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藝叢║金石考據與收藏 古人如何操作

《西泠藝叢》總第29期「山左金石研究專輯」論文摘要

清代金石學興盛，表現為文人學者對金石的偏好以及對金石的大量著錄。

然清代金石搜集、金石鑑藏、金石著錄並非單槍匹馬的個人所為，而是以幕府為中心的幕主、幕賓之集體所為。

幕主嗜好金石，引領眾多幕賓金石專家一起完成對地方金石、家藏金石的校訂著錄。

同時，幕賓也藉此機會，搜集資料，成就自己的金石專著。

正因為此，清代金石著錄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

畢沅

如歷官陝西、河南、山東巡撫，湖廣總督的畢沅引領幕賓著錄《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等金石著作，其幕賓也藉此機會修著了《同州府志金石志》《興平縣誌金石》《朝邑縣誌金石》等金石著作；

阮元

歷任翰林院編修、提督山東學政、浙江巡撫、江西巡撫、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的阮元亦引領幕賓著錄《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金石著作，其幕賓也完成了《山左金志》《山左碑目》等相關著作；

端方

歷任工部主事﹑陸軍部尚書、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等職的端方堪稱以私家所藏金石事物著錄之第一人，在其極力督辦下，《匋齋吉金錄》八卷、《匋齋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匋齋藏印》相繼成書。

當然，在金石著錄中，幕主、幕賓、金石家之間相互錯綜，共同構成了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家交際圈。

這個交際圈完成了清代大部分金石資料的搜集、考釋、整理、著錄，從而實實在在地造就了清代金石學的輝煌。

——摘自薛帥傑《論清代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以畢沅、阮元、端方幕府為例》

金石學，舊亦稱古器物學，涵蓋了銅器、玉器、陶器、石刻、磚瓦、封泥、甲骨、簡牘等門類，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上自經史考定，下至藝術鑑賞之學，是介於史學與文字學之間的學科。

曾伯黍簠及銘文拓片

金石學史上，清代的陳介祺是公認的最負盛名的收藏大家。

陳介祺（1813—1884），山東濰縣（今山東省濰坊市）人，字壽卿，因得曾伯黍簠後名其居為「寶簠齋」，後遂以簠齋為號。

《清史稿》稱其「所藏鐘鼎彝器為近代之冠」。

陳介祺的主要藏品涉及商周青銅器、秦漢銅器及權量詔版、古璽印、封泥、陶器陶文、鏡鑒、刻石、磚瓦、古錢幣、泉范、碑帖、書畫等，所藏無計。

他以畢生的心血，為保存、傳承、弘揚中華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也正因如此，他對後世收藏市場帶來了很大影響。

十鐘山房印舉

當今，隨著收藏熱潮來臨，一部分收藏家在收藏體系搭建方面選擇了金石、金石書法，不少收藏家更加具體地選擇了「陳介祺」，以致收藏市場產生了「陳介祺熱」。

如《十鐘山房印舉》、毛公鼎拓片、曹望憘造像拓片、陶器拓片、陳介祺書法作品等都成了藏家選擇的對象。

——摘自王亮行、高靜波《簠齋收藏及其對當今金石藝術品市場的影響》

自商周迄秦皇漢武以來，膠東地區多有金石遺蹟存留。

北宋嘉祐六年（1061），登州太守朱處約在丹崖山頂原海神廟的基礎上改建蓬萊閣，為鄉人開闢一個遊覽之所。

此後，無數文人雅士、宦遊學子登臨歌詠，留下了大量詩文和刻石，千餘年來形成了獨特的碑刻群，堪稱「蓬萊碑林」。

蓬萊閣

由於登州自古處於要地，在史籍寥落散佚的情況下，保存於蓬萊的碑刻，與史籍、地方史志收錄的佚碑和文獻一起，成了研究蓬萊歷史文化的重要素材。

作為古代殷商和萊國、己國地界，蓬萊市村裡集鎮一帶及其周邊黃縣歸城故址出土的大量青銅重器。

秦皇漢武登臨之罘，連弩射鯨，刻石紀功，在蓬萊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隨後發現的大量漢代畫像石、陶文銘刻；隋唐時期，記錄遠征高麗的石刻；北宋元豐八年（1085），蘇軾「五日知登州」，留下的千古詩文名作和超邁絕倫的書法名跡；南宋末年，登全真七子留下的詩篇；明代，記錄戚繼光的英雄事跡及「登萊兵變」等重要事件的石刻；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而留下的有關記錄等，都體現著蓬萊金石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摘自張永強《蓬萊金石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編輯 鄭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