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導遊大賽導遊詞——定鼎門博物館

定鼎門博物館

歡迎大家走進隋唐盛世的記憶之門——定鼎門。

唐代詩人韋應物曾說過：「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這形象生動地描寫了洛陽城作為都城的恢宏和當時國力的雄厚。

定鼎門是隋唐洛陽城外郭城的正南門，展現了隋唐時期爐火純青的建築藝術與建造工藝，堪稱國門，今天就讓我們走進定鼎門。

【廣場】定鼎門遺址是隋唐帝國都城的主入口區，包括城門、城牆、街道、里坊、水系等遺存。

遺址總占地面積約91公頃。

我們現在看到的仿唐城門建築是定鼎門博物館，館內展示盛唐時期的城門、城牆遺址。

博物館南側是絲綢之路文化廣場，對唐代路面進行翻模展示。

博物館北側是天街、里坊展示區。

「一門、一街、兩坊」構成了整個遺址展示區的基本格局。

現在我們的位置是絲綢之路文化廣場，南北長146米，東西寬110米，面積一萬六千多平方米。

作為昔日隋唐帝國都城最繁忙的通道，門前留下了寬90米的唐代路面，上面分布著密集的車轍印、人的腳印、動物足印等，我們選取了其中保存較好的一個片段進行翻模展示，翻模區面積近一千平方米。

博物館以城門樓為中心，東西兩側各對稱連接有飛廊、闕摟、城牆等。

【唐代涵道】 首先，我們來到遺址區的唐代涵道。

涵道，是古代用於連接城內外水系的通道。

唐代涵道穿城牆而過，是天街水系連接城外水系的通道，寬度約2.3米，長度與城牆的寬度一樣，為3.1米，由大塊青石砌成。

中間的梭形分水石將涵道一分為二，每個水道寬0.83米。

涵道南北兩側底部的石面上保留有16個菱形榫眼，用於安裝鐵柵欄，如今，仍保留有一截。

白天時，這些鐵柵欄的作用相當於防污欄。

到了夜間，洛陽城宵禁，可以防止人們順水道進出城池。

古時有宵禁，唐代最為嚴格，《唐書》有記載，「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起」，宵禁的開始結束都是以以鼓聲為準。

宵禁時城門緊閉，禁止任何人出入城池，但里坊內仍然熱鬧非凡。

【水系圖】 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城的同時，就開始修建大運河的通濟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

隨後又北開永濟渠，向南重修江南運河。

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南北全程2000多公里的隋唐大運河正式形成。

大運河溝通了黃河、淮河、海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洛陽是南北經濟交流和物資集散的樞紐。

洛北有瀍水、泄城渠、漕渠、新潭，洛南有甘泉渠、通濟渠、通津渠、伊水等相互連通，形成密如織網的漕運水系。

城北的漕渠，是江淮物資入都的必經之路，泄城渠與漕渠在此交匯。

武皇時開鑿新潭，設置了碼頭，碼頭就在立徳坊南，天下諸州繳納租調的船隻就在這裡停靠，卸下的粟米通過與漕渠相通的泄城渠轉入含嘉倉城，布帛入庫。

【序廳】下面我們來到西闕台遺址，在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定鼎門遺址的歷史沿革。

洛陽，位於伊洛河流域的東端、黃河中游的南岸，由秦嶺余脈崤山、邙山、熊耳山和嵩山圍合而成，氣候溫和，物產豐富。

（北起幽燕，南逾江淮，西對關隴，東抵黃河下游平原），自古被譽為：「河山控戴，形勝甲於天下。

」這裡十省通衢，居天下之中，便於控御四方。

「崤函有帝室之宅，伊洛為王者之里。

」這裡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帝王理想的建都之所、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歷史上有十三個王朝在這裡修建都城，四千多年的建城史，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在洛陽留下了五大都城遺址。

五大都城遺址分別是夏都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故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被稱作「五都薈洛」。

其中，二里頭夏都遺址為夏代晚期都城斟鄩的所在地，是迄今中國最早的都城遺址，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鑄銅作坊和最早的雙輪車轍痕跡。

偃師商城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商代早期城址中年代最久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帝都。

漢魏故城遺址始建於西周時期，此後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相繼以此為都，至唐初廢棄。

面積最大的時候達到一百平方公里，是我國所發現的都城遺址中，面積最大的一座。

東周王城遺址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建都於東周王城，東周王城遺址的發現，為研究周代政治、經濟、文化和整個城市發展史的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是中國城市考古的重大收穫，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中發現的「天子駕六」車馬坑，更是震驚中外。

隋唐洛陽城遺址占地47平方公里，歷經隋唐五代北宋，沿用時間長達500多年。

由於中國古代建築多為土木結構，易燃易朽，年代久遠加上兵燹戰禍、風雨雷電的摧殘，洛陽地面上的古代建築大多已蹤跡難尋。

這裡曾經顯赫輝煌的都城，如今只剩下了斷垣殘壁，但是它們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次王朝更迭。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繁盛的時期。

您現在看到的是根據考古發掘結合文獻記載繪製出的隋唐洛陽城想像示意圖。

隋唐洛陽城北倚邙山，南直伊闕，左瀍右澗，洛水貫其中。

城市平面略呈方形，面積47平方公里。

由宮城、皇城、倉城、外郭城四部分組成。

古時建都城必有郭，城以衛君，郭以守民。

宮城皇城是帝王居住辦公及中央衙署的所在；倉城是國之根本、糧食儲存之所；而郭城內的里坊區則是達官貴人與百姓的居所。

從這幅圖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定鼎門位於隋唐洛陽城軸線的南端，作為城市軸線上的標誌性建築，定鼎門在隋唐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今，定鼎門遺址區面積91.03公頃。

主要遺存包括定鼎門門址、城牆遺址、天街遺址、里坊遺址、水系遺址，它們之間的組合關係體現了軸線、里坊制、外郭城格局，展現了隋唐時期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典型禮制特徵。

門址、城牆、里坊、水系、街道、唐代路面等遺蹟，出土的兩千多件文物見證了隋唐帝國的城市格局及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見證了東方農耕文明發展鼎盛時期帝國的文明水平。

定鼎門遺址所代表的隋唐洛陽城遺存格局曾對唐代東亞地區、尤其是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城市的規劃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通過考古發掘，定鼎門是一座設計合理、構造完備的建築（門址的航拍圖）。

除了中間的門樓過道之外，兩側一次設置有飛廊、馬道、闕台、城牆等。

目前，館內展示的城門城牆遺址東西長約 。

今天展示的是盛唐時期的門址，三個門道寬度均為5.8米。

宋代，東西兩個門道逐漸失去使用功能，門道的寬度略有縮小，變為4.8米。

最終定鼎門毀於宋金爭奪洛陽城的戰火和伊洛水患。

【飛廊】我們現在所在的西闕台與主城門樓是由飛廊相連接的。

飛廊，位於主城門樓東西兩側，因遠觀像鳥的翅膀，故稱飛廊。

隋唐時期城門飛廊主要有兩種式樣，一種平面呈曲尺形，另一種平面呈長方形。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西飛廊的遺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約33米，底部南北寬5米，此種形式僅發現於定鼎門遺址。

飛廊北側的斜坡是馬道，馬道是通往主城樓的道路，帝王將相可騎馬直接登上城樓，戰備時，方便士兵們搬運糧草和戰備品。

(馬道起坡處距西闕台10米)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直升式馬道，寬度4.7米，坡度約為20。

朱門半啟，欲語欲訴，你可聽到那大門前絡繹不絕的來往人聲？你可看到那絲路上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那密密麻麻布滿車轍印、馬蹄印、駱駝蹄印的唐代道路，便是千年前這一切最真實的印證。

【墩台遺址】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墩台遺址，墩台是城門樓的基礎部分，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44.5米，南北寬21.04米。

被三個門道分為東西兩部分。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盛唐時期留下來的遺蹟，盛唐時期的定鼎門門址、城牆遺址由含沙量較大的黃褐色土夯築而成，為三門道過梁式建築結構，古代實行「左入右出」的通行制度，東門道用於進城，西門道用於出城（與現在的東進西出相同），中門道為帝王專用的御道。

門，是中華傳統文化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建築的一部分，也是富貴貧賤、盛衰枯榮的代表。

從具象到抽象，從家門到國門，都是一種標誌和象徵。

洛陽，作為隋唐兩代的東都，是國家的縮影，從秦漢時起，天子面南而尊，修建的都城坐北朝南，南門就成了都城的正大門，定鼎門作為隋唐兩代洛陽城外郭城的正南門，可以說這裡就是國門的象徵。

大業二年（公元606年），伴隨著洛陽城的完工，郭城正南門稱建國門。

年號「大業」、門稱「建國」足以看出隋煬帝初登皇位時的雄心壯志。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攻破洛陽城後改稱定鼎門，取意定鼎中原。

定鼎門是隋唐洛陽城外郭城的正南門，也是外郭城各座城門中規格最高者，是絲綢之路進出隋唐洛陽城最繁忙的通道。

城門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墩台、隔牆和門道。

中國古代建築大多為以土為基，築木為構，所以今天見到的定鼎門遺址是夯土基台，但我們透過最基礎的部分，仍可以想像當時建築的恢弘壯麗。

墩台外有包磚，起到鞏固牆體和美觀的作用，都由青磚砌成，層層相錯，逐漸內收，使城門橫截面呈上窄下寬的梯形平面，更顯得厚重大氣。

隋唐時期，只有皇帝居住的宮城城門和城牆才有資格用青磚包砌，皇城的城牆僅有城角部分為磚砌，而郭城的城牆一般為夯土，而定鼎門大面積使用青磚凸顯了當時作為國門的高規格「待遇」，青磚磨磚對縫的工藝，更可見其在營建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盛唐前期定鼎門墩台外側的包磚可分為基槽、外皮和內牆砌磚三部分，其砌作方法及所用磚材迥然不同。

基槽砌磚主要用平頭整磚，強調順向錯縫平砌；外皮砌磚主要用斜面磚，強調磨磚對縫，順向平鋪；內牆砌磚多用平頭殘磚，漫抹草泥灰、白灰牆皮上有紅色顏料。

外皮與內牆的有機結合，是當時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在盛唐前期定鼎門遺址中，常見兩種斜面磚。

一種斜面較長，另一種斜面較短。

砌壘外皮時，先是順向平鋪四塊斜面較長的磚，而後橫向平鋪一塊斜面較短的磚。

斜面較短的磚就像楔子一樣「釘入」壁磚內牆之中，從而大大加強了外皮和內牆的結合。

東西墩台之間以兩道隔牆分隔成三個門道，寬度均為5.8米，南北進深均為21.04米。

古代絲綢之路為隋唐東都帶來了貿易的繁盛。

一千多年前，許多外國人來到這座熙攘繁華的國際商業中心，經由定鼎門出入洛陽，大量車隊的經過，使得城門不斷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

所以當時的能工巧匠們發揮才智，通過合理巧妙的設計，將破壞程度降到最低。

作為使用時間最長的都城門，定鼎門長達500多年的使用時間展現了當時能工巧匠們高超的建築工藝和聰明才智。

接下來我們通過保存最好的西門道向大家介紹城門的結構：門道兩側各有15方地栿石，分別位於門道兩側壁面下，排列頗有規律，每方石塊南北長0.85—1.5米，東西寬0.8—0.9米，厚0.45米，石面正中皆鑿有圓形的榫窩，直徑0.14—0.15米，深0.08—0.11米，用於安裝大型排叉柱，起到支撐城門的作用。

地栿石彼此不相連，相鄰兩方的間距，由中心向兩側逐漸增大，所以相對應，榫眼間距由正中向南北兩側逐漸增大。

由南向北，東西兩個壁面下榫眼彼此間距相同，第1個、第2個間距1.65米，第2至第3個間距1.56米，第3至第4個間距1.35米，第4至第12個間距皆為1.15米，第12至第13個間距1.35米，第13至第14個間距1.58米，第14至第15個間距1.6米。

排叉柱為木質，發掘時已朽爛成灰。

據專家推測，排叉柱體半邊嵌於門道兩側夯土或磚壁中，另外半邊明露於外，明露部分塗紅漆。

地栿石彼此之間留有間隙，間隙之中主要砌壘青磚為內壁，其外塗抹白灰，再外塗抹具有裝飾意味的紅色礦物顏料。

門道正中裝有門限，兩側設有門砧石、立頰石。

一般城門的門砧石通常放置在門道中部地栿石外側，底與墩台底部夯土相接，而定鼎門的門砧石是直接嵌入門道中部地栿石外側面上事先鑿好的淺槽中。

門砧石面上有一大一小兩個凹槽。

大的凹槽用以安嵌立頰石，小的凹槽用以安嵌門樞（門軸）。

立頰石平面和截面呈長方形，每件立頰石上，都有兩個凹槽。

一個凹槽位於立頰面上，用於豎栽門柱的。

另一個位於立頰朝向門內的立面底部，用以嵌鑲門限。

西門道東西兩側最南和最北兩端都平置一塊方石，方石體型稍小（較地栿石外沿內凹0.15米，塊石南北長0.65—0.87米,東西寬0.57—0.75米、厚約0.27—0.38米）表面磨光，並無圓形榫眼，又置於地栿石外側，應是文獻所記載的撞石，用於防止車輛通過時損壞城牆而設置。

門道內的路面保持比較完整，當時的鋪路技術和今天有異曲同工之效，門道內路土分為三小層，下層為河卵石路面，上面兩層是路土面。

公元605年3月，隋煬帝下詔興建東都城，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共同修造，第二年正月，這座氣勢宏偉的大型城池拔地而起。

隋煬帝聽後龍顏大悅，在當年的四月，從江都經水路到達洛陽，在龍門棄舟登岸，率領文武百官，以千乘萬騎之勢，浩浩蕩蕩的經由定鼎門入主東都洛陽，成為第一位由此通過的帝王。

女皇武則天也是通過這條御道前去龍門禮佛。

從隋煬帝到宋真宗總共有十幾位皇帝經由定鼎門出入洛陽城。

洛陽城建成後，隋煬帝命全國上萬家商賈大戶遷入洛陽，同時開鑿大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

一時間洛陽城內冠蓋雲集、百業俱興，洛陽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豐都市、大同市、通遠市，洛陽成為了傑出的運河城市，吸引著眾多商人，同時推動了絲綢之路的蓬勃發展。

【絲綢之路】洛陽地處黃河流域，桑蠶、絲織業自古非常發達，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始於東漢，魏、晉繼之，隋唐達到鼎盛。

自洛陽向西，絲綢之路成為隋唐時期洛陽與西域之間的通道，橫跨五千多公里，輾轉七千多公里，通過了中原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七河地區。

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遺存。

隋初、洛陽與西域的交通時斷時續。

唐初，絲綢之路因突厥勢力強盛而一度受阻，直至7世紀中葉，唐軍攻滅西突厥後，絲綢之路交通才再度繁榮。

公元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鑿大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使富庶之地的糧食以及絲綢、瓷器、茶葉等商貨可以通過水路源源不斷的運抵東都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水陸交通線路，使得洛陽成為南北經濟交流和物資集散的樞紐。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作為桑蠶業和絲織業的重要基地，奠定了洛陽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物質基礎。

從圖上可以看出唐代我國蠶絲的產地是洛陽及其周圍地區、河北區以及齊魯地區，都是分布在大運河沿岸。

唐代洛陽及周圍地區不但絲產量居全國之首，而且絲織技術也是全國最先進的。

唐玄宗時天下諸郡每年長貢中絲織品之精細者，如十花綾、羅、紋綾、雙絲綾等，均系河南府上下至洛陽地區所出。

而洛陽，凡蠶桑產地的絲織物都可以匯聚於此，從而可以保證洛陽作為全國最大的絲織品集中城市的牢固地位。

陸羽《茶經》提到的唐代名窯有越、鼎、婺、岳、壽、洪、邢七州，大都分布在南北大運河附近。

這些名窯的產品都會通過運河集中到洛陽，所以洛陽的唐墓中出土許多尊、罐、瓶等白瓷和青瓷。

而在伊朗首都的德黑蘭郊區的累依遺址中發現了八至九世紀的邢窯白瓷盆、菱花盤，還有越窯的青瓷片和刻花碗；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東南的阿比路特遺址中同樣發現了邢窯的白瓷和越窯的青瓷。

這些瓷器是先集中到洛陽，然後轉輸而去的。

通過中西貿易，西域了解到了東方有一個地大物博、盛產美麗絲綢的大國。

洛陽城——「賽里斯」（Seres即中國人）一度被古代西方人當作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大國的名稱，中國古代輸出的主要商品絲綢也被西方賦予同一個名稱並沿用至今。

如果說瓷器是中國的象徵，那麼絲綢就是洛陽的代稱。

隋唐時期,中國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唐朝更為當時亞洲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當時政府實行開放性的外交政策，對外國的來華採取優待的政策，所以各國外交使節紛紛來華，這種對外交往又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

大業年間，西域諸國先後來東都朝貢，經商的達30餘國，煬帝令在洛陽建國門外設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方館，以接待東西南北四方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臣。

隋煬帝兩次在東都洛陽大規模招待以西域為主的各國來賓，並舉辦國際貿易大會。

唐代也設有四方館，但不同的是，唐時領轄於中書省，且位於皇城中。

武則天時期在從善坊設來庭縣廨，以領四方藩客，後歸鴻臚寺。

這一機構的設置對推動隋唐時期的邊疆民族關係與對外友好關係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唐高宗、玄宗東封泰山時，四方少數民族首領及外國使節，都以洛陽為中心聚集。

東都洛陽經濟的發達、文化的昌盛、航運的便利吸引著世界各國的目光，周鄰各國紛紛派遣使團和商隊沿絲綢之路和大運河來到洛陽。

那一時期坊市制度非常嚴格，政府設有市署管理市場，胡人來此經商須向市署申請到市籍才能從事買賣活動，並且嚴禁臨街開店。

東都洛陽的三大市場依水而設，商人云集，盛況空前。

其中南市（隋代稱豐都市）最為繁盛，周八里，開十二個市門，市場內分312個區，商鋪3000多家，僅行業劃分就有120行，商品琳琅滿目，堆積如山。

直至唐末五代至宋時期，臨街開店鋪成為普遍現象，坊市制度逐漸衰落。

除了政府的管理之外，商家也自我結成商行，維護自己的利益。

隋唐時期，來自大秦、印度、波斯等地眾多的香料由波斯商人或通過陸路運銷洛陽，或通過海道由交趾等地再由漢族商人銷往洛陽。

當時洛陽有專門經營香料的香行，龍門石窟就留有唐代「北市香行」所刻的「北市香行社造像龕」，香行主要經營安息香（原產於中亞古安息國、龜茲國、曹國、阿拉伯半島及伊朗高原，唐宋時因以舊名。

）

龍門石窟古陽洞刻有「北市彩帛行凈土堂」八個大字，說明這座石窟是北市彩帛行開鑿的。

公元605年，隋煬帝即位，開始經營西域的活動。

隋煬帝派吏部侍郎，著名的地理學家裴矩在河西走廊一帶主管與西域商人互市,並了解西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山川、交通、民俗風情等情況為再次進入西域做好準備。

裴矩把所獲資料寫成《西域圖記》一書獻給隋煬帝，供隋朝制定經營西域方略之用。

公元608年,隋煬帝派軍隊攻降伊吾，並在此修築新城，號新伊吾。

聯絡鐵勒諸部，大敗今青海境內的吐谷渾，並在其地設置四郡，其中鄯善、且末兩郡在今新疆境內。

公元609年正月，煬帝從洛陽出發西巡河右，至浩暨川（青海東北部），到燕支山（今甘肅威武），於吐谷（yu）渾舊地置鄯善（今新疆羅布泊西），且末，西海（今青海都蘭東）和河源（今青海興海東南）四郡。

調人前往戍守，大開屯田，保障了洛陽與西域的道路暢通。

西域的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國國王或派使者，或親自到河西晉見隋煬帝。

事後，高昌王麴伯雅還跟隨煬帝到京師，並娶了隋朝的華容公主為妻子，被隋朝冊封為光祿大夫、牟國公、高昌王。

公元610年，隋朝政府在西域的伊吾設伊吾郡，在伊吾大興屯田。

對西突厥首領實施分化瓦解政策，以信義公主妻西突厥處羅可汗。

武則天時派大軍收復「安西四鎮」，後又設置北庭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共同保護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

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是唐代在西域最高軍政建制。

安西大都護府管轄著名的「安西四鎮」和蔥嶺以西、波斯以東、阿姆河以南的共計20個都督府。

北庭大都護府統轄昆陵、蒙池兩個都護府所管轄的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裏海以北的廣大地區，共計23個都督府。

安西、北庭都護府的設置,使唐朝在西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軍政管理機構,以都護府為最高行政機關,下轄軍事和行政兩大管理系統,官有定員,職有專任,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軍事權利。

任命各級官吏,統率邊防守軍,推行中央政令,唐朝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一帶都得以施行。

這對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西北邊防,發展中西交通,促進西域和中原以至中外的經濟文化交流,都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後漢書《地理志》詳細記載西域各國東距洛陽里程，可見古代洛陽與西域聯繫之密切，而東西交通的線路就是絲綢之路，近百年內洛陽出土的屬於異族人物的墓志銘，就都反映出古代因絲綢之路而往來於洛西域陽的人物之繁忙。

和守陽是唐代任職西域的一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官員。

在他擔任磧西支度營田判官的景龍年間(707-710),曾協助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與當時的權相宗楚客推行的錯誤邊防政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後遷轉北庭副都護、專知支都營田使,屯田積穀,始終十年,為加強唐朝西域邊防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守陽還曾歷任播川、隴西等郡的太守,在行政臨民、治理地方上也有突出的政績可紀。

隋唐時代，洛陽與西域諸國的社會交往更加發達，當時中外友好人士往來兩地之間者不絕如縷，以唐初為例，除玄奘、義凈遊方天竺者外，一些著名人物的文化遺蹟，近代以來也是有所發現，洛陽龍門石窟賓陽南洞的西壁，有初唐使印大使王玄策造像題記一品。

王玄策，漢族，唐朝河南洛陽人。

唐初貞觀十七年至龍朔元年（643～661）間三次出使印度（一說四赴印度）的使節。

岑參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

許多作品體現邊塞風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處以及將士的思鄉之情，大大開拓了邊塞詩的創作題材和藝術境界。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此詩當作於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寶十三載）。

當時西北邊疆一帶，戰事頻繁，岑參懷著到塞外建功立業的志向，兩度出塞，久佐戎幕，前後在邊疆軍隊中生活了六年，因而對鞍馬風塵的征戰生活與冰天雪地的塞外風光有長期的觀察與體會。

這一年，岑參第二次出塞，充任西安北庭節度使封常清的判官（節度使的僚屬），而武判官即其前任，詩人在輪台送他歸京（唐代都城長安）而寫下了此詩。

隋唐時期，開放的中原、帝王的禮遇和絲路之上的豐厚利益讓 來自西亞、中亞、南亞和西域各國的商人、駝隊等歷經雪山、沙漠、戈壁、綠洲等，奔忙於絲路之上。

胡人，是我國歷史文獻對西部、北部少數民族和外國人的統稱。

在定鼎門遺址中出土有胡人俑。

隋唐時期，洛陽就有萬餘家胡人商賈，城中天下各種商品十分齊全。

唐代洛陽的外商經營盈利頗豐。

史書記載武則天建造天樞，胡商捐款達百萬億，當時洛陽外商的人數之多、資本之雄厚可見一斑。

隋唐時期，洛陽一度成為東西方向往之地，眾多外國人湧入洛陽，求學或從事經商、文化、宗教活動，或在中原王朝做官，寓居洛陽並埋葬於此，出土有墓誌者50餘方，但這只是具有代表性而已，其名不顯而埋葬於深山地下者不在少數。

絲綢之路上的昭武九姓，是善於經商的中亞國家，這些國家的商人來華後，往往依國名取為自己的姓氏，有安、康、史、石等。

和定遠將軍，生前定居於東都洛陽的崇善坊。

安菩墓中出土有東羅馬金幣、三彩載絲駱駝、三彩胡人俑、三彩馬、三彩駱駝等，許多俑具有胡人特徵，直接反映當時洛陽和絲綢之路貿易十分繁榮。

漫漫絲路，起於洛陽去至羅馬等地，由於經陸路傳播，要經過漫漫沙漠、無人居住的荒原和氣候惡劣的戈壁，自然環境的限制，決定了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駱駝。

有限的承載量也使得絲綢、茶葉等這些輕便的產品成為了主要貨物,這也稱之為「絲綢之路」的初始原因。

眾多外國商賈前來貿易，驅趕著名駝駿馬，不遠萬里來到絲綢之路的這座東端起點城市——洛陽。

而定鼎門則是絲路交通進出隋唐洛陽城最繁忙的通道。

在定鼎門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許多與絲綢之路有關的重要遺存。

2007年，在門前廣場下方，我們發現有唐代的路面，路面上印記猶然，有車轍印、人的腳印、動物的蹄印，其中，有一種大的偶蹄目動物印直徑達20厘米左右，據專家考證為駱駝蹄印。

這一發現再次說明了當時絲路貿易的繁盛、洛陽城的繁華。

我們可以想像，駝鈴聲、車輦聲，交雜的不同語言，士庶胡人往來其間，一同居住在洛陽，該是何等的熱鬧熙攘！今天的洛陽文物發掘中，胡人俑，駱駝俑，西域器物、紋飾更是隨處可見，這些都是洛陽作為絲綢之路起點最有利的佐證。

專家分析，能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記，極可能當時是夏季暴雨初晴，道路泥濘，人車動物從路上走過後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記。

但大雨引發的洪水隨即呼嘯而來，帶來了大量的淤泥，把這些印記掩埋了，所以才能清晰地保留下來。

7-11世紀，定鼎門一直是隋唐洛陽城最繁忙的通道。

絲綢之路進行了廣泛與長期的經濟貿易與文化的交流，西域的許多植物新品種、珍稀物品，毛皮、毛織品、珍禽異獸等源源不斷西來，中國的特產及織綢養蠶種桑技術也輸入西域。

伴隨著中華文化向西傳播的同時，西域文化也傳入中原，其中以宗教、雜技百戲、音樂歌舞及雕塑繪畫藝術最為突出。

以洛陽為起點，中華物質與精神文明沿絲綢之路不斷侵潤和影響西域各國和地區，為中古時期世界範圍內的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

隋唐時期，許多西域胡人，抱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到中原來傳教。

除了佛教之外，還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僧侶來到黃河流域。

西域佛教僧侶的進入極大地推動了佛教的傳播。

出土於洛陽的《翟突娑墓誌》就指出其為「并州太原人」，可見其祖輩曾居住在太原。

翟氏信仰祆教，歐美人稱之為瑣羅亞斯特教，是瑣羅亞斯特於公元6世紀在波斯東部創立的，因特別崇拜火神又稱拜火教。

入唐以後，祆教在中國得到更大的發展，東京洛陽的會節坊、立德坊，南市和西市各有祆教教堂一所。

【景教經幢】 景教是基督教派在唐代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的佐證。

經幢在洛陽的出土，也為洛陽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物證據。

經幢是仿照佛塔的形式做成的主體為八角形(八面體)石柱、上刻佛教經咒的石幢，置於墓葬時又稱墳幢。

它本是我國佛教石刻的一種，是仿照佛塔形式做成的多角形石柱，上面多刊刻佛教經咒等，主要置於寺廟中或墓葬旁。

經文與幢記上雕刻兩組以十字架為中心的四尊「天神」圖像，與佛教造像中的「飛天」極其接近。

由此不難看出，這件景教經幢，明顯從佛教同類文物中汲取了營養，說明當時諸多宗教之間存在著相互吸收、相互融會的現象。

洛陽地處中原，其博大精深、海納百川的文化氛圍，無疑給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廣闊的平台。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許多國內外僧人云集洛陽弘傳佛教、翻譯佛經，日本、朝鮮的僧人來洛陽求學，洛陽成為唐代佛教的中心、譯經中心。

當時各國高僧匯聚洛陽，其中南印度僧菩提流支，於公元683來到中國，他在洛陽 坊佛授記寺譯出的《寶雨經》為女皇武則天登基提供了理論依據。

武則天時期大力提倡佛教，她在明堂舉辦天下無遮大會，並且在宮城中修建禮佛聖地——天堂。

洛陽城內興建的佛寺比比皆是，在定鼎門寧人坊遺址中發現的龍興寺是其中之一，遺址中出土有鎏金佛像、蓮花方磚等。

音樂、歌舞方面。

許多胡樂，如《康國樂》、《龜茲樂》等進入宮廷。

胡舞也大行其道，唐代樂舞中的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皆來自西域。

西域胡人帶來的大量樂器也風行一時，如羯鼓、胡笳、胡琴、箜篌、琵琶等。

相傳武則天施十萬脂粉錢組建樂隊，今天洛陽民間的武皇十萬宮廷樂舞，就是對其的發掘與傳承。

音樂被傳承，食品及飲食則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如：芫荽。

在定鼎門遺址中出土的大量建築構件，見證了隋唐時期中原農耕文明的高度的發展水平。

除此之外，還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如陶羊、蓮花紋方磚、陶制骰子、瓦當、魂瓶、陶俑、圍棋等。

蓮花紋方磚，據考證，這種花紋方磚是用來鋪地的，用磚鋪地可以防潮，也更加耐磨。

唐代鋪地磚多為實心方磚，邊長有50厘米和30厘米兩種，裝飾紋樣最普遍的是蓮紋，多為仰蓮居中心位置，周圍繞以蓮瓣或聯珠紋，此外，還有纏枝紋、葡萄紋、動物紋等。

這些磚瓦紋飾圖案與外來文化有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很多是傳統漢文化吸收了外來文化，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與思想觀念、社會習俗。

瓦當俗稱瓦頭，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也叫滴水檐。

建築用陶種類繁多，其中瓦當最具特色，因為它具有實用和觀賞雙重價值。

秦的瓦當以各種生動活潑的動物紋為代表，漢代瓦當則以雲紋和豐富的文字內容獨領風騷，唐代瓦當以蓮花紋為主，在宮殿遺址中還出現了琉璃瓦，而明代瓦當則以虎頭紋為主。

骰子，俗稱色子。

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骰子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年的青州戰國齊墓。

古代骰子材質多樣，有獸骨、木頭、象牙、陶土等。

起初，骰子是用來占卜的工具，以後才發展成為博採的工具。

據《西墅記》所載，唐明皇與楊貴妃擲骰子戲娛，唐明皇的戰況不佳，只有讓六個骰子中的兩個骰子同時出現「四」才能轉敗為勝。

於是唐明皇一面舉骰投擲，一面連呼「重四」。

骰子停定，正好重四。

唐明皇大悅，命令高力士「四」「賜紅」，紅色通常是不能亂用的。

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么、四兩面為紅色，其餘四面都是黑色。

陶俑，歷代人物俑不僅能展示出當時的雕塑水平，而且通過其造型，能直接放映出各個時代的不同風格。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藝術風格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從隋代至唐初的「曹衣出水」（人物造像清秀瘦削）到盛唐的「吳帶當風」（人物造像圓潤豐厚），其中的女扮男裝俑、神情各異的胡人俑等直接反映出洛陽城作為「絲綢之路」東方起點的重要意義。

通過這些神態各異的胡人俑和駱駝俑，我們可以想像出一千多年前的大門內外，穿梭如織的外國人，四處響起的駝鈴聲，洛陽城的老百姓卻對這一切從不側目，因為這一切再也熟悉不過，而當那些高鼻捲髮的異域胡商們第一次踏入這個地方，遠望定鼎門，是否會為隋唐洛陽城「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的高昂氣勢所折服？

經過東飛廊，我們從主城門樓來到了東闕台遺址。

在中國，闕是道路之門，禮儀之始。

闕，也稱闕台、闕樓和闕門，是古代城市、城門、祀廟和陵墓前的一種高建築物，通常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樓觀。

初始兩闕沒有建築物相連，中間空缺，故取諧音「缺」為「闕」，《說文解字》有注，「蓋為二台於門外，人君作樓觀於上，上員下方，以其闕然為道」。

闕開始是為防衛目的，後來才逐漸演變成等級的標誌。

闕按其所在位置可以分為宮闕、城闕、廟闕、墓闕等。

根據其平面形制，可分為單闕、雙闕、三出闕。

單闕，最簡單也是最早出現的一種形制，一般平面呈方形；雙闕，形制較單闕複雜，一般是一母闕側旁附帶一子闕，平面形制為凸形，子闕形制與母闕同，只是規模小於母闕。

三出闕，三種形制中最為複雜的，規格最高，供皇帝享用，一般是在母闕外側或後側附兩齣子闕，平面呈曲尺形，子闕依次縮小，規模均小於母闕。

子闕的數量表示了所用者地位的尊卑。

定鼎門闕，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城門闕中獨一無二的「一」字闕。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闕台遺址，台體東西殘長16米，南北殘寬10.5米，殘高1.45米。

闕台台基外壁殘存草拌泥牆皮，外塗白灰，飾以紅色染料。

闕台台體較飛廊台體南北均外凸2.8米。

當時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城，登臨邙山，遙指伊闕，由此確定了隋唐洛陽城的城市軸線，由南到北，以兩山對立、伊水中流的伊闕為天然之門，以東西二闕夾建國門（也即定鼎門）而立為城市之門，凸顯國門地位的尊貴，而宮城應天門的雙向三出闕則是天子崇高地位的直接象徵。

此為隋唐三闕，體現了隋唐洛陽城天人合一的城市規劃理念。

以隋唐洛陽城的應天門為例，應天門始建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時稱則天門，王世充叛亂居洛時改稱順天門，李世民攻占東都洛陽後因嫌其奢華而焚之，高宗李治於顯慶元年重建，後睿宗李旦因避其母諱武則天，改為應天門。

應天門是隋唐兩京考古發掘出的第一座宮闕遺址，目前探明東闕的形制為三出闕，初步推斷應天門是以城門樓為主體，兩側輔以垛樓，向南伸出闕樓，其間以廊廡相連的建築群體，這種建築形式直接影響到北宋汴梁的丹鳳門和明清北京故宮的午門，在中國都城建築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龍門——伊闕為例，伊闕是隋唐洛陽城南北軸線上的最南端，龍門山、香山兩岸對峙，伊水中流，遠望就像天然的門闕一樣，伊闕儼然就是守望隋唐洛陽城的天然城闕。

以北魏洛陽城的閶闔門為例，閶闔門原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天門，洛陽城的宮城正門稱為閶闔門，最早是從曹魏初期重修洛陽宮時開始的。

西晉時一直沿用，北魏遷都洛陽以後，為了顯示國統正朔，所營造的宮殿，宮門名稱和相對位置以及宮城的規模與形制，基本上沿用魏晉舊制，宮城正門仍稱閶闔門。

經考古發掘，閶闔門遺址中城門基址和宮城南垣不在一條直線上，而是門址向北內凹，門前的雙闕直接坐在宮城南垣形成的缺口上，雙闕均系夯土築成，兩闕東西對稱，單個闕體東西長約29米，南北寬約28米，兩闕分別由一個母闕連接北側和東（西）側的子闕形成的曲尺形子母闕式。

閶闔門無論從布局還是形制上，都較國內以往所見的同一性質城門特殊，而閶闔門遺址所發現的雙闕是目前考古發掘所見中最早的宮城門闕。

以嵩山漢三闕為例，嵩山漢三闕是中國山嶽祭祀建築實物的可溯之源，是僅存的國家級祭祀建築用闕。

嵩山漢三闕由太室闕、少室闕和啟母闕組成。

太室闕，是中嶽廟前身太室祠前的神道闕，位於登封市東太室山黃蓋峰下，始建於漢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為雙出闕廟闕，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廟闕。

闕身平面呈長方形，以青灰色塊石砌築，上有出檐的石質仿木結構四阿頂，闕身周身雕飾畫像，在西闕南面上部有陽刻的提額「中嶽太室陽城」。

少室闕，是少室山廟前的神道闕，位於西少室山下，始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結構和太室闕基本相同。

啟母闕，是啟母廟前的神道闕，位於嵩山萬歲峰下山坡上，於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建造，結構與太室闕相同，其周身篆刻的銘文和畫像是三闕中保存最好的，內容主要是讚頌夏禹治水的功績和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忘我精神。

中嶽漢三闕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不僅反映了闕與神廟的位置與環境關係，而且可以作為探究早期禮制建築形制的依據，是我國探究闕與神廟軸線基址關係的唯一現存例證。

以四川省雅安市高頤闕為例，高頤闕為墓闕，墓闕是建在墓園入口處的左右相對的石建築。

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古代，不同等級的人，吃穿用度都需要嚴格按照不同的等級要求，甚至連死後也不例外。

高頤闕建於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距今已有近1700多年歷史，是漢代益州太守高頤的墓闕，在漢代，一般官吏貴族用單闕，官至年奉兩千石以上的高官用雙出闕，三出闕則為帝王專用。

高頤墓闕為雙出闕，東西兩闕相距13.2米，東闕殘，僅剩基座，西闕較完整。

闕用紅砂石英岩石疊砌，為漢仿木結構石質建築，每闕由座、身、樓、頂四部分組成，舒展自然，古樸大方。

主闕砌石13層，高6米、厚0.9米，子闕高3.39米，寬1.1米，厚0.5米，四面浮雕人物、車馬、禽獸、花草、樹木等。

隋唐洛陽城的郭城城牆為夯土城牆，築夯土城牆使用的是傳統挖槽板築法，即中間開槽挖地基，兩側用木板固定夯實土層。

我們腳下便是郭城城牆遺址，隋代城牆地面部分已不見，僅存基槽部分，寬約1.5米，目前發現的盛唐時期城牆的寬度為3.1米，而宋代的城牆寬度為8米。

由厚度可看出，唐時的外郭城的防禦能力相當薄弱，當年李世民攻克洛陽城時，在外郭城幾乎沒有受到阻撓，長驅直入攻至宮城門下，將鄭王王世充圍困至宮城中長達數十日，最終王世充在內無糧草和外無支援的情況下才投降的。

這也是隋唐洛陽城區獨有的特點，宮城牆厚度達十米之上並且更為高大、易守難攻，而郭城牆防禦性能比較薄弱---定鼎門更多是禮制性建築，而非防禦性的。

最後我們來到隋代涵道的遺址，不同於唐代，隋代涵道由磚砌成，南北長2.2米 ,東西寬0.62米，涵道中間有磚砌分水牆。

唐代涵道的寬度是隋代涵道的3.7倍，從涵道長度的變化可以看出當時城牆厚度的變化，寬度的變化可以看出城市規模，人口用水量的變化。

隋代水道東側是五代時期的水道。

一個日出日落的輪迴，從隋東京到宋西京，隋唐洛陽城這座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500多年、開創了中國建城史上諸多奇蹟。

二樓

走進一扇門才能真正的走進一座城，走進定鼎門才是走進隋唐洛陽城，現在就讓我們登上城門樓，眺望隋唐洛陽城，通過二樓的沙盤為大家講述隋唐東都的繁華。

現在我們走的是馬道，古代是斜坡式的，現在為了遊客方便登上城樓，改為台階式參觀通道，坡度也由原來20°提升至40°左右。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滅陳建立隋朝，隋代歷兩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績是不容磨滅的，它結束了漢末以來長達300多年紛爭割據的局面，為唐代的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代取消了自兩漢以來形成的舉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開始進行科舉取士，適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

大業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煬帝命將作大匠宇文愷修建東都洛陽城，同時，開始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

大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糧食可以通過水路源源不斷的運抵東都洛陽，保證京師長安的糧食供給，也使洛陽再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樞紐，促進了洛陽的繁榮昌盛。

東都洛陽城歷時一年建造完成，此後唐朝和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相繼以此為都，歷時300餘年。

唐代的洛陽與長安並稱為東西兩京，當時洛陽經濟之繁榮，文化之昌盛，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

【沙盤】我們現在看見的就是隋唐洛陽城的沙盤模型，城圈比例為1:800，外圍是地理環境的示意，不按比例。

隋唐洛陽城跨洛河南北兩岸而建，在規劃時，將漕運系統與城市布局進行了密切結合，首次創立了「洛水貫都」的模式。

隋唐洛陽城方圓47平方公里，始建於公元605年，在短短十個月期間，整座城池拔地而起，在世界建築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城市的核心區宮城位於西北高亢之地，天然的地理優勢成為最有力的防禦，看宮城須仰望，更能顯示皇家威儀。

宮城是皇帝處理朝政和居住的場所。

由多重小城組成，宮殿巍峨，富麗堂皇。

宮城中核心區域是天堂和明堂，這兩處建築也代表著帝國的政治核心和當時先進的建造技術，明堂是武周時期宮城的正殿，為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

武則天曾命薛懷義督造夾苧乾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體巨大，僅指頭就可容十數人，明堂根本無法容納，於是武則天決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層天堂用以供佛，據《資治通鑑》記載：「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

」天堂在建到第三層時就可以俯視明堂，根據《朝野僉載》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

」因此，天堂的高度應在130米左右。

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陽城的標誌，也是帝國的象徵，展現了古代工匠傑出的建造水平。

隋唐洛陽城因其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築被復原展示，讓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領略大唐帝國的奢華與壯美。

宮城正南與之相接的是皇城，中央衙署所在地。

其中東西、南北各開四街，將皇城格化為不同的衙署區，由於皇城無法容下更多的政府衙署，尚書省（最高政令機構）、軍器監（製造兵器的機構）、大理寺（最高法庭）等機構均建在東城。

東城的北面是含嘉倉城（位於今老城西北部，隴海鐵路從其遺址上橫穿而過），含嘉倉始建於隋，歷經隋、唐、北宋三個王朝，沿用500餘年，是隋唐時期洛陽城內的大型國家糧倉。

倉城東西長600餘米，南北寬700餘米，糧窖分布密集，東西排列成行，總數達400座左右。

已鑽探出糧窖259個，糧窖都為缸形，並且口大底小，現存窖口直徑為8-18米，深6-12米，大部分糧窖的底部保留有木板和黑灰以及火燒的痕跡。

倉城內還發現了一些路基土，有的長達100餘米，寬達2米以上。

倉城西北部有6萬平方米的「生活管理區」。

倉城東南部沒有糧窖分布，是含嘉倉的漕運碼頭，這裡的漕渠寬逾百米，深12餘米，與通濟渠相通。

160號糧窖是含嘉倉已發掘的10多座糧窖中體量較大的一個，內留存有大半窖炭化穀子，推測該窖可儲糧約25萬公斤。

據文獻記載，唐代天寶年間，全國各大官倉的儲糧總數為1200萬石，僅含嘉倉就達580萬石，幾乎占到一半。

含嘉倉建造方法和結構較為科學，先從地面向下挖一口大底小的土窖，將窖底夯實，再用火燒硬，上面鋪一層灰渣防潮，在灰渣上鋪設木板，板上墊草，草上鋪席，窖壁周圍亦砌木板。

窖中糧食分層堆放，每層之間以席隔開，裝滿糧食後，在窖口部位先蓋一層40～60厘米厚的谷糠，其上蓋席，最後用泥土密封窖口。

這種倉窖既可防火防蟲，又能抗腐防盜。

在含嘉倉的糧窖遺址中出土有少量銘磚，銘文為陰刻塗朱，標明倉的位置，存糧來自何地，數量，存入日期，倉吏姓名等。

從倉磚銘記可知，含嘉倉的儲糧來源甚廣，北起渤海灣（滄州、德州），南至太湖流域（蘇州）皆有貢納，南方納大米，北方納穀子（粟），主要靠大運河漕運至洛陽。

全國各地的糧食運抵洛陽儲藏，除去供應洛陽城內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官僚機關以及軍隊外，還可備全國的賑災等需要。

皇城正南門端門外鑄有天樞，天樞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樞星，無論季節轉換，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輪轉，天樞星總會指向北極星，以此命名，喻義萬邦輻輳、萬國來朝。

天樞於天冊萬歲元年即公元695年鑄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為105尺高的八棱鐵柱，由鐵山擎托，環繞有蟠龍、麒麟、獅子。

頂端設騰雲承露盤，盤上有四龍托舉一火珠。

據《資治通鑑》記載，天樞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

……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鑄成之後，由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

工人毛婆羅造模，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洛陽博物館正門東側的觀光塔便是依照天樞的外形而建。

為了連接洛水南北兩岸交通，洛水之上修有多座橋。

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橋。

古人把洛河譽為「天河」，天津就是天河的渡口，因此起名為天津橋。

隋代，它是一座由鐵鎖鉤連大船而成的浮橋。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改建為石礎橋。

橋上有四角亭，橋南還有一座董家酒樓，李白在洛陽時喜歡到此飲酒放歌。

他在詩中寫道：「憶昔洛陽董槽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

」（為了加以疏通，曾開渠分作三股，因而分設三橋，天津橋居中北邊是黃道橋，南邊是皇津橋）。

洛陽八大景之一「天津曉月」講的就是這座橋。

天津橋一路向南是隋唐洛陽城最為重要的街道，定鼎門大街也稱天街，街南北總長3000m，最寬處達到了146m，由道路本體、綠化帶、坊牆組成，。

沿街兩側多為達官貴人的宅邸。

《大業雜記》中記載到：「該街闊一百步，道旁植櫻桃，石榴兩行。

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為御道。

通泉流渠，映帶其間」。

考古發現其路土多達16層，最早為隋代路土，最晚為新中國建立前後的路土,說明自隋唐洛陽城建設之初,直至新中國成立前,這條道路一直在使用,時間長達1300多年。

定鼎門位於城址南北軸線的最南端，本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區域包括包括定鼎門門址、城牆遺址、天街遺址、里坊遺址、水系遺址等，門址東西兩側與洛陽城外郭城城牆遺址相接，門址以北天街東、西兩側分布有洛陽城市兩處里坊遺址——明教坊和寧人坊。

外郭城南寬北窄，平面略呈方形，周長約28公里。

除西垣無門，東南北三面共開8門。

城內街道縱橫相交，由此形成棋盤式的里坊布局。

城市內的居民區稱為里坊，隋代城內有103坊，唐代有109坊。

隋代洛陽城是由隋代將作大匠宇文愷設計的。

唐代洛陽城是在隋代洛陽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里坊布局一般近方形，長寬約500m，相當於1里。

坊四周建有坊牆，內設十字街，四面開門。

隋唐時期許多名人都曾經在洛陽生活居住過。

「詩仙」李白曾在洛陽長期生活，公元732年從開封來到洛陽，寫下《春夜洛城聞笛》，此後先後7次來洛陽。

744年，他與「詩聖」杜甫在洛陽首次相遇並結下終生友誼。

大詩人白居易在洛陽任官置宅，居住在履道坊內，晚年寓居於此，死後葬在龍門香山琵琶峰上。

1992年白居易宅院遺址經發掘，為園林式設計，東邊為宅院，西邊為園林，園中有池、池中有島，島上有亭閣，有小橋，岸邊栽花種竹。

整體可以用「曲徑通幽」形容，遺址內出土大量唐、宋遺物2000多件。

隋代洛陽城的設計者大建築家宇文愷也住在履道坊。

有詩豪之稱的劉禹錫，居住在洛濱坊內，晚年與白居易以詩會友，合成「劉白」，傳世之作《陋室銘》就是劉禹錫被貶謫時所作。

洛陽城裡不僅詩人云集，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更是層出不窮：唐太宗時著名宰相魏徵，居住在勸善坊內，以敢於犯言直諫而著稱；唐太宗和武則天時期的賢相狄仁傑，居住在尚賢坊內，執法不阿，斷案入神；開創開元盛世的重要功臣姚崇，居住在慈惠坊，死後由宋璟接任宰相，居住在明教坊內，盛世局面得以繼續。

唐玄宗青少年時期居住在洛陽，與兄弟們住在積善坊內；城內還有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的宅院。

隋唐洛陽城為四方宗教的匯聚中心，許多著名法師、教徒出生或活動在洛陽：我們都熟悉的玄奘法師，俗名陳褘，612年在洛陽凈土寺出家，為求佛教教理大法，西遊印度求法，歷經17年，行程5萬里，見聞138個國家，撰寫《大唐西域記》。

645年返回長安，在洛陽見到唐太宗，講述留學經過和印度情況。

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也有不少外國僧人涉足洛陽，比如日本遣唐使中的高僧吉備真備、園珍也都來洛陽遊學，並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日本文字，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

皇城的西面是上陽宮，是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的聽政之所，宮內正門、正殿皆朝東，打破了宮殿建築面朝南的傳統，引洛水穿宮而過，宮殿壯麗，無與倫比。

唐代詩人王維層寫道：「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

」生動描寫了上陽宮的建築之奇。

神龍政變後，武則天被幽禁於此，同年病逝於上陽宮，享年82歲。

上陽宮遺址在今天西工區七里河、瞿家屯一帶。

洛陽城的西面還有著名的皇家禁苑——西苑，西苑北起邙山，南至洛河，東起今天西工區，西至今天新安縣境內。

苑內景觀秀麗，樹木蔥鬱，各種奇花異草、珍奇異獸點綴其間。

還有人工挖掘的內海，海中有人工建造的3座神山，分別叫蓬萊、瀛洲、方丈，山上建有許多亭台樓閣，足以想像西苑的奢華，到唐代西苑規模雖小但景色更美。

合璧宮，是西苑中最大的宮殿，唐高宗在洛陽多住在這裡。

武則天的長子、年輕的太子李弘也是在這裡去世的（後葬於偃師的唐恭陵）。

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城的同時，就以洛陽為中心開始修建京杭大運河，通濟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

隨後又北開永濟渠，向南重修江南運河。

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南北全程2000多公里的隋唐大運河正式形成。

洛陽也成為了南北經濟交流和物資集散的樞紐。

天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洛北的瀍水、洩城渠、漕渠、新潭，洛南的甘泉渠、通濟渠、通津渠、伊水等相互連通，形成密如織網的漕運水系。

城北的漕渠，是江淮物資入都的必經之路，洩城渠與漕渠在此交匯。

通濟渠上「漕船往來，千里不絕」。

漕船的擁擠，已經影響了河道流水，為疏通河道，方便漕船停泊，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武則天下令在通濟渠北岸、瀍河下游，北市的西北、立德坊南「引漕渠，開新潭，以置諸州租船」。

天下諸州繳納租調的船隻就在這裡停靠，卸下的粟米通過與漕渠相通的泄城渠轉入含嘉倉城，布帛入庫。

新潭位於當時洛陽城北市最繁華的地方，是東都城內水利、風景、園林等方面綜合開發的創舉，可與西晉石崇所建金谷園相媲美。

新潭的設計別具匠心，四周栽植柳樹，潭中央聚土成島，上設租場，各地的商品通過運河運到這裡，再通過漕渠運到洛陽東、西、南三市。

與此同時，三市的商品也可以在此裝運外銷，外地商船在這裡還可以相互轉銷。

盛唐時期，新潭一帶是名副其實的全國商品集散地，這裡還開設有許多旅館、酒樓等。

洛陽成為了7——11世紀傑出的運河城市，山水園林城市；成為了隋唐時期人口近百萬的國際性大都會，名人薈萃，也是帝王將相、文人雅士的嚮往之地。

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多誕生於河流之畔，洛河流經洛陽的部分只有195公里，這條短短的河流邊上卻誕生了迄今為止唯一沒有中斷過的華夏文明，在洛河東西兩岸夏都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漢魏故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以及隋唐洛陽城遺址，這些數之不盡的歷史文化遺存為洛陽增添了無上的榮耀。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說道：苑囿的興衰代表著洛陽城的興衰，而洛陽城的興衰代表著時代的變遷。

無怪乎北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司馬光這樣讚譽到：「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眺望】站在這裡我們能清晰地看見天街位置，明教坊、寧人坊的坊牆標識，一門一街兩坊構成了當年帝國都城的主入口。

百米寬的主幹道向北3.5公里直至洛河邊；極盛時期的隋唐洛陽城內120個裡坊呈棋盤式的格局，由此我們可以想像當年洛陽城的宏大、壯闊。

【走進天街、里坊】我們現在走進天街里坊區，近距離感受當年天街、里坊的尺度。

教坊面積225000平方米（340畝左右）。

定鼎門遺址面積只占不到隋唐洛陽城的五十分之一。

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發現，隋唐洛陽城的格局將更多的展現在我們面前，是我們更深刻的了解隋唐盛世的恢弘。

景區門票：30元

景區地址：洛陽市洛龍區龍門大道與古城路交叉口西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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