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走出國門探源世界文明

李新偉在科潘遺址考古現場。

資料圖片

20世紀初,中國的西部還是西方考古學家的樂園,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幾何時,中國考古人還只是埋首於自己的土地,而對其他文明進行研究和發表見解還依靠著二手的文獻資料……而現在,中國考古正在走向世界:從亞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熱帶雨林,從絲路沿線到非洲海濱,都可見中國考古人的身影。

以世界文明為廣闊背景,用更豐富的視角認識中華文明特色

或許很多人會問:國內的考古和文物搶救保護工作已經任務繁重,為什麼還要走出國門?中國對自己文明的研究都還有待深入,為何還要顧及其他文明?

「探討中國文明形成發展的過程和中國文明的特徵,固然是一個熱門課題。

但邏輯是,想搞清楚中國文明是怎麼回事,卻連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對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認識得有多清楚。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西北大學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考古隊負責人王建新說,之所以要到國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過考古發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為廣闊背景,以更豐富的視角、更深刻地認識中華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來的發展之路。

「我們之前對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國人的文獻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難以做出顯著成果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宏都拉斯科潘遺址發掘領隊李新偉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幫助我們從最基礎的工作和第一手資料開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王建新回憶,2011年,西北大學、國家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組隊進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調查。

「當地學者問我們:『法國、德國、義大利、美國、日本等國的考古學家早就來了,你們怎麼現在才來呀?』可知,我們進入中亞開展考古工作實在是太遲了!」

資料顯示,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跨出國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烏茲別克斯坦等周邊國家,後來則跨越到了肯亞、宏都拉斯等國。

「應該說,之前一些境外項目的實施有其偶然性,並非完全是考古學家主動走出去。

現在我們則是進入了主動階段,有能力、有願望,也有良好的國際環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國門、系統研究其他文明。

」李新偉介紹,「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與宏都拉斯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擬定與哈佛大學合作聯合開展科潘遺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開,這也是我國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

」

科潘被稱作瑪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瑪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

科潘遺址則是世界文化遺產。

「關於科潘遺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也一直代表著瑪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準,但對科潘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多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考古學界的『主場』,他們長期占據著世界文明研究制高點、壟斷文明研究話語權,而中國卻對瑪雅文明的歷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據考古發掘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的基礎研究。

」李新偉說,我們主動走出去,將極大地改變這些狀況。

「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考古大國,我們不滿足於只作為局外人旁觀國際舞台,也渴望成為世界考古強國、文化強國。

」

憑藉務實態度和責任感,「中國正努力成為世界考古領軍者」

走出國門的中國考古隊,沒讓國內外的關注者們失望,一連串驚喜隨之而來。

2010年到2013年間,北大考古隊先後4次對肯亞的5個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還對以往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三次調研。

「在曼布魯伊村遺址的發掘中,考古隊發現了永樂官窯青花瓷和明早期龍泉窯御用官器瓷片。

這兩種官窯瓷器的年代與鄭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鄭和船隊從官窯定製的禮物,從而基本確定了鄭和曾到訪非洲的事實,極大地推進了關於鄭和航海壯舉的研究,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曾帶隊去肯亞考古,他說:「陶瓷調研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不但讓中國學者在外銷瓷研究、世界貿易史、航海史研究領域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也使世界相關領域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海上絲綢之路強大的商業生命力和影響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

2014年5月,王建新團隊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盆地南緣山前地帶開展的春季考古調查工作結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馬爾罕市內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國際著名考古學家、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教授托蒂,托蒂帶領的團隊當時已在撒馬爾罕盆地開展考古調查工作15年了。

「聽說我們也在這裡開展考古調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們,很不客氣地對我們說:『我們已經調查了15年了,你們還調查什麼?你們會調查嗎?』當天下午,我們在考古研究所匯報了我們本季度調查工作的主要收穫,法國、義大利等國的學者也參加了匯報會。

當托蒂了解到我們在古代遊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導下,在他們已調查過的區域內新發現了一批古代遊牧文化的聚落遺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遺址的時候,他的態度馬上就變了。

他立即想要與我們談合作。

」王建新感慨,通過務實努力,我們在古代遊牧考古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已在國際上居於領先地位,這才能得到外國考古學大腕的尊敬。

科潘遺址發掘也不乏讓哈佛大學的專家們眼前一亮的驚喜出現。

「瑪雅人相信萬物都有生有滅,建築也不例外。

所以他們到一個時期,就會把之前的建築推倒,在此基礎上構築起新建築。

於是累積起來,不同時期的建築最終形成了一層一層的結構,就像『俄羅斯套娃』一樣。

」李新偉說,中國考古隊在發掘時通過「解剖」,發現了至少三個時期的建築,這為了解科潘王國的發展演變歷史提供了重要信息。

「199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主持的考古隊對居址東部進行了發掘,但他們並沒有對居址進行深入解剖,我們算是填補了他們工作的一個空白。

」

王建新團隊在中亞地區看到了不少掠奪式考古的痕跡,很多探方挖掘後甚至不回填,考古現場滿目瘡痍,「許多國家的考古隊來到這裡,只管攫取文物資料、不管文物保護,這是十分不負責任的。

」王建新說:「我們在中亞的考古發掘工作,始終有一個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負責任的考古態度。

我們不僅對發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對發掘的墓葬,特別是大型墓葬還進行了實地保護,有的建了展示大廳,將來將建起小型的遺址博物館。

」中國考古隊的這些「靠譜」行為,受到了普遍讚譽。

尊重、關心和維護他國的文化遺產,促進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我國西北地區曾一度是西方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樂園,那時候我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都無力保護,現在終於有實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認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這讓考古專家們自豪和振奮。

「在科潘的整個工作過程比預想的都要順利!比如,我們擔心當地政府可能並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權威學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幫助我們。

實際開展工作之後,感受最大的就是來自當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學學者們熱烈的歡迎和熱情的幫助。

」李新偉感嘆,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讓大家相信中國能做好一切事情。

」

對於中國考古學界來說,境外考古是我們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國家和地區歷史文化傳統的重要基礎工作。

「但是意義不僅如此,由於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農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種區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還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現狀。

」王建新指出,歐美、日韓各國紛紛將海外考古工作列為文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系列項目的持續開展,大大提高了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親和力,加深了他們對這些國家歷史和現狀的了解。

秦大樹也舉了個例子,「肯亞陸上考古成就令當地學者和民眾為之興奮,他們為自己祖先創造的文明感到驕傲,也為找到了中非友誼源遠流長的歷史而感到高興——從發掘結果來看,曼布魯伊和馬林迪兩個遺址的創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紀,比英國學者之前認定的14世紀向前推進了四五個世紀；肯亞出土的中國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紀,表明早在晚唐時期,中國商品就已經抵達這一地區；發掘出的永樂官窯瓷器,基本確定了鄭和到訪非洲的事實。

」

「雖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現在我國的境外考古還只能算是剛剛起步。

」採訪中,專家紛紛表示,目前我們對其他國家文明的知識儲備、專業研究、人才培養都還不夠充分,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也還欠缺,要想進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爭取世界文明研究話語權,依舊任重道遠。

王建新展望,預計經過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國考古學家可以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某些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在世界考古學的大多數研究領域取得話語權,在某些研究領域取得研究的主導權。

「到那時候我們才能說,世界考古學迎來了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

」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24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