉美博物館。

伯希和返法後，曾為部分敦煌寫本編寫目錄，並將攝影師努瓦特所拍攝的紀錄照片編為《敦煌石窟圖錄》套書，至今仍是重要參考資料。

1908年伯希和在藏經洞挑選文物

在京中國學者始知藏經洞

「非常奇怪，那裡有總體上是重要的漢文文獻，任何中國學者甚至都未曾前來看過它們一次。

」

——《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

1908年3月3日

至此，藏經洞已經過兩次大宗的文物散佚，然中國學界似乎還未發現這個寶庫。

待確認藏經洞文物已安全海運出中國之後，1909年，伯希和帶了幾卷精美的敦煌寫本來到北京，出示給中國學者羅振玉、蔣伯斧等人觀看。

多位中國學者先後趕往伯希和在北京的住所觀覽敦煌寫經，敦煌遺書的消息至此時才震驚了中國學術界。

宣統二年（1910），藏經洞中剩下的文物由清學部派人全數運至北京，然而在清運之前，王道士早已另外藏匿了一大批文獻。

伯希和與中國學者

非專業人士所組成的日本私人探險隊

大谷光瑞所帶領的日本探險隊是繼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之後，第三支來到敦煌的探險隊。

大谷光瑞是日本京都西本願寺第22代宗主，他的探險隊資金來自信眾布施所得，屬於私人性質，隊員亦非專業人員。

大谷光瑞探險隊曾三次進行中亞探險，最後一次探險前，在歐洲得知了斯坦因與伯希和於藏經洞的驚人發現。

1910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前往吐魯番、樓蘭、和田等地。

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時局混亂，大谷光瑞與橘瑞超失去聯繫，於是派遣吉川小一郎前往中國西部尋找橘瑞超。

大谷光瑞

吉川小一郎於1911年10月抵達敦煌，在等待橘瑞超的三個月間，向當地居民及道士王圓籙收購了若干卷唐代寫經，還從藏經洞中帶走兩尊雕像。

1912年1月底，橘瑞超趕至敦煌與吉川小一郎會合，兩人又多次向王圓籙購買藏經洞所遺留的經卷，根據吉川小一郎的日記，當時共購得400餘卷：「1月31日，夜9時，道士按約定的那樣拿來40餘件唐經。

道士的表情和動作宛如賊在搬運贓品似的。

問他還有嗎？他又拿出40餘件。

」「2月1日，兩位（吉川、橘）赴道士室看柜子里收藏的經。

有好多唐經，與道士交涉，得到唐經169件，裝在馬背上。

下午3時20分離開千佛洞。

」「2月2日，下午4時千佛洞道士來，終於用300兩買下了這169卷唐經。

今天先交付100兩，約定等拿來更好的經卷時再交付其餘200兩。

」「2月3日，晚7時，道士拿來200件經卷……」「2月4日，晚上道士來訪，道士孤獨無援，起初強硬提出，300兩少1錢都不行。

最後還是以50兩成交。

」「2月6日，下午2時，離開敦煌。

」（吉川小一郎《支那旅行記》日記）

橘瑞超

吉川小一郎

這批敦煌文物運送至日本後，多數收藏於大谷光瑞的別墅二樂莊，部分寄存於今京都國立博物館。

橘瑞超於1912年5月回到日本，開始整理研究帶回的部分敦煌寫經，陸續出版了《二樂叢書》四卷。

1914年，被大谷光瑞出售的此批文物，輾轉入藏韓國漢城國立博物館、關東廳博物館（今旅順博物館），旅順藏品中的寫本後轉入中國國家圖書館。

京都國立博物館之寄存品則轉入東京國立博物館。

大谷光瑞過世後，西本願寺中遺留了兩箱敦煌文物，捐贈給龍谷大學圖書館。

最後的淘寶者，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奧登堡

最後來到敦煌藏經洞淘寶的，是由奧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所率領的俄國探險隊。

奧登堡是聖彼得堡大學教授，擅長梵文和波斯文，他組成了一支專業的中亞考察團隊，隊員包括攝影師、地形測繪員、考古學家、翻譯人員等，進行過兩次中亞考察活動。

1914年，奧登堡的考察團第二次出發，來到了敦煌千佛洞，對洞窟進行清理髮掘、測繪、攝影、繪畫等活動，亦在當地收購了大量的經卷、繪畫等文物，其中佛經文書便有2萬件。

奧登堡雖為最後到來者，收穫卻相當豐碩，亦不乏珍品。

其考察團於1915年返國，於敦煌所獲文物分藏於俄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

俄國探險家奧登堡（S. F. Oldenburg）

敦煌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然而最早認知其重要性並親自前往發掘的，是來自西方的探險家。

他們自歐洲迢迢而來，歷經如唐代玄奘赴天竺取經般的艱苦路途，秉持著探險家的精神、考古學者的敏銳神經、學者的博聞多識，從無知的王道士手上購取大宗文物，視如珍寶地運送至博物館中收藏。

藏經洞文物之離散雖增加了學術研究的困難度，然而這些探險家不畏艱苦、力求親眼實證的冒險精神，亦令人欽佩。

他們對於這批文物歷史價值的認知與情感，或許是超越金錢的。

伯希和檢閱完所有藏經洞文物後曾感性說道：「在藏經洞被發現的八年之後，這些寫本還在等待著我。

」

敦煌寫經《妙法蓮華經卷第三》，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

奧登堡採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