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理學與宋學

這裡首先有個正名的問題。

學術界原先所說的宋學，是相對於漢學或清學而言的，所指的就是理學。

這種以朝代命名的叫法，當然是指一個朝代的學術主流，說理學是宋代學術的主流，也未嘗不可。

不過，宋史權威鄧廣銘先生以為：理學真正形成一個學術流派是南宋高、孝以後的事，因而把理學與宋學等同起來，就有失偏頗，更何況兩宋還有不屬於理學系統的其他新儒學學派，把理學與這些新儒學學派統稱為宋學，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實。

這樣，宋學就不宜用來專指理學，其範圍幾乎把宋代學術思想都囊括在內。

我們也是在這一內涵上，使用「宋學」這一概念的。

理學之所以在宋代產生，說得大一點，是唐宋之際社會變動在思想領域裡的必然反映，社會與時代需要有一種維護統治的新思想；同時也是傳統儒家思想與佛、道思想長期撞擊、批判與融合的歷史結果。

唐代是一個功業偉大而思想相對貧乏的朝代，但韓愈高揚道統、李翱鼓吹復性，已開理學的端倪。

講到理學的先驅，總提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與石介，他們以《周易》、《春秋》為依據，繼承韓愈的道統論，開始提倡道德性命之學，揭開理學成立的序幕。

但他們都活動在仁宗朝，實際上不能稱為宋初。

范仲淹在理學開創上的地位也值得特別標出，近來有學者推崇他為宋學開山，他雖然也有提倡新儒學的理論，把「以天下為己任」的這種時代精神正式呼喚出來，這自然是他的偉大之處；但主要還是以自己光風霽月的人格，為後來理學家群體樹立了一個典範。

提及理學的興起，還有必要說說唐宋之際私立書院的勃興。

范仲淹早年曾在應天府書院攻苦食淡，終獲大成，當時已有應天府、嵩陽、白鹿洞和嶽麓四大書院之說，而宋代書院總數大概在四五百所之間。

書院是獨立於官學系統以外的私學系統，不必向官方的價值系統降貴紆尊。

這裡沒有太多的利祿誘惑，只要有志於學問，都可以就學；倘若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可以悉聽尊便。

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探討留下了一片凈土。

這裡曾是理學家的搖籃，理學興起以後，又往往成為理學重鎮。

從宋仁宗末年起，湧現了宋代學術史上第一批大師級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學根基的北宋五子，也有王安石等其他學派的思想家。

第一個必須提到的就是周敦頤。

他是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字茂叔，世稱濂溪先生，其學也稱濂學，主要著作有《太極圖說》與《通書》。

他的《太極圖說》奠定了理學的宇宙觀。

不過，這一奠基之作卻有剽竊之嫌，他只是將陳摶的《先天圖》改頭換面、顛倒次序而已。

陳摶是宋初著名道士，為修煉內丹，總結前人成果、結合自己心得，繪成一張煉內丹的方法程序示意圖，名之曰《先天圖》。

其次序恰與周敦頤的《太極圖》相反，因為陳摶認為這一模式「順則生人，逆則成仙」。

陳摶追求的是成仙，所以倒過來；周敦頤研究的是「生人」，所以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男女順著往下說。

不過，周敦頤好歹也經過自己的消化改造，算不得太丟臉。

一般認為，後來邵雍的《皇極經世書》與程頤的《伊川易傳》也都受到陳摶先天象數易學的影響，由此也可見道教對理學形成的重大作用。

與周敦頤約略同時的邵雍，字堯夫，號康節，少年時從祖籍范陽遷居衛州共城（今河南輝縣），代表作為《皇極經世書》。

他曾追隨李之才研究《河圖洛書》與象數之學，李之才則得之陳摶，因而邵雍的象數學與儒家易學與道教思想相雜糅。

邵雍從太極的「一」開始，乘以簡單倍數，遞增為《周易》的六十四卦，構成一個宇宙圖式。

他認為這就是宇宙萬物構成的「道」，即天理，這種道是先天就有的，也存在人心之中，而所謂「萬物於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就是返求自己的內心，認識與適應先天的「道」。

邵雍還以象數學構建了一個歷史循環的公式，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循環一次，其間又分皇、帝、王、霸四段逐步退化。

他的學說染上了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

張載也與邵雍同時代，他是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其學也稱關學，代表作有《西銘》、《張子正蒙》和《橫渠易說》。

據黃宗羲說，張載學說「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

張載對「氣」有深入的論述，認為世間萬物都是「氣」，主張「太虛即氣」、「理在氣中」。

今人爭辯張載的氣論究竟是唯物還是唯心，顯然在用西方哲學概念來套中國理學範疇，實在有點勉強。

張載指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高揚自己學術宗旨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達了理學家最深沉的社會關懷，成為兩宋學術中最令後人心儀的精神財富與思想資源。

二程兄弟曾同學於周敦頤，在理學史上處於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他們是洛陽人，其學也稱洛學，著作合編為《二程全書》。

大程叫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小程叫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

二程思想大體相同，但同中也有異。

後人標稱的程朱理學，主要是小程的思想。

程顥最得意的是提出了「天理」的命題，聲稱「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的」。

他還認為：人心自有「明覺」，即具有良知良能，只要通過「識仁」、「定性」的道德修養方法，就能達到「窮理」、「盡性」的境界，求得理想人格。

這種強調人心直覺真理的傾向，已開後世陸王心學的先河。

小程則對「理」作了深入的探討，在他這裡，理與道往往是同義語。

與張載不同，他認為理在氣先，天下只有一個理，「一物之理及萬物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倫理綱常都是「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他提出「致知在格物」，「涵養須用敬」，認為「無人慾即皆天理」，確立了理學「存天理，去人慾」的命題，並在這一前提下，說出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那句名言。

程頤對理學的基本範疇例如理、道、氣、性等都有論述，直接影響了朱熹學說，從而形成了堪稱理學主流的程朱學派。

二程相比，程顥死得早，有影響的弟子不多。

相反，小程比其兄多活二十餘年，所謂程門弟子幾乎都是他的學生。

著名的有謝良佐、楊時、游酢、尹焞，張載的弟子呂大臨等後也轉入其門下。

其中，楊時頗受程頤的賞識，稱讚他「最會得容易」。

楊時是南劍州將樂（今屬福建）人，世稱龜山先生，程頤送他南歸時高興的說：「吾道南矣！」楊時將程頤之學傳給羅從彥，羅從彥世稱豫章先生，其學傳李侗，世稱延平先生，朱熹就是李侗的學生。

以朱熹為首，孝宗時期湧現了宋代學術史上第二批大師級的學者群體，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與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派幾成鼎足之勢。

朱熹是宋代百科全書式的傑出學者，其學術領域涉略之廣，宋代無人可比，這裡只說理學。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晦翁，別稱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後徙居建陽（今屬福建）考亭，故其學也稱閩學或考亭學派。

他在理學上的代表性著作有《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朱文公文集》。

其中的《四書章句集注》是把《禮記》的《大學》、《中庸》篇與《論語》、《孟子》合編在一起，採擇合乎自己學術主張的前人論說，加上朱熹本人通俗淺近的注釋，《四書》由此定名，並位居《五經》之前，在後世歷朝的理學普及中發揮過無與倫比的作用。

朱熹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論述。

「理」，也稱「道」或「太極」，是其理學體系的核心範疇。

在他看來，理是形而上的；先於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而存在；理是事物的規律，萬物有理是「理一」的表現，但落實到具體萬物，則萬物各有一理，此即「理一分殊」；理是綱常倫理的「當然之則」，具有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理與氣雜的性是氣質之性。

氣也是其理學體系的重要範疇。

氣是形而下的，理氣關係是主客關係；理在氣先，理生氣；但氣一旦派生出來，就有一定的獨立性。

朱熹認為窮理離不開格物，即所謂「即物窮理」；由格物到致知，有一個從逐漸積累到豁然貫通的過程。

在指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同時，他還認為有出於天理與性命之正的「道心」，出於形氣之私的「人心」；人心並不等於人慾，但倘若沒有道心主宰，就有人慾泛濫的危險，因而必須「遏人慾而存天理」；天理人慾在社會領域的表現就是王道霸道的區分與義利之辨。

朱熹是理學的最後完成者，是孔子以後對儒學貢獻最大的思想家。

理學就是以他為象徵和作品牌的。

理學當然也有其負面的東西，禁錮思想，壓制人性，以致有「理學殺人」的呼聲，但千萬不要在潑洗澡髒水時連孩子一起倒了出去。

理學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與朱熹同時有個陸九淵，對心與理的關係就有自己的看法。

他是撫州金溪（今屬江西）人，字子靜，號存齋，世稱象山先生，其學也稱陸學或象山學派。

他認為「心即理」，痛快地宣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萬物之理便是每人的心中之理，所謂「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從心即理出發，陸九淵認為學問應該「立大」、「求本」，而方法應該「簡易」、「直捷」，也就是「切己自反」，「發明本心」，即所謂「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

在道德修養上，他雖也主張「存心去欲」，但對朱熹格物窮理說頗不以為然，而強調「尊德性」，即只鬚髮明人心的固有良知。

他因張揚「心即理」，故其學也稱「心學」。

他提出的「良知」命題，開其後王守仁陰陽心學之先河。

當時還有一個學者叫呂祖謙，見朱陸兩家各執一詞，就邀請兩派舉行一次辯論。

與會者還有陸九淵之兄陸九齡和朱陸門人，會議主題是求知治學的根本方法，時間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地點是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後人就把這次學術討論會稱為鵝湖之會。

在會上，朱熹強調「道問學」與「即物窮理」，即「反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陸九淵則主張「尊德性」與「發明本心」，甚至以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朱熹譏刺陸學過於簡易，陸九淵反諷朱學太為支離，並自負的吟詩道：「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令朱熹很不受用，終於不歡而散。

不過，後來程朱理學定為官學正宗，而陸王心學則始終缺少那份榮耀。

根本原因在於：程朱理學以先天的理駕馭人心，人心就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而心學過分強調心的主體作用，稍一失控，就會出格，滋生出思想叛徒，動亂精英。

在北宋五子開創理學的同時，還有司馬光為首的朔學（亦稱溫公學派）、蘇軾為首的蜀學和王安石的王學（亦稱荊公新學）。

朔學多是腳踏實地的務實的學者，體現宋學的實用精神，這一側面為後來事功學派發揚光大。

蜀學比較駁雜，老莊、佛禪與縱橫之學的成分都有一點。

但總的說來，司馬光和蘇軾還是分別以史學家與文學家見知於後世的，他們的學術思想往往被人忽視。

荊公是王安石的封號，新學的基本著作有他自撰的《周禮義》和其子王雱所撰的《詩義》與《書義》，合稱《三經新義》，曾經頒行學校，作為取士標準；《字說》與《洪範傳》也是新學著作。

《三經新義》一變漢儒章句訓詁之學，以義理解經，雖有牽強之處，卻也富有創新精神。

連朱熹都不得不承認：「王氏《新經》盡有好處，蓋其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

王安石雖然也討論「道」、「元氣」等命題，但強調「天道尚變」，以此作為變法革新的思想根據，並進而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荊公新學有經世致用的鮮明性質，這點對南宋事功學派也有所影響。

但王學在南宋名聲不好，即便有學者受到這種影響，也諱莫如深。

當時與朱熹並稱為東南三先生的還有張栻與呂祖謙。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他是南宋宰相張浚之子，原籍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後遷居湖南衡陽，其學世稱湖湘學派。

在理學上，他強調「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注意「涵養功夫」，但重在力行。

在當時的義利之辨中，他明確反對功利，認為功利之說興，將使三綱五常「日以淪棄」。

張栻與朱熹在理學傳承上關係，恰如大小程，他活的不長，學術上沒能充分展開，傳人也不多，而朱熹則門生弟子遍天下，朱學的影響就日漸勢不可擋。

不過，朱熹一再肯定張栻學術對自己啟迪非淺。

浙東事功學派是南宋學術的第三種勢力，由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與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構成。

金華學派的領軍人物是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世稱東萊先生，其學稱呂學、婺學。

呂學以「中原文獻之學」為根柢，不主一說，兼取眾長，「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

從理學角度看，他的主張介乎朱陸之間，他起勁張羅鵝湖之會，就試圖調和朱陸之爭。

在理學與事功學派王霸義利之爭中，他既贊同朱熹的基本觀點，又明顯有經世致用、不尚空談的傾向，因而一般也把婺學劃入浙東事功學派。

朱熹對婺學頗有微詞，以為雜博而不純。

也許這個原因，張栻倒進了《宋史·道學傳》，呂祖謙卻只能屈居《儒林傳》。

陳亮，字同甫，世稱龍川先生，他是永康（今屬浙江）人，學派是以他的籍貫命名的。

他曾自負的說自己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看來是毫不掩飾自己好惡與才華的直率之人。

這種個性最易得罪當道，他也因此三次被誣下獄，差點被人整死。

陳亮反對朱熹「理在事先」的說法，認為「道非生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進而明確提出功利之學來對抗性命義理之學。

淳熙十一年（1184年），通過書函往復，他與朱熹有過一次王霸義利之辨。

朱熹將陳亮的學說歸結為「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而在朱熹看來，義與利，王與霸，各是南轅北轍、水火不容的對立物。

陳亮反駁說：義與利、王與霸同出一源；王與霸只是程度不同，並無本質差異；而仁義德性應該見於事業功利。

永嘉學派也是以領銜人物葉適的籍貫命名的。

葉適，字正則，世稱水心先生。

他反對程朱「理在事先」的觀點，認為「道在物中」。

在義利問題上，他主張「以利和義」，指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

他對孔子以外的「古今百家，隨其深淺，咸有遺論」，往往「有卓然不經人道者」。

在學術上，浙東事功三派也以永康學派最為激進，甚至有點偏激。

但在功利之學的廣度與深度上，葉適比陳亮更徹底，影響也更大，對朱熹理學的衝擊也更激烈，李贄因而稱讚他「無半點頭巾氣」。

正因如此，朱熹對事功學派也比對陸學更持否定態度：「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在朱熹看來，葉、陳恐怕連「做人」的資格也沒有。

南宋事功學派批評程朱理學空談性命道德。

但就朱熹等理學家而言，他們倒並不是專尚空談的：首先，他們身體力行自己主張的道德性命之學；其次，他們要求包括君主在內，人人都這樣去身體力行，小則修身齊家，大則治國平天下，以期內聖的功夫翻出個外王的世界來。

但平心而論，第一，是否天下所有人都肯去做那種內聖的功夫，即所謂「人心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第二，希望內聖的功夫翻出外王的世界，怕也只是良好的願望，因為理學框架里缺少這種可操作性的東西。

另外，理學家太講道統門戶之見，總以為自己的學說是讜言正論，其他思想都是異端邪說，希望天下只有獨此一家的聲音。

以這種態度去治學，引起的至多是理學不同派別之間或程朱理學與事功之學之間的學術爭論。

但隨著持這種門戶之見的理學家進入官場的人數已漸增多，他們倘若還是持理學的標尺，自視甚高而責人太苛，在理學在定為官學以前，就容易引起例如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被定為官學以後，就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

當然，宋代道學，還是真多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