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鼻祖」呂大臨

要說呂大臨，得先把時間回溯到北宋年間。

北宋一朝，英才俊傑蓬勃蔚起，名臣碩儒項背相望。

然而數賢出於一門，能與「峨眉三蘇」相提並論者，只有「藍田四呂」。

這呂大臨就是「四呂」之一。

呂氏先祖乃是鼎鼎大名的殷人姜尚，因封地於汲郡(今河南衛輝市)，國號為「呂」，故又名呂尚。

姜太公歸周后，改封於齊，其子孫入齊者為姜氏，留汲者為呂氏。

秦、漢至隋唐以來，呂氏一門書香傳家，世代為官。

北宋中期，曾任太常博士的汲郡人呂通赴長安為官，因死後葬於京兆藍田(今陝西藍田縣)，其後人遂遷居於此。

呂通次子呂蕡為比部郎中，膝下有六子，一人早夭，一人不顯，而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四人先後進士及第，世稱「藍田四呂」。

大忠「老而好學」，官至寶文閣直學士，曾任陝西轉運副使，期間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十三經》等碑石移至府學之北塘，為西安碑林的開創者;大防「端肅穩重」，是王安石變法時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宋哲宗時期為宰相，主持元祐政壇八年，頗有政績;大鈞「誠德君子」，所著《呂氏鄉約》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的鄉約，其所蘊含的儒家禮教思想及「關學」注重實踐的精神特質，對後世明清的鄉村治理模式影響甚大。

排行老么的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生於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卒於宋哲宗元元祐七年(1092年)。

他雖登第，卻是以門蔭入官，稱「不敢掩祖宗之德」。

元祐初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

雖不位高權重，但他才華橫溢且情趣高雅，在理學和金石學方面成就非凡，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石碑，記載了「藍田四呂」各自的官職。

【理學大家】

呂大臨在兄弟四人中年齒最幼，享年最短，但著述最多，學術成就亦最高。

《宋史》本傳稱其「通六經，尤邃於禮」，是對「關學」發展貢獻最大之人。

「關學」為理學開創階段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其創始人張載家居關中，且從學弟子多為關中人，故後人稱他所開創的學派為「關學」。

張載的「關學」與同時代周敦頤的「濂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南宋朱熹的「閩學」，並稱理學四大派。

但是，「關學」主張「以實用為貴」，要求學以致用，力圖把學術思想與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問題聯繫起來，為現實服務，反對虛浮空談的學風。

這與後來只知道「低頭拱手，空談性命」的理學家是完全不同的。

史載，「橫渠(即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

先生(呂大鈞)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使「關學鬱郁滿秦川」，並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的局面。

在呂大鈞的帶動下，呂大忠、呂大臨相繼都尊張載為師。

呂大防雖不屬張載門人，但在政治上對張載多有提攜和幫助。

可以說，「關學」的理論和思想領袖是張載，而「關學」的政治和經濟支柱則是藍田諸呂。

加之，呂氏四兄弟自身的學術成就，故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呂氏為「關中學派藍田系」。

作為「關學」的傑出代表，呂大臨一方面與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動「關學」的傳播和發揚，另一方面又積極躬行和實踐張載的思想學說，並多有創新。

他始終堅持張載的「氣」為人和萬物本原的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沿著張載的思維路徑，繼續論證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萬物一體」的學說，體現了「關學」的「仁民愛物」的寬闊胸懷和救世精神。

同時又根據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提出了自己「一體二用」、「生生不窮」、「與時消息」、「隨時識事」的辯證法思想以及認識事物的變化規律，適應事物變化形勢，因勢利導，不斷變革圖新的發展觀。

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洛學」的程顥、程頤兄弟來關中講學，呂大臨聽後覺得他們的學說也很有見地，大為嘆服。

於是，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赴洛陽拜程頤為師。

在此期間，他記錄匯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對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呂大臨雖轉師二程，並成為程門高足，但並不放棄「關學」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師(張載)」，成為「關學」最有力的捍衛者。

對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

所以，張載死後，「關學」雖不「復講」，但仍然流傳，直到明清，還有許多追隨者，「關學」得以不斷發展。

無論是師從張載，還是後來改隨二程，呂大臨均享有極高的聲譽。

作為張載門下的名徒，因其文采出眾，張載之弟張戩將女兒嫁給呂大臨。

改隨二程後，因其學識淵博，與謝良佐、游酢、楊時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二程贊其為學「深潛縝密」、「涵養深醇，妙達義理」。

朱熹則認為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頤相比而論。

元祐七年(1092)，禮部侍郎范祖禹以呂大臨勤奮好學、人品出眾，曾向宋哲宗推薦，任他為太學博士講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僅四十七歲。

呂大臨逝世後，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亡。

直到三年後，程頤還「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

蘇軾晚年游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一詩為其「淚傾」。

朱熹也感嘆假如自己「只如呂年」，就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學術成就。

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又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

因此，稱其為理學大家是絲毫不為過的。

【金石鼻祖】

《考古圖》書影

雖說漢代以後，上古青銅器便時有出土，但時人多半將之視為上天降下的祥瑞，賦予神異色彩，以致當時的知識分子並未給予太多的關注。

然而，這樣的情況到了北宋大有改觀。

北宋時期，算得上是中國金石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峰。

呂大臨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理學探索上，到了後期才開始從事對古器物的收集與研究，但卻是最早將青銅器銘文作為一門學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

所撰《考古圖》和《考古圖釋文》兩書，奠定了中國古代金石學的理論基礎。

元祐七年(1092)，《考古圖》刊行於世，之後重梓頗多，流傳甚廣。

該書共十卷，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官廷內藏和民間收藏青銅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價值貴重、造型精美之器。

基本上是按器物類型編排，同時也顧及時代先後。

書中每器皆定其名稱，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大小、容積、重量，並附銘文考釋，對出土地點及收藏家之可考者亦加說明。

並且征考文獻，以按語形式，討論作器時代、器物名義、形制、用途、相關史實和禮制，以及銘文釋讀的難點和疑點等。

有時還間引他家釋讀及論說，附入他書所載與本書有異的款識摹印件。

《考古圖》著錄古器物之多、之詳，是同類著錄書無法相比的，其學術價值不容懷疑。

此書在著錄古器物的體例上也具有開創性的功績，「宋人所作古器物圖錄的成熟、系統和完善，當以此為代表作，後世同類之書概莫能出其規範」。

特別是將古器物摹繪記之的這一作法，相當具前瞻性，可以算是今日文物圖錄的先驅。

璧（呂大臨《考古圖》書影）

《考古圖釋文》是呂大臨對其他八十五件青銅器的文字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系字於其下，用於糾正當時人們對古字的形、音、義的一些傳統看法，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

呂大臨雖然在金石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但與後人把呂大臨及其撰寫的《考古圖》、《考古圖釋文》當作中國古代金石學的奠基者和奠基代表作不同，他從未把自己所從事的對古器物的收集與研究當作獨立的學問看待。

而是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義，探求古代社會變化發展的軌跡。

可以說，他所從事的對古器物的收集與研究完全是為其倡導和踐行的明禮教、恢復三代禮制的「關學」宗旨和古禮研究服務的，是其理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

對此，呂大臨在《考古圖》後記中也有明確的說明：「予於士大夫家，所閱多矣……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

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也。

以意逆志，或深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也將有考焉。

」這既闡釋了呂大臨編纂《考古圖》、《考古圖釋文》的目的，也反映了他「求實、貴用」的治學精神。

丁父鬲（呂大臨《考古圖》書影）

不獨呂大臨如此，北宋朝廷及士大夫熱衷於古器物的收集和研究，也與經過唐末和五代的割據﹑混亂之後，統治集團為鞏固政權，建立嚴格的綱常倫理而大力獎勵經學，試圖恢復古代禮制的政策導向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也可以說，發端於北宋、日後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術門類的金石學是北宋復古思潮和理學研究的派生物、副產物。

呂大臨一生著述甚豐，除《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外，見錄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閣禮記解》十六卷、《論語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西銘集解》一卷、《編禮》三卷，它們是研究呂大臨理學思想和宋代學術發展的重要資料。

不過這些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圖》和《考古圖釋文》傳世，因此才凸顯了呂大臨在金石學上的影響和地位。

但無論是學術經歷，還是學術成就，他都應該首先是理學大家，然後才是金石鼻祖。

【身後遺珍】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發掘現場

位於陝西省藍田縣三里鎮鄉的五裡頭村北依臨潼山，南面灞河，與白鹿原隔河相望，東有終南山為屏，西可遠眺驪山，且距呂氏家族世代居住的橋村僅2.5公里之遙，可謂是一塊風水寶地。

藍田呂氏的家族墓園就在此處。

北宋滅亡後，政治中心轉移，北方地區大批貴族隨之南下，藍田呂氏中的許多人亦南遷而去。

但也有呂氏後人繼續在橋村繁衍生息，並肩負著看管家族墓園的責任，至今已綿延近千年。

這種家族墓園與後代傳人居住點距離近、關係明確，親情延續不斷的特殊狀況，國內尚為首例。

2006年1月，五裡頭村的呂氏家族墓園被盜掘。

隨後，西安市公安局根據群眾舉報破獲了這一盜挖古墓案，查繳文物119件。

經陝西省文物鑑定組鑑定，這批文物中屬國家一級文物3件、二級文物11件，三級文物47件。

文物數量之大、級別之高均屬罕見。

北宋 建窯黑釉盞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這批已經追繳的被盜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漢唐及西周銅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極喜收藏的士人。

從呂氏四兄弟的經歷和身份看，人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呂大臨。

但根據出土文物上的銘文及墨書題記，被盜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於政和年間(1111—1117年)，而呂大臨卻早在元祐七年(1092年)就去世了。

因此，這批文物顯然不屬於呂大臨。

由於藍田呂氏為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風極為盛行，除呂大臨之外的呂氏兄弟收藏擁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當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被盜墓葬真屬於呂氏其他兄弟，那麼有理由相信作為金石鼻祖的呂大臨的墓中將會有更多驚人的發現。

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讓人唏噓不已的是，此次盜墓罪行的主謀之一竟然是居住在橋村的呂氏不孝子孫。

為避免引來新的盜墓者，確保文物安全，經國家文物局和陝西省文物局批准，自2006年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對藍田縣五裡頭村北宋呂氏家族墓園進行搶救性發掘。

北宋 景德鎮窯青白釉薰爐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這是迄今發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園，由兆溝、墓葬群、神道、家廟四部分組成。

兆溝是整座墓園的邊沿與護衛設施，自東、西、北三面環繞墓園;墓葬群居園內北部正中，共29座，成人墓葬20座，嬰幼兒墓葬9座，均為豎穴墓道、平頂或拱頂土洞墓室;神道位居墓園中軸線上，北端直達主墓葬，南端與家廟主殿北門相接，將墓葬群與家廟連為一體。

出土器物共600多件，包括陶、瓷、石、銅、鐵、錫、銀、金、漆、骨、珠貝類，皆為實用器，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精緻富足而不奢華的日常生活。

其中，瓷器為大宗，以陝西銅川耀州窯青釉瓷為主，包括五曲刻花碗和盤、纏枝牡丹紋梅瓶、牡丹紋渣斗、獸鈕深刻花蓋碗、素麵套裝酒壺與溫酒樽、素麵套蓋瓷盒等。

景德鎮湖田窯青白釉瓷的較少，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執壺、素麵香熏等。

福建建窯的黑釉茶具和河北定窯的碗、碟、瓷盒等也有出土。

另外，驪山石器是每座墓葬中必有的物品，極具地域特色。

此石產於驪山北麓，色青灰、質疏鬆，可為茶具和儲物器，不但便宜製作，且具有透氣保質功能。

北宋 耀州窯青釉花口碗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墓葬中共出土磚、石墓志銘24方、盒，十分珍貴。

磚墓誌皆為鋪地方磚製成，面上刻劃楷書，內容簡單，主要用於家族中未成年人。

石墓誌多為一盒，盝頂式志蓋上篆刻墓主官職或封號，志石為近方形，陰刻楷書志文。

墓誌尺寸差異較大，與墓主身份、家族榮衰有關。

眾多墓志銘文的發現確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諱身份，以此為依據，可排列出呂氏家族成員墓穴的分布次序，這對研究北宋家族墓葬禮制提供了重要線索。

家廟遺址位於墓園中軸線南500米，為北宋時期呂氏家族所建，名曰「呂氏庵閣雲寺」。

金代毀於戰亂，明朝藍田縣政府為紀念呂氏四賢，撥專款在其廢墟上建立呂氏祠堂。

清代文人牛兆廉曾在呂氏祠堂中辦學授教，故該處自清代以來又是學堂所在，解放後五裡頭村民辦小學亦建於此地。

時至今日，家廟只剩那些散落在角落草叢中的石條、柱礎、碑座和殘磚碎瓦，還有那歷盡滄桑依然挺立的兩株古柏，默述著這個古老家族的輝煌。

令人遺憾的是，呂大臨墓葬位置雖可基本確定，但因早年被盜，墓誌亦遺失，能夠提取的信息並不多。

但這並不影響該墓園的重大考古價值，也因此，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入選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本文作者王建平、呂偉濤系中國國家博物館青年學者，原文刊發於《藝術品鑑》雜誌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