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天到冬天 --走進蔣一談的短篇小說世界

蔣一談

 蔣一談：（1969~ ）小說家、詩人、出版人。

 199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讀圖時代公司創始人。

寫作小說和詩歌。

 曾獲得首屆林斤瀾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短篇小說獎、《上海文學》短篇小說獎、「南方閱讀盛典」最受讀者關注作家獎。

【代表作品】

《蔣一談作品集》

【精彩書摘】

我畏懼的不是死亡，而是日常生活的慣性。

——《蔣一談作品集》

學好歷史能幫我們讀懂無情的含義，因為往事如煙。

——《蔣一談作品集》

從夏天到冬天 ——走進蔣一談的短篇小說世界[選摘]

文/鳳凰讀書會

蔣一談：來之前，嚴彬告訴我，讓我談一下對小說的理解。

這個話題其實非常大，大在哪兒？這麼多年來，作家、詩人千千萬萬，每一位作家、每一位詩人，其實都是在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文字，表達對文學、對生活的理解，為文學貢獻丁點力量。

我無法用一句話概述文學的意義或者文學的理念，但是我也問過自己：如何理解小說的形態？什麼是我喜歡的小說形態？這個話題我也想了很久，我想把我的想法說出來，與大家交流。

我認為，小說有兩種基本形態：第一種，寫小說的人像貨車司機，他的作品就是一輛貨車，他（她）開著貨車往前走，從讀者身上軋過去，而讀者沒有反抗能力。

這樣的作品可能會讓讀者感到震撼、痛哭流涕、勾起埋藏的記憶。

另外一類小說形態，寫作者本人像是一位建築家，他（她）通過文字，搭建一個房屋，讀者走進去。

這個房屋有窗戶、有門，讀者透過文學房間的門，又看到外面的自己。

自己看見自己。

這種狀態不見得是正常，但平和的情緒要多一些。

我本人的寫作遵循後一種形態，我希望成為一名建築家，而且可以搭建各種各樣的房子。

嚴彬：我今天提早了一個多鐘頭過來，又讀了兩篇蔣一談先生的作品。

我不太願意一下子把他的作品讀完，他的作品需要慢慢讀。

比如說《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講的是主人公和一個姑娘的一段邂逅。

女孩喜歡攝影，非常熱愛馬克呂布。

她問他：「你熟悉馬克-呂布嗎？」男主人公可能不大熟悉，說：「我更喜歡吳冠中先生。

」這樣兩個人的趣味產生了一點點衝突，接下來這個男人心裡有一種情愫，他覺得自己幾個月沒有戀愛了，可能這是一個開始。

後來，我們讀到原來主人公其實也不是特別了解吳冠中先生。

但是姑娘對兩個人都很熟悉。

最後女孩跟他說，這一段緣分大概是不能進行下去的，因為他們的趣味是衝突的。

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小說，體現出作者的浪漫所在。

蔣一談：吳冠中先生的傳記里寫到他和馬克-呂布的公案，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其實想通過這篇作品，探討人際關係的問題。

比如我和趙志明是很好的朋友，他和嚴彬是好朋友，但如果恰巧嚴彬又是我的敵人，這一刻我們的關係已經發生變化了。

嚴彬：你在逼他做選擇，是嗎？

蔣一談：人之間關係的脆弱就體現在這一點。

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包括情侶之間都要保守秘密，秘密構建了我們的生活。

也就是說，我們的快樂，一定要通過隱藏什麼來獲得。

嚴彬：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先生這樣評價你的寫作。

他說：「在這個世界上，失敗者註定會被遺忘，但是在蔣一談那裡，失敗者是有故事可講的。

悲傷、恐懼、奇蹟、慾望和希望，這些人從他們的失敗中，都領會了生之意義。

這些東西在蔣一談的小說中，都有很好的體現。

」比如《透明》中的「我」，《在酒樓上》的阿亮等等，這些人的性格裡面，或多或少都有失敗、失意和柔弱的部分。

在生活中，人們也或多或少扮演著失敗者的角色。

對此您怎麼看？

蔣一談：其實這個話題幾千年前，莊子就已經講過。

在十天裡面，我們每個人能大笑幾次？可能只有一次，甚至是沒有。

更多的是時間是平淡的。

我在路上的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

在北京城這樣的氛圍裡面，人的幸福、快樂已經被打了大折扣。

這就是時空，我們逃離不了時間和空間。

生活在北京，就必須要承受。

我們日常生活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解決完這個問題的空當，喝杯酒慶祝一下，然後調整好心態面對下一個問題。

我認為這是生活的常態。

所以我在2010年秋天寫《赫本啊赫本》時給自己寫下這樣的話：「人生充滿苦痛，我們有幸來過。

」要以一種幸運的心態迎接生活。

我今年45歲，也經歷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心裡很清楚，明天、後天、下一步，還有更多的障礙和問題在前面，但是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沒關係，這是真實的。

嚴彬：我在商場裡面逛了一下，旁邊那麼多人經過，他們衣著都很光鮮、得體。

商場裡面衣服的標價是買兩千減一千。

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在這樣一個商場裡面，怎麼突然間來了這麼多有錢的人，他們可以用一千塊錢買一件或者兩件衣服，而我卻背著一百多塊錢的包穿梭在其中。

當時我就在想，是不是應該把這個場景作為一個小說的開頭。

我也有一個（小說）構思，如果我帶上我的愛人到商場裡面，我在別人眼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一個衣著光鮮的人，還是一個闖入者呢？

蔣一談：你剛才談到的狀態，我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也有過。

不過我想從另一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感受。

我和身邊的一些朋友都認為，我們所說的高速發展僅僅是在物質層面，文明程度上、精神層面上的發展是很緩慢的。

我在紐約看到的奔馳、寶馬、保時捷、路虎這些世界頂級品牌的車比北京少多了。

可是紐約的文化繁榮程度，要比北京高很多倍。

關於這個話題，我與在紐約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時候談過，他說「美國人已經過了攀比期，他們都在過自己的真實生活。

」這就是城市與城市的文明差距。

像你剛才講的那種感受，我想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都有體會。

這種心態說明中國的當代生存文化，缺一個緩解期，對尊嚴的緩解、對尊嚴的理解。

我們的尊嚴以物質來衡量，而沒有精神方面的考量。

就像《星際穿越》中一個經典的詞，叫做「枯萎病」，精神的枯萎。

這是當代中國年輕人所要面對的，但是罪過不在年輕人。

嚴彬：是的，罪過不在年輕人。

我讀您的小說，能感到很多身份的衝突。

比如《中國鯉》中講到從中國到美國，因為身份、文化的不同，人與人之間就產生差異的故事。

您能談一談，為什麼如此的迷戀於在小說里表達這種在身份層面上的衝突嗎？

蔣一談：可能跟這些年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係。

我每年都有三四個月的時間生活在國外，於是免不了要考慮這個問題。

這些年我有兩點感受特彆強烈。

首先，在國外生活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之後，發現自己更愛國了，比在國內的時候還要愛國；第二，我們中國人在這種與人交往的自信心方面，與拉美人相比，甚至是與非洲人相比，有巨大的差距。

中國有56個民族，俄羅斯有193個民族，而美國有近1000個民族，所以這樣的空間有一種巨大的包容性，給人以充分的自由與選擇。

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文化自信、心理自信會自然而然很高。

這一點咱們要反思，為什麼拉美族群、非洲族群和歐洲的族群到了美國，照樣生活得很好，精神狀態也很好？而我每次去唐人街，都深刻地感受到人群之間，包括整個社區之間的異常混亂。

我個人認為，在美華人缺乏對生活的專業精神以及對自我的挑剔，我們對自身文化上落後的一面認知不夠、反省不夠。

蔣一談：文學作品裡的主人公遇見作家，全靠命運。

嚴彬：您在《透明》的扉頁寫到：「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

」我覺得這種提法還是有悲觀消極的成份，您怎麼理解認命以及尊嚴在您的文學中，以及在您本人生活狀態中的體現呢？

蔣一談：文字是個人對生活的體悟。

《透明》出來之後，網絡上起了一種聲音，為什麼如此悲觀？我想八零後、九零後對這句話的理解，和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會不太一樣，生活的滋味是累加的，沒有足夠的經歷沒有辦法感受到。

所以我借這個場合，和一些朋友說一下，假如你今年才二十出頭，我的一些作品不買也沒關係，或者可以買了等到十年之後再看。

我覺得我的大部分作品最適合三十五歲的人來看。

我姐1964年出生，這本書出版之後，我送給她。

她到北京來跟我說：「弟弟，『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這句話是寫給我的。

」這是我親姐姐跟我說的，親姐弟之間是不會有謊言的。

嚴彬：這個跟您本人有關係嗎？認命是您本人心態的體現嗎？

蔣一談：我2009年開始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是正式決定去寫作的。

在我看來，人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旅行，這是一種基本的常態。

我們該如何從悲苦中獲取一些安慰？快樂和愛情這些東西都是很短暫的，只要能夠找到值得為它付出和奉獻的理由就可以了。

嚴彬：我們先把人生這個問題放一放，今天的主題是文學創作。

前一陣子，我在您的朋友圈裡看到一條狀態：「窗外冷秋黑夜，等了一年半，終於等來了《阿Q正傳》的最終故事構想和阿Q這個人的命運，感謝老天爺。

」我當時聽了，有一種「一文讀罷頭飛雪」的感覺。

您等了一年半，終於等到了這樣一個構思。

我想請您來談談，這個構思和小說的創作是怎麼進行的？這或許會對在座的讀者，或者對我自己的創作，都會有一些啟發。

蔣一談：我大約是在2012年春節過後，有了這個想法，想重寫魯迅的《吶喊》、《彷徨》等一些重要篇目，把那種氛圍、時空感放在當代。

我當時把這個想法第一個告訴了當代很有才華的一位批評家楊慶祥。

他說你好好寫，寫完之後，我們來做一個當代與民國文學的對話。

從那之後，我開始積累。

第一篇寫的是《故鄉》，第二篇《在酒樓上》，第三篇是《傷逝》，第四篇《離婚》已經構思完畢。

下面是《一件小事》，還有《祝福》、《狂人日記》。

至於《阿Q正傳》，因為這是中國太重要的一篇作品，所以必須要慎重。

我個人對小說特別在意兩點：一是故事的創意本身，二是故事裡的人物。

我始終相信，這一點到死都不會更改，那就是對於一位小說寫作者而言，哪些故事、哪些人物能遇見他（她），都是命運。

不是說寫了一些文字、寫了一些短篇、中篇、長篇，發表出來，你就是一個優秀的作家。

你的作品必須創造最獨特的故事、最獨特的人物。

而能不能遇到這些故事的人物，那就看命運的安排了。

像《紅高粱》男女主人公遇到莫言，《妻妾成群》的主人公遇到蘇童，《活著》裡面的人遇到余華都是命運。

遇到你了，你抓住了，寫成了，同類型的題材就不要寫了，寫了也沒用了，命運是這樣的。

所以在私下場合，我也和一些很年輕的朋友、寫作者交流，我跟他們講，寫作這條路特別陡，在當代賺錢很難，而且寫作是孤獨的事業，對身體傷害也特別大。

個人對故事人物沒有想清楚，或者把握得不好，情緒就會失控，對家庭生活也帶來負面的影響。

所以文學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想好了之後再去決定——是真正想成為一名作家，還是把文學當成自己的一門業餘愛好。

嚴彬：您剛剛講到，《紅高粱》遇到莫言是命。

但我覺得這種遇見往往不是很簡單的，不然為什麼是莫言遇到了《紅高粱》，而不是我？我想聽聽您具體談一談。

蔣一談：我遇到了《魯迅的鬍子》，就是這樣。

嚴彬：您能說一說這個經過嗎？

蔣一談：沒有。

這個是無解的。

像談戀愛一樣。

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從戀愛走向婚姻，有可能在這之前遇到了其他的人，三個，甚至五個，但有些好的情感跟婚姻，自始至終都是那一個。

我再打一個小比方，蛋殼裡的小雞成熟之後，要用小嘴啄雞蛋皮鑽出來。

在敲擊蛋殼的那一刻，小雞的母親也在外面用嘴巴敲蛋殼。

兩個敲擊碰撞到一起，這叫禪機。

很多時候重要作品的產生，就在這一刻，就是懸崖邊的狀態，感覺到了，就有了。

嚴彬：我還聽你談過，你的創作是很有規律性的。

先前還看過你接下來十年的創作計劃，多麼驚人。

裡面不僅有你的寫作主題和書名，甚至封面都已經定下來了。

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件很抓狂的事情。

十年的創作計劃是怎麼制定的？你不會擔心這十年之間有變化嗎？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規劃呢？

蔣一談：也不能叫規劃，而是有計劃進行。

這需要不停地思考，每天除了睡覺、正常的工作之外，你就在一個文學的狀態裡面。

一旦在裡面，思緒肯定就全是人物和故事，這是自動排列的。

接下來的出版計劃，明年的《蔣一談超短篇作品集》已經定下來了，2016年要出《中國人在美國的生存情感》。

2017年我要出一本旅行主題的短篇小說集，人生就是旅行，我要寫在旅途中發生的故事。

2018年可能要出版《吶喊》、《彷徨》。

2019年，我要寫一批關於中國影視的短篇小說集。

另外還有一本關於巫師的短篇小說集，也在儲備當中。

也就是說，此時都已經在儲備，只是可能五年之後才會出來。

嚴彬：從作者方面來說，這個是說得通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現在的信息資訊過於快速膨脹，包括閱讀以及文學，文學所能夠面對的世界素材都在不斷變化。

比如今年流行暖男，五年之後，不流行這個，而你還在按你的創作規劃工作，你考慮過作品跟讀者之間的關係嗎？

蔣一談：很坦率地講，我認為寫作者考慮讀者，首先在於考慮他本人。

他自己是不是一個好讀者？比如字裡行間書店有這麼多書，你能發現哪一本是最適合你讀的書嗎？人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且我的時間都是碎片化的。

既然是碎片化的時間，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時間碎片變得更安靜一點？另外，我也想談一點，我大概在一個月前看到陳丹青先生的一篇訪談錄，他說：「此時此刻以及未來世界的長篇小說，正在以衰敗的方式發展著、存在著。

」原因就在於美劇的魅力太大了，美劇是跨年度的，長的可能跨越十年。

對於長篇小說，想要把裡面十幾個人物都刻畫得非常鮮明，這難達到。

但是美劇可以把五到十個人物的人性的複雜全部展現出來，伴隨一個人的成長。

也就是說，過去長篇小說曾經解決的問題，現在美劇都可以更好地解決。

陳丹青講，因為碎片化，我們需要更集中。

所謂的集中是指，碎片式記憶就像隨時隨地的植入，累積式的植入貫穿成一條線，從而組成記憶線。

因此，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在美劇流行的時代，陳丹青先生說，短篇小說、詩歌和隨筆，恰恰能幫助人在瞬間記住自己。

這是他的個人見解，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文學有兩樣事物要面對：一是回望，回憶過去；二是展望，展望未來。

寫小說的時候，我個人當然也在成長，但是這些大的模塊化的內容，是我一直都會感興趣的。

可喜的萬事萬物都可以寫，我看完了《銀河護衛隊》，非常喜歡。

看完《超體》，感覺還可以。

《星際穿越》我也很喜歡，也想寫科幻短篇小說集，但是這只是內心的計劃，真正要將計劃拿出來承諾我不敢，因為在這方面的儲備還是非常少。

但如果有一天，這個儲備好了，我會寫科幻短篇小說集來挑戰自己。

嚴彬：現代小說，其實是從西方起源的，包括中國從八十年代以來的作家，莫言、余華等等，他們都是學習、模仿著西方小說的寫法。

比如很受歡迎的馬爾克斯，還有加繆、卡夫卡等等。

你怎麼樣理解現代小說寫作這個東西？

蔣一談：我認為現代文化是一個進行時，它的發生也才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一切都是進行的，沒有一個定論。

剛才談到美劇，我覺得，電視劇從誕生到現在，時間很短，但是電視劇的發展已經非常非常成熟。

電視劇是誰寫的呢？編劇，但是我堅信這些編劇們都有當小說家的夢想。

可能每個人都有小說家的才華，但是一個編劇團隊需要三個五個小說高手合在一起干成一個大美劇。

現在個體的小說家，不要太自信，因為人本身是局限的。

嚴彬：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進行小說創作呢？

蔣一談：你的眼界決定了你的作品的容量和生命力，要多學習、多遊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