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追思國學大師饒宗頤

饒宗頤

文化界追思國學大師饒宗頤

中藝

中國文聯榮譽委員、國學大師饒宗頤2月6日凌晨於香港逝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字伯濂、固庵，號選堂，1917年8月出生於廣東潮州，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80餘年。

饒宗頤之治學，茹古涵今，貫通中西，在經學、宗教學、佛學、文學、詞學、甲骨學、敦煌學、考古學、史學、目錄學等領域均取得極高成就；在詩詞、書法、繪畫、音樂諸領域也有極高造詣。

他精通六國語言，有著作100餘種、論文1000餘篇，文字逾千萬言，至百歲高齡仍筆耕不輟，是深受世人尊敬、享譽中外的一代國學大師。

1949年，饒宗頤來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教書，其後曾赴新加坡、美國及台灣等地大學任教，直至1973年再度回港。

退休後，饒宗頤在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以及日本、法國多地週遊講學，長期致力於傳播中華文化。

2011年，當選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

2007年，饒宗頤90歲時，曾在香港大學接受過本報記者專訪。

在他百歲華誕之際，中國文聯致信祝賀，讚譽他耕耘不輟、學術彌新，積極致力於香港與內地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愛港文藝家的責任擔當。

本報亦曾專門赴港恭襄盛事。

天喪斯文，國失重寶。

饒宗頤先生逝世後，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進行回憶和緬懷，表達悲痛之情和崇高敬意。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書協副主席、中國評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回想起饒宗頤接任西泠印社社長時跟他說的一句話：「西泠印社應該擔起一種責任，整個中國文化界都應該擔起一種職責，就是要『東學西漸』。

」他認為，在當今中國的文化藝術界，饒先生是非常獨特的以學術帶動藝術的典範。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潘魯生撰文認為，饒宗頤是20世紀以來中華學術文化的一座高峰。

其研究以目錄學為綱、語言文字學為器，追根溯源、探幽闡微、廣博會通，追索中華文明之源頭、動因和內在精神，形成了對中國文化精神全面系統的觀照和闡釋。

僅就民間文藝研究而言，其學術層面的文化自覺意識，中西、古今、文史哲藝會通的學術視野，文化史、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鑑意義。

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回憶，「饒公是我最為敬愛的前輩師友之一。

我於上世紀80年代初來到香港，跟饒公相識於香港中文大學。

1982年春，我與周昌榖、黃幻吾兩位先生在香港大會堂聯展，請饒公擔任顧問。

後來我成立中國藝苑研究學會，饒公也都欣然答應出任顧問。

我與饒公時常往還，每次雅集，也多是我送他回家，他與我亦師亦友，又是同鄉，情誼更深，驟聞噩耗，痛感國學柱樑傾折」。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榮新江回憶，1991年他到香港拜見饒宗頤，並因此跟饒宗頤結緣，隨後於1992年至1993年到香港跟隨饒宗頤做敦煌學研究，「饒公為人謙和，他每送我一本書，都寫『新江兄正之』、『新江吾兄吟正』等，對年輕人獎掖有加。

他對我沒有任何保留，有問必答，我不僅時常去跑馬地他的家裡問學，還有機會進入他在另外樓層的書房和在附近的專門畫室」。

1993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因主編某大型叢書與饒宗頤通信約稿，由此逐漸頻有往來。

王岳川深為感嘆，「饒先生的學術藝術境界高邁出塵——出經入史、博大精深、詩文書畫、著作等身。

一個學者在101年的壽命中能寫出大量著作、論文，還精通六七門外語，再加上書法、繪畫，令人匪夷所思、無限崇敬」，「歷史會銘記住這位君子不器的大學者」。

本世紀初，饒宗頤曾提出了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宏大課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007年，本報記者在香港問饒宗頤提出文藝復興的依據何在？他解釋說：「西方的文藝復興其實是對希臘文化的重新整理，帶動整個歐洲的文化。

近年來，由於中國出土文獻的極大豐富，21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因此我充滿信心地預言，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文藝復興的時代。

」在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重溫這段話，不禁為饒宗頤的預見性所折服。

這走向復興的文化、走向復興的民族，正如饒宗頤先生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