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大 在於博物館之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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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一個民族是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個重要指標，那就是其博物館裡是否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文物。
當然，如今已不是叢林草莽弱肉強食的時代了，中國不可能像當年的英國、美國那樣四處收贓，還把別國文物砸碎了運回國來放置在博物館。
怎樣以今日的手段與智慧，去完成一個民族成長過程中需要完成的使命，正在考驗中國的這一代人。
記者｜姜浩峰
白天烈日當頭，卻難以抵擋上海博物館門前的人流；周五夜場，更是成為滬上消夏好去處。
這就是目前在申城大熱的「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
這個特展里最令人魂牽夢繞的，還是大英博物館飄洋過海帶來的9件中國文物。
在展覽開幕前，大英博物館策展人貝琳達·克里勒稱，希望大家嚴肅客觀對待英國殖民和貿易史。
這話令人感覺——確實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寶，毋庸諱言來自英國崛起乃至稱霸世界的年代。
英國的博物館至今收藏的這些珍寶，一方面證明了他們曾經做過強盜，另一方面亦證明他們曾經是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強國。
當美國崛起之後，則並沒有完全複製英國的搶奪行徑——縱然美國人也採取了許多非法手段巧取豪奪。
如今，21世紀，中國大國崛起，顯然無法再走炮艦政策的老路。
但如果說一個崛起的大國，其國內的博物館裡並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寶，那又如何算一個世界級的大國呢？
如何和平擁有並與世界分享人類文明史上的奇珍異寶，這是國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百科全書式的掠奪史
良渚文化的玉琮、西周早期的康侯簋、商周時期的鎛、東漢釉陶六博俑、唐代劉庭訓墓的三彩文官俑、唐代龍首雙耳瓶、元代青花瓷盤……百物展里的這些中國珍品是怎麼流到大英博物館去的？
按照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李仲謀的說法，此類展覽需要從國家文物局申請批文。
國家文物局對展品來源都進行過嚴格的審查，如果存在證據確鑿的非法流失問題，比如盜掘、走私等，這些文物就進不了國門。
以此次來到中國展覽的這件元青花為例，根據其圖錄顯示——收藏於1870年代。
據李仲謀說，未必是直接從中國出去的，很可能經過中東或者東南亞。
在元代時，中央政府和波斯等地有很多國家間的正常交流，因此那裡會留有很多貿易或者官方賞賚的瓷器。
而六博俑、唐三彩文官俑確實是墓葬出土，應該確實由正常銷售渠道流入海外。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一些外國人來到中國，通過北京或者上海的文物市場購買中國文物，有些後來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這種情況也不鮮見。
至少目前沒有任何證據或者確切材料證明這幾件文物的來源是非法的。
之所以外界會有此疑問，是因為大英博物館本身不僅是一座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亦相當於記載了大英帝國的掠奪史。
即以大英博物館的看館口號而論——「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館」，難道還不能證明日不落帝國當年是如何全球擴張的嗎？
從初建時僅有7萬餘展品，到如今的800萬件，大英博物館的展品增加了一百多倍！細數其中珍品，有不少來自劫掠——
1801年，英國駐奧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額爾金勳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希臘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和伊瑞克席翁神廟。
這位老兄在打劫的時候，當然採取野蠻施工——敲掉兩大神廟的承重結構，然後割取19幅浮雕、15塊牆面、56塊中楣、1個女像柱、13個大理石頭部雕像。
這樣的手法，簡直駭人聽聞。
此類在文物整體上規整切割精華部分回國內的手法，後來被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廣泛繼承。
1860年，老額爾金的兒子小額爾金（James Bruce）率領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並焚毀了圓明園。
這一回，文物盜掠者猶如老鼠掉在了米缸里，大量文物流失。
40年後，亦即1900年，當英軍隨八國聯軍再次進入北京之際，駐頤和園的英軍第一孟加拉騎兵團上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趁亂將《女史箴圖》盜走。
此為《女史箴圖》的唐摹本，有宋徽宗御批《女史箴》詞句11行，有宋、金、明、清內府藏印，及明清歷代收藏者的私人鑑藏印，在清宮來說，是乾隆喜愛之物。
作為帶兵的頭目，基勇松並不懂此畫的文物價值，他於1902年將畫作帶回倫敦後，跑到大英博物館，只為了讓館員看看那畫軸上的玉扣價值幾何。
大英博物館繪畫部的管理員西德尼·柯文（Sidney Colvin）和他的助手勞倫斯·賓揚（Laurence Binyon）意識到了畫作的珍貴，於是以25英鎊的價格從基勇鬆手中購得此畫。
然而，大英博物館對中國畫的保護，當時並沒有太多專業知識。
1912年，大英博物館僱傭日本畫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蟲進行文物複製和修繕工作。
由此，1914年到1915年間，這幅唐摹本《女史箴圖》被分割成兩長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場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後來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宮畫家鄒一桂接續的畫作。
並且，因為缺乏中國畫裝裱知識，唐摹本《女史箴圖》在重裱時由館方以日式裝裱取代——明清時期文人留下的題跋都被破壞性地裁剪了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期間，英國政府為感謝中國軍隊在緬甸解除日軍之圍，曾有意把《女史箴圖》歸還中國作為謝禮。
但當時的中國政府選擇了另一個亟需之物充作謝禮——潛艇。
於是，此唐摹本《女史箴圖》終年放置在大英博物館斯坦因密室。
南京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藝術研究室主任謝成水2002年曾前往該密室看過這幅摹本，當時在登記冊上只有1920年代兩個日本人來現場臨摹過的記錄。
比之《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還在其中國廳展出敦煌壁畫。
這數十平方米的壁畫，邊緣的割痕猶清晰可見，無疑是採取了類似老額爾金在雅典衛城類似的手法。
原來，1856年至1932年間，多個所謂的「西方探險家」以科學考察的名義，深入我國西北地區達60多次，次次都掠走大量文獻文物，方才告一段落。
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藏經洞劫掠的文物為最多。
如今，敦煌藏經洞的4萬多件經書書稿中，大英博物館就藏了1.3萬件，中國現存僅剩三分之一，難怪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教授曾經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
據文化學者吳樹先生統計，英國各大博物館、圖書館共收藏中國歷代文物約130萬件，大多數是在近代殖民主義時期被侵略者從中國非法劫掠流落海外。
其中，大英博物館收藏中國書畫、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銅器、雕刻品等珍稀國寶有3萬餘件，流失海外的中國古代繪畫精品幾乎都在館中。
吳樹表示：「這些文物珍品涵蓋了近7000年中國歷史，其中許多都是從未面世的孤品。
」除了敦煌壁畫、唐摹本《女史箴圖》以外，大英博物館還藏有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衛大將軍李思訓的《青綠山水圖》、宋初江南畫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疊嶂圖》、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陝西畫家范寬的《攜琴訪友圖》、號稱龍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華岩變相圖》、宋大文豪蘇軾的《墨竹圖》。
此外，還有商代青銅雙羊尊、西周康侯青銅簋、邢侯簋、漢代玉雕馭龍、唐代黃玉坐犬等，每一件拿出來都堪稱鎮館之寶。
英國鼎盛時，對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弱小民族百科全書式的掠奪史，都在大英博物館和許多其國內的博物館中體現著。
那些數百年、上千年、數千年前誕生於世的文物，無聲地在那裡講述著一部部掠奪史。
同樣，法國巴黎羅浮宮藏品不斷豐富的過程，也展現了法蘭西帝國在歐洲、美洲、非洲和亞洲擴張的過程。
法蘭西帝國對外用兵擴張時期，如佛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崙一世等人統治期間，是羅浮宮館藏文物增長最快的時期。
在拿破崙一世當政時期，他主張——每一件天才的藝術品都必須屬於法國。
他將羅浮宮改名為「拿破崙博物館」。
拿破崙戰敗後，歐洲各國先後從羅浮宮追索回5000件文物。
但由於法國人圓滑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說服力，依然有許多掠奪來的藝術品留在了羅浮宮。
吳樹舉例說：「譬如羅浮宮競技場院拱門上的馬群浮雕，系法軍從義大利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頂上拆下來的；鎮館三寶中的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來自法國駐外使節或法國海軍的巧取豪奪。
羅浮宮1828年設立的古埃及館中，神廟斷牆、木乃伊、頭像等350件藏品，都是拿破崙的軍隊在征服埃及時盜掘而來的。
」
大國變遷改變奪寶方式
作為後起的大國，美國參與到瓜分世界的熱潮時，英法等歐洲強國早就已經進行過數輪瓜分。
美國縱然也在巧取豪奪，但其並沒有完全複製英國的搶奪行徑。
以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來說，許多並非如英軍士兵那樣直接從中國奪來，而是從中國的文物販子手上收贓而來。
今年4月，《新民周刊》記者曾到美國費城，花了15美元，在當地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流連半天。
對於賓夕法尼亞大學來說，這所博物館體量不算大，卻絕對是賓大明珠。
記者深感震撼的是——賓大博物館對中國文物的重視程度，以及某些地方又有點兒遮遮掩掩的態度，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
譬如，儘管中國文物、藝術品在賓大博物館藏品中所占比例很大，並且擺放在最重要的正中展廳，然而，展館名稱卻是「JAPAN&CHINA」，亦即「日本和中國」廳。
然而，整個大廳內目視日本展品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體量。
而中國展品中，除了甲骨文殘片等在中國都很難見到的珍品以外，更有賓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拳毛騧和颯露紫——此乃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兩匹馬的石像。
至今，陝西唐昭陵仍存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四匹，而昭陵所展示的拳毛騧和颯露紫，僅僅是水泥複製品。
在民國初年，拳毛騧和颯露紫等一干文物，以12.5萬美元被盜賣到美國，這些賊贓最終的落腳點即是賓大博物館。
至今，中國有關部門甚至在追討之。
賓大展示的拳毛騧和颯露紫真品，當年在盜賣途中，各被砸為三截，在博物館展出前，又重新粘連起來。
這樣的現象，在美國一些博物館並不鮮見。
譬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許多埃及文物，都是砸為三截、五截運到美國。
費城藝術博物館的中國佛像，一些是被斷手斷腳的，及至展出也沒有修復，都人為變作了與斷臂的維納斯同病相憐者。
這一切當然都是美國人和當年世界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物販子們造的孽。
如今，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都陳列於此。
這家大學所擁有的博物館，甚至比許多大城市的博物館藏品更多，更具特色。
然而，即便記者參觀了賓大博物館的文物修復室，仍然感到——這些手段根本無法消弭、解脫當年那些美國人的原罪。
他們就像他們的英國老師一樣，為了把別人家的東西奪來，不惜先砸壞了裝船。
但隨著時光進入20世紀，美國人在收藏當時的藝術品時，開始改變奪寶方式。
《新民周刊》記者在費城藝術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看到的最多的油畫作品，都是印象派和後期印象派的作品。
如果是寫實類作品，則多為20世紀初美國本土畫家的作品，而歐洲17世紀到19世紀的油畫作品，除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了一些以外，其他博物館此類作品數量較少。
這一點，完全和國力的逐漸增強有關。
當美國國力開始超越歐洲的時候，他們的富商只需撒下大把美元，就能買到當時時代的頂級作品——譬如梵谷、塞尚、德加、莫奈、馬奈的作品，可以充斥美國各大博物館。
即便是建於1922年的巴恩斯基金會畫廊這樣較為民間的機構，亦羅織了許多當時歐洲頂級名家創作的畫作。
西北大學絲路研究院副教授席會東如此評價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藏品：「在世界四大博物館中，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帝國主義色彩相對淡化，從其他國家直接掠奪而來的文物相對較少。
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品不斷積累豐富的過程，也正是美國在二戰前後迅速崛起，成為世界頭號政治軍事強國和資本帝國的縮影。
美國以政治軍事實力為後盾的世界性經濟資本擴張，塑造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輝煌。
」此言道出了大國變遷是如何改變奪寶方式的。
未來中國怎樣打造大國明珠
巴恩斯基金會新館的創立者阿爾伯特·巴恩斯（Albert C. Barnes），這位愛爾蘭移民考取賓夕法尼亞大學，並以半職業棒球手的收入補貼學費。
之後他留學德國，成為藥劑師，因發明「弱蛋白銀」（Argyrol）而獲得巨額財富——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夢故事。
故事的華麗尾聲是：1922年，巴恩斯基金會成立，開始收藏以及辦博物館之路。
巴恩斯基金會收藏的雷諾瓦、塞尚、馬蒂斯的作品，令人陶醉。
在花大把金錢收購舶來品之外，美國人亦在不斷耐心、細心地收藏正在創作鼎盛期的本土藝術家作品。
記者在費城藝術博物館遇到過一位老先生。
當時，這位老者在當地畫家瑪麗·卡薩特（Marry Cassatt）的一幅女性肖像作品前佇立良久。
記者上前探看，發現老者用一支鉛筆在白紙的筆記本上奮筆疾書，間或一遍遍看畫，或者又陷入沉思。
仿若這幅畫是活的，畫中人正與他對話。
老者自稱是DON Brewer的記者，名叫DON。
想來，這家叫做DON Brewer的媒體，很可能是老人的自媒體。
老人稱，對於費城本地人來說，自己身邊的藝術家，也許比來自海外的藝術家更能激起人們的欣賞熱情。
與美國不同，中國有著五千年歷史。
無論是故宮博物院，還是陝西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單體拉出來，都能夠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位置。
《新民周刊》記者今年初曾到成都博物館參觀，都被其六個樓層，從三星堆到西漢、東漢乃至近代的展覽精品深深震撼。
如果說中國如今缺乏的，可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精品。
從一個東方大國的角度，類似大英博物館這樣的跨洋而來的臨時展覽，無疑是能夠拾遺補缺的。
事實上，近幾年來，凡海外來華，特別是來滬所辦精品展，都曾引起轟動。
但中國目前很少有真正常設的海外精品博物館。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富商辦博物館之事早已不鮮見。
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譬如在國家房地產改革之初撈到第一桶金的樊建川，如今早已不以房地產商的面目示人，也似乎不搞房地產項目了。
提及樊建川，當年的成都人會指著市中心體量巨大的建川公館項目，而如今，大多數知道樊建川的中國人，許多人並不太知道這一樓盤，更多人知道的是位於成都郊外的建川博物館聚落。
還有證大的戴志康，也號稱在房地產下半場退出不玩了，去搞喜瑪拉雅美術館。
國家是否能從政策面扶持各界商人所辦博物館，讓其有機會升級，有機會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品呢？
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一個民族是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個重要指標，那就是其博物館裡是否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文物。
當然，如今已不是叢林草莽弱肉強食的時代了，中國不可能像當年的英國、美國那樣四處收贓，還把別國文物砸碎了運回國來放置在博物館。
怎樣以今日的手段與智慧，去完成一個民族成長過程中需要完成的使命，正在考驗中國的這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