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始於萬曆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朱翊鈞即位時，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內閣紛爭傾軋，整個朝廷也沒有能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

這個社會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

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

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

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和高拱的鬥爭愈演愈列，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通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沖，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

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

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

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在這緊要關頭，高拱犯了一個最低級的錯誤，「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被馮保篡改成了「十歲天子，如何坐天下」。

這樣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代替高拱成為了內閣首輔，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萬曆新政。

萬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

萬曆十年（1582）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

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十年（1582）基本結束。

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

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

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

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故。

在改革中用人的失誤,再加上為了推行萬曆新政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團，他的改革觸動了不少守舊勢力,張居正本身行為也不檢點，自從張居正死後,被張居正壓抑的反對派,開始重新抬頭,他們首先把矛頭對準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

針對新法的一些弊病,提出了彈動。

明神宗也覺自己受壓制這許多年,如今才算「獨為乾綱」,於是下令取消「一條鞭法」。

雖然諭告里沒有提張居正的名字,實質上暗示對張居正的否定,這就使反對派紛紛跑出來,群起而攻之。

張居正去世兩年後,明神宗抄沒張居正的家產,把他的子弟發配到邊遠地區。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

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

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

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是他長久處於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泄，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明神宗看到從張居正家裡抄來的大量金銀、財物,想到自己年節給宮女的賞賜是多麼寒酸,更增加了對張居正的反感。

他把從張居正家裡抄沒來的珠玉首飾,分賞給后妃和宮嬪。

這些女人打扮起來確實是別有番風彩,也都特別的高興。

明神宗看到這一切,忽然有了一個想法:這些珠玉雖然不能吃穿,卻能讓他心愛的女人高興,因此這想法便成為他後來橫徵暴斂的思想基礎。

在全面否定張居正改革後,神宗本人也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長年深居禁宮,他嗜酒、戀色、貪財、尚氣的私慾,大肆發作。

大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

他派遣宦官為礦監稅使,四處搜刮民財,使百姓怨聲載道,造成民變頻繁。

大明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寧夏副總兵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同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叛亂。

明神宗下旨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

「萬曆三大征」，均是以全勝告終，但萬曆三大征對於國家的經濟損傷也很大，根據明史記載：二十年。

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

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

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帑金是指國庫），三大征大約花費達一千二百萬兩以上，而這個數字是明朝一年的國家總共收入，還好有他之前的老師張居正留下來的積累，但是這也是明朝國庫所剩無幾，而後來的一些首輔均沒有改革的魄力也沒有改革的想法，以至於後期萬曆大規模排太監進各地收取礦稅。

就在明神宗隱居深宮,怠於臨政,萬事不理之際,東北的後金卻迅速崛起,滿洲建州左衛指揮努爾哈赤以30年時間統一了滿洲女真各部落，並於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後金政權,形成了與明王朝相對立的地方政權。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率先向明王朝進攻。

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

明神宗為了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賦,時稱「遼餉」。

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激化,明王朝告亡的危機已然形成。

明神宗晚年又出現了國本之爭,先前一宮女為神宗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神宗的寵妃鄭貴妃又為其生下了朱常洵。

神宗在鄭貴妃的慫恿下,總想藉機立朱常洵為太子,卻遭到了朝中眾臣(主要是東林黨人)的極力反對,當時太子又叫國本,因此,皇帝與大臣間的這次鬥爭又稱為國本之爭。

國本之爭是繼嘉靖朝「大議禮之爭」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皇帝與大臣的衝突,不過這次的勝利者是眾大臣,最終朱常洛當上了太子,而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後被李自成農民軍所殺),使東林黨人和福王系之間有了間隙,為日後留下了一絲禍患。

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

明代歷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

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

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

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

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

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