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人物研究的若干問題 - 人人焦點

專門研究歷史人物，已是歷史研究的一大主題。

即使不是專門研究人物，你也無法迴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業。

如你研究近代經濟史，不能迴避搞洋務實業的 ... 人人焦點 影視 健康 歷史 數碼 遊戲 美食 時尚 旅遊 運動 星座 情感 動漫 科學 寵物 家居 文化 教育 故事 關於歷史人物研究的若干問題 2021-01-08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耿雲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歷史是由人創造出來的。

要研究歷史，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那些創造歷史活動中有所作爲、發生影響的歷史人物。

所以，無論古今中外，寫歷史的書，無不以大量的篇幅談論人物，中國歷史學經典就是明證。

比如《史記》，司馬遷在書中設本紀、世家、列傳，都是講人物的。

以後的官修史書也都與此大同小異。

近代以來，歷史書寫方式有很大變化，但寫人物，仍是所有歷史書寫者都避不開的。

近幾十年來，因思想解放，許多禁區被突破，歷史上各種各樣的人物都進入史學家的視野。

於是歷史人物的傳記、年譜大量出版，歷史人物的日記、書信等大量地被發掘出來，成爲歷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專門研究歷史人物，已是歷史研究的一大主題。

即使不是專門研究人物，你也無法迴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業。

如你研究近代經濟史，不能迴避搞洋務實業的盛宣懷、搞大生紗廠的張謇、搞鐵路的著名工程師詹天佑，如此等等。

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說了。

搞軍事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學藝術史，等等，無一例外，都要和歷史人物打交道。

所以對歷史人物的研究，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內容。

　　下面，根據我幾十年來從事近代史研究的經驗，略談談我對歷史人物研究的一些體會和心得。

我想從五個方面來談。

 　　一、歷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一）時代及地域的背景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人，是他的生存環境的產物，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環境。

　　近代的大幕拉開以前，中國人自以爲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國，完全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的與中國相若的，甚至高出於中國的文明。

一旦大幕拉開，突然發現還有許多跟我們一樣發達甚至更爲發達的人類文明。

而且這些文明的國家、民族，正以他們各種中國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文明的產物——大炮、軍艦、遠距離射擊目標的步槍等來攻擊我們，強迫我們打開國門，設置口岸，簽訂不平等條約，甚至賠款割地。

這真是數千年未曾有的大變局。

這時，清朝統治在內部也早已現出因腐敗而造成的種種危機。

於是，這一代中國人都生存於空前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

凡略能讀書看報、稍有公共觀念的人，便不能不面對這一大變局而產生某種應對的心理和態度。

一些人爲危迫的環境所激，切望以急風暴雨式的手段，以求改變現狀。

另一些人，可能傾向於針對現存的問題做逐步的改革，以求消除危機，走上向前發展之路。

還有一些人，則因與現存制度有密切的聯繫，希望維護現存秩序。

這三種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歷史的人所熟知的。

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人物，都跳不出這個範圍。

　　到了民國年間，仍然有三種政治力量在社會大舞台上較量。

因爲沒有哪一種力量取得絕對優勢，民國政治一直沒能走上軌道穩定地運行。

極端保守的力量以爲，既然共和民國不能救中國，那就復辟帝制好了。

袁世凱的復辟與清朝皇帝的復辟，都曾表演過，都失敗了。

激進的力量則主張以暴力的手段，打破現存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革命黨，先是孫中山的革命黨，後來的共產黨，都是如此。

還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晚清時期過來的改革派，以及大多數工商業者、自由職業的知識分子，等等，他們主張在共和國體之下，循名責實，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漸達到真共和的地步。

　　我們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必須對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認識，才能更好地把握該人物所處的歷史地位。

　　以上是就整個國家的背景而論的。

還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

古代人非常重視一個人的郡望（或稱地望）。

我們國家幅員廣大，各地域，其地理、歷史、風俗、人情，很有差別。

我們這裡無法詳細分析各地域的差別，只想強調一下，與近代史關係至爲重要的一種地域差別，那就是，南方珠江口岸與長江口岸所帶動起來的近代化運動造成的人文優勢。

從清末以來歷次發生的革命運動、改革運動，幾乎都是從這兩個地域發生出來的。

看一看歷次革命運動、改革運動的領袖人物、骨幹分子，其絕大多數都出於這兩個地域：珠江流域的兩廣，長江流域的江、浙、江西、安徽、兩湖和四川。

北方雖然也出現一些相當重要的人物，但多半是因某種機緣與南方領袖分子有所接觸，真正「無文王亦興」者，甚爲少見。

　　（二）家族與家庭的背景　　家族和家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歷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個人成長的第一個既定環境就是家族與家庭。

社會發展程度越低，社會公共教育發展的程度越低，家族和家庭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越大。

我們舉兩個明顯的例子，康有爲和孫中山。

康後來成爲改革派的領袖，而孫是革命派的領袖，家庭環境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康有爲出生在南海縣一個官宦之家。

他的曾祖父曾做過福建按察使，他的祖父做過連州訓導，並死於任上。

他的父親，則做過江西補用知縣。

他的一個從叔祖做過廣西布政使，一度護理廣西巡撫。

這樣一個家庭，可謂「世受國恩」，很難與之斷然決裂。

但國家深處危機之中，不能不有所改變，以圖救國救民於水火。

所以，康有爲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

孫中山出生於香山縣一個臨近香港、澳門的村莊中的一個農民家裡。

這一帶，廣泛流傳著太平天國起義的故事，聽慣了這些故事的孫中山，少年時，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

他目睹民不聊生、國家危亡的現狀，頗想繼承洪秀全的事業，來一番改天換地的革命運動，推翻清朝另建新國。

他成爲興中會、同盟會的領袖。

　　當然，不能把家庭背景對一個人的成長所產生的影響絕對化了。

比如說，若康有爲的改革主張始終得不到皇帝的賞識，再加以許多事情刺激他，逼迫他往激進的路上走，恐怕也難以保證他不滑向革命的路。

又比如，若孫中山給李鴻章的上書，得到李鴻章的激賞，把他留在身邊，那也許就沒有創辦興中會和同盟會的事了。

歷史不能假定。

我們這裡只是要說明，不可把家庭出身及其影響絕對化。

只要這些影響沒有遇到更爲強大的其他影響給與抵消，甚或令其反轉。

那麼，這種家庭影響就是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視的。

　　（三）教育的背景　　一個人所受教育，與他一生的思想、事業關係甚大。

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不可不注意他的教育背景。

　　一般說來，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其所受教育都經過由舊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兩段歷程。

舊式教育就是家塾、村塾、書院之類；新式教育就是學堂，包括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大學，有的還出國留學。

　　舊式教育並非都是一樣的，不同的學塾、不同的書院，乃至不同塾師、經師，其對學生的教育旨趣會有很大的區別，所產生的影響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試設想，若梁啓超在學海堂終其學業，他可能一生只是一個做舊學問的學者。

但他中途離開學海堂，跑到康有爲的萬木草堂，聽那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一派改革者的呼喚，於是，他走上了改革中國政治的道路，同時又成爲貫通新舊、兼采中西的學者。

　　經歷過由舊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完整過程，從而成爲新思想、新文化引領者的代表人物，在各個領域都出現過一些。

例如自然科學界的丁文江，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胡適，教育界的蔣夢麟，等等。

其中，胡適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胡適生長在徽州績溪，徽州古爲新安郡。

新安曾是朱熹講過學的地方，其影響極爲深厚，向有「東南鄒魯」之稱。

同時，這裡又是清代考據學大爲興盛的地方，以致蔡元培、梁啓超都曾誤會胡適是著名考據學者「績溪三胡」之後。

胡適幼年在家鄉接受了九年舊式教育，對於傳統儒學，對於考據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肯定是寢饋多年有所心得。

他在應官費留美考試時，能做出一篇得滿分的考據文章，絕非偶然。

　　胡適14歲到上海入新式學堂，他先後學習過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都是當時很有名的學校。

在上海讀書的六年，使他成功地從舊式教育轉到新式教育。

這期間，他的英文打下很好的基礎，又因主編過一份刊物，受到白話文的良好訓練。

而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則爲他打開了新的知識與學問的世界。

有了這樣的基礎，胡適於1910年到美國留學，可以說，他具備了去理解和接受一個新世界，以及它蘊蓄千百年的一套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所需要的條件。

　　胡適在美留學七年，是他有意識地爲自己的一生事業做準備的過程。

他和絕大多數那個時代受教育的中國青年一樣，目睹國家危難立志報國。

只是其選擇的途徑不同。

他不贊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張通過和平改革，爲新社會造就新的基礎。

他認爲，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由建立新政權而改造社會，但這個改造過程還是避不開一步一步地改革，以造就新社會的基礎。

從他的這個基本觀念出發，整個留學期間，他都有意識地爲自己積蓄能力，爲將來造就中國的新社會、新國家做準備。

也是基於此，當他學成歸國的時候，打定主意，要爲國家的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藝的基礎。

他與北京大學以及《新青年》的陳獨秀等人相攜，從文學革命、推廣白話文入手，掀起一場以思想革命爲中心的新文化運動。

胡適一生的事業都是從這場運動出發的。

從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受教育，對一個人的一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準確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一個人一生的追求是貫通一個人一生思想、活動的中心，沒有這個中心，就像沒有靈魂一樣；有了它，就是一個有靈魂的人，一個生動、鮮活的人。

 　　但要準確抓住這個中心，談何容易！必須相當全面地了解人物一生的思想活動，仔細作出分析，發現可以貫通其一生的基本線索。

這時，才有可能充分理解這個人物一生的根本追求是什麼。

有鑑於此，要研究一個人物，最好是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礎上，先編出一個年譜，然後再動手寫他的傳記。

當年梁任公先生去世，十分崇敬梁先生的丁文江就先動手搜集材料，編出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來。

至今學界都公認，這部年譜長編極具學術價值。

可惜，此年譜初稿剛剛完成不久，丁文江先生就病逝了。

否則我們本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好的梁任公先生的傳記。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起一個實行憲政的國家。

他經常說，一個國家，有無君主，是否共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實行憲政。

能實行憲政，有君主也仍是現代國家。

不能實行憲政，雖名爲共和，仍夠不上現代國家。

爲什麼呢？因爲憲政是一切依憲行事。

他解釋說，在憲政之下，人各有權，權各有限。

你貴爲君主，也必須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行事。

你賤爲平民，你也擁有憲法規定屬於你的權力。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威脅一個國家正常運行的，從來不是百姓不守法，而是官員不守法、統治者不守法。

只有行憲政，才能真正把官員、統治者關進籠子，讓他們不敢不守法。

關鍵是要有這個籠子，這個籠子就是經過人民認可的憲法，和保障憲法能夠實施的一套設施。

沒有這個籠子，指望官員守法，指望統治者守法，那是不可能的。

　　與梁任公相反，袁世凱一生追求的，只有權力。

他十幾歲隨嗣父到當差之地讀書時，就幫助打理各事，從中了解官場各種情形。

22歲，憑藉父輩的關係，進入軍界。

憑他熟諳官場規矩，又確有辦事能力，從此一路攀升。

到1895年，竟獲得主管小站練兵的重要使命，從此有了自己經營的軍事力量。

以後陸續升任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以後又進入軍機處，因丁未政潮而一度被免。

不久再度出山，再度被免。

清朝末年，旦夕危亡的險象，稍有識者都看得出，以袁世凱的聰明，他當然非常清楚。

他1909年再度被免之後，回老家做洹上釣翁，爲韜晦之計，心營目注，覬覦新的機會，向最高權力進逼。

　　辛亥革命爆發，袁氏看到了機會。

這時，無計求活的清皇室，想招回袁世凱，幫助解難。

袁的幾位好友也勸他抓住機會，趕緊出山。

於是，袁世凱被任命爲內閣總理大臣，總攬軍政大權。

他派人率領由他訓練起來的新軍攻打革命軍占據的武漢。

當時革命營壘處於羣龍無首的狀態。

孫中山在海外奔走各國，天真地希望得到西方列強對於革命黨的承認，不肯回國。

黃興到武漢支應一陣，感到力不從心，離開武漢。

袁世凱的軍隊順利打下漢陽之後，革命軍形勢甚危。

但富於心計的袁世凱卻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停下來與革命黨和立憲派聯合的南方勢力舉行談判。

　　這裡必須注意，此時的袁世凱，已不滿足於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他要獵取國家最高權力。

他此時如果乘勝追擊，消滅革命軍，可以挽救清朝，他自己不過成爲清皇室的一大功臣。

如果他居功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那他將背上叛臣的惡名。

他以不敗之軍事實力，與南方談判，進可以要挾南方勢力答應對自己有利的條件，退可以借南方勢力，逼使清朝皇帝退位。

他左右逢源，其結果是南方勢力答應，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凱宣誓贊成共和，就推舉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一切都合乎袁世凱的如意算盤。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圍繞著大總統的任期、連選連任的方式、繼任總統的選出方式等問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保住他的最高權力。

爲此，他後來竟至走上復辟帝制之路。

　　所以，我覺得，要寫袁世凱的傳記，必須抓住他一生都在追求權力，直至國家最高權力，這是貫穿他一生思想活動的中心。

　　三、關注重要的人際關係　　　　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其事業的成敗利鈍，都和他的人際交往有重大關係。

胡適的一生是最好的例證。

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是在美國讀書時，在與朋友們相互討論與辯論中醞釀出來的。

胡適嘗說，他的新詩創作，在美國讀書時是得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梅光迪和陳衡哲幾位朋友的幫助和激勵；在北京時，是得沈尹默、錢玄同和劉半農等幾位朋友的切磋。

沒有這些朋友，就不會有他的新詩創作，也就不會有白話新詩的嘗試成功。

至於文學革命的發動和取得成功，更是許多朋友努力奮鬥的結果。

胡適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功、發揮的影響，沒有一項不曾得到朋友的贊助。

他在推動北大改革方面，深得蔡元培的贊助和支持，以及蔣夢麟、陶孟和等人的助力。

他在學術事業上的成功，得到他的朋友（如魯迅、周作人、錢玄同、丁文江、唐鉞、高一涵等）和他的學生們（如顧頡剛、傅斯年、俞平伯等）的大力支持。

胡適最懂得朋友的重要，所以他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人們都知道，民國時期有一句廣爲人知的口頭禪，叫做「我的朋友胡適之」，可見其交友之廣。

　　大凡作出一番事業的人，都有一批得力的朋友和幫手，如袁世凱身邊和麾下文有徐世昌武有段祺瑞等一干人馬。

這些人，在他取得滅亡前的清廷軍政大權，以及隨後攫取民國大總統的地位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當袁世凱謀劃帝制復辟時，最重要的文臣武將——徐世昌和段祺瑞，都離開了他，可見其復辟活動是如何的不得人心，註定必歸失敗。

梁啓超從事維新運動時，上有老師康有爲，左右有譚嗣同、徐勤等一班干將。

海外流亡時期，謀劃自立軍起義、搞立憲運動，更有一大批朋友和門生幫他拓展事業。

晚年從事講學時，又有更多的朋友和門生幫助他。

有些人和他本無師生關係，但感其人格魅力，自願以門生自居，如丁文江、徐志摩，等等。

 　　所以，研究歷史人物，要特別關注他的人際關係。

找到這些關係，了解相關人物的主要經歷、與研究對象交結的重要事實，了解其對研究對象的思想、活動及其事業之成敗產生何種影響。

近年來許多報紙、刊物都做成數據存儲，又有許多人物的日記、書信發表出來，爲我們研究人物的人際關係提供很大便利，應可以使歷史人物的研究更有廣度和深度。

　　四、突出重大史實，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研究一個人物，要突出他一生中至關重要的一些大事，這是很自然的，不會有異議的。

所謂大事，因個人具體情況不同，所處歷史地位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有些大事可能是關乎整個國家民族的，有的只關乎一個地區、一個小社會，甚或只涉及一個具體單位、一個團體。

但不管哪種情形，此事件對於研究對象而言，必定是對其思想、事業產生重大影響者，否則不足以稱爲大事。

　　一個人面臨重大事件的時候，往往需要做出抉擇，有的是政治的抉擇，有的是事業方向的抉擇，有的是關乎身家命運的抉擇。

而一個人在做重大抉擇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很深刻、很複雜的心理過程。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強調必須抓住這些重大史實，並做必要的心理分析，以便呈現出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我在前面講袁世凱的時候，講到他在清朝滅亡前的最後關頭出山，擔任了掌握軍政大權的內閣總理大臣一職。

這是一個重要的抉擇。

因爲此前，他本在軍機處的要害位置，光緒、西太后死去，醇親王載灃爲其弟光緒帝報仇，把當年背叛光緒的袁世凱趕出軍機處，令其「回里養痾」。

按常理，袁世凱會怨恨清朝廷，不會在其面臨危亡的時候出手相救。

但袁世凱追求的是權力，在他看來，這恰是攫取權力的大好機會。

所以，他決定出山，接任內閣總理大臣。

但是，他南下與革命軍作戰卻又面臨一次選擇：是一鼓作氣，打敗革命軍，爲清王朝還魂續命，做一個有大功之臣，還是做其他的打算。

事實上，他是做了其他的打算。

這裡不再重複。

　　胡適也可作爲一個適當的例子。

他一生也曾多次面臨在重大歷史關頭進行抉擇的情況，我們這裡只將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胡適所面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他所做的抉擇，以及1960年前後在台灣雷震案的風波中胡適所做的抉擇，作爲實例，加以說明。

　　　先說前一個。

 　　這要從1927年，胡適遊歷歐美之後，經日本回國一事談起。

胡適於是年4月24日到達日本橫濱。

當時四一二事變剛剛發生，國內朋友紛紛勸胡適暫不要回國。

原來，這時的國內，南方與北方在政治上大異其趣，而對胡適卻都取不歡迎的態度。

在北方，因爲胡適赴歐途經莫斯科時，對蘇俄印象頗佳，在給國內朋友的信中頗有讚揚蘇俄的詞句。

這些信在報刊上發表出來，北方認爲他有親俄之嫌。

更重要的是，胡適的兩個重要的朋友，一個李大釗，一個高仁山，都是共產黨，已遭到殺害。

而且，在槍殺高仁山的官方報導中還特意把胡適的名字牽扯進去。

顯然，北方容不下胡適。

在南方，國民黨人還沒有忘記胡適支持陳炯明批評孫中山，以及他進故宮見宣統皇帝和參加善後會議的老帳，再加上他的好友丁文江曾爲軍閥孫傳芳做上海總辦。

但比較起來，南方畢竟比北方要多一點新鮮空氣，而且胡適的大部分師友都在南方。

所以，胡適在日本停留三個多星期，經過觀察、思考，發表一篇擁護蔣介石清共政策的談話之後，回國到上海暫時定居下來。

將近一年的歐美之游，回歸祖國之後，胡適發覺，國內政治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進步。

國民黨正竭盡全力地建立他們的黨國體制，沒有什麼民主，更沒有什麼人權保障。

他們毫不留情地打擊異己，「反革命」的帽子滿天飛。

在此種情況下，胡適相繼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幾篇文章，相當嚴厲地批評國民黨，結果招致國民黨的大力圍剿。

在與國民黨內一些朋友溝通之後，胡適決定暫時熄火停戰，並於次年秋冬，離開上海，回到北京大學教書。

　　九一八事變爲胡適與國民黨政權建立良好關係提供了契機。

日本的威脅使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要思考如何應對日本侵略的問題。

政府、黨派、團體，乃至個人都一樣。

1931年11月，恰好新一屆太平洋學會的年會在中國上海舉行，胡適以東道國首席代表充任大會主席。

在滬期間，國民黨人士曾與胡適有接觸。

當時報紙新聞報導說，蔣介石接見了胡適與丁文江。

魯迅曾以這個新聞爲材料對胡適與丁文江大大攻擊了一番。

實際上並沒有蔣介石接見這回事。

然而，有跡象表明，曾有國民黨官方人士與胡適有所接觸，我們從胡適回北平後接到的陳叔通的信可以證實這一點。

陳在信中說：「太平洋學會，公速北還，絕無痕跡之好機會，保留獨立發言之地位。

」可見，接觸帶有祕密性質，以便保住胡適獨立發言之地位。

胡適回北平不久，聯絡社會各界人士組織起「自覺愛國會」的團體，其宗旨與國民黨當局的對日方針很協調。

一年後，胡適在武漢與蔣介石見面。

從此，胡適與國民黨高層之間建立起可以互相溝通的良好關係。

從這時起，直到1949年，在對日、對共產黨這種大政方針方面，胡適與蔣介石及其政府有基本共識。

蔣介石對胡適也很欣賞，很願意借重他在海內外、特別是在美國的良好聲望。

　　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權退居台灣後，由於胡適對蔣介石國民黨期望過殷，不時批評國民黨的專制行爲，引起蔣氏大不滿。

到1960年因胡適的朋友雷震籌建反對黨，蔣介石乘胡適在美國的機會，下令逮捕雷震，加之以「通共」「叛國」的罪名。

蔣介石想以此達到雙重目的，一則鎮壓島內反對勢力，二則鉗制胡適之類自由主義人士的批評。

實際上，胡適曾已預見到蔣介石將要對雷震及其籌建的反對黨施以嚴厲取締措施，曾多次勸告雷震低調行事。

但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

自九一八事變後，胡適確定要做「國家的諍臣」「政府的諍友」，在大政方針問題上，不與官方立異，但也終不肯放棄獨立發言的地位。

他在美國，對新聞界，對朋友發言，均強調他可以證實，雷震是「愛國反共人士」。

他回到台灣，一下飛機，仍然重複他這句話。

後來，雷震被判刑收監，胡適始終未曾去監獄探望。

對此，台灣一部分人士，包括胡適所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幾位年輕後輩，都表示不滿，認爲胡適太軟弱。

其實，根本問題不是強硬與軟弱的問題，而是對自由民主的根本信念上，胡適與這些人有所不同。

在雷震案爆發前，胡適曾兩度談論自由與容忍的問題，並強調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他認爲爭自由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自由的力量需要不斷地積累，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不是輕易一拼可決的。

所以，有時候，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胡適的政治哲學其價值如何是另一問題，我們從重大政治關頭胡適與政府當局之間的微妙關係，可探知胡適在處理其基本信仰與行爲棄取之間做權衡時的心理過程。

他始終堅持自己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也不因爭取自由民主而與在他看來是唯一尚有可塑餘地的統治當局決裂。

　　五、階級分析與人物評價　　常常有人說，階級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基本觀點。

這是不正確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

馬克思本人曾鄭重地指出，階級與階級鬥爭不是他的發現。

在他之前，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就指出這一點了。

他的貢獻是在於指出，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這裡我們只談階級分析的問題。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由於許多人不曾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常常把階級分析抽象化、教條化。

往往只追求給一個人戴上「××階級」的帽子，就滿足了。

我覺得，階級分析最重要的是要說明兩點：一是在切實把握研究對象的出身、教育、思想及其生平活動的基礎上，把人物放到當時社會結構中的適當位置上，呈現出它是屬於統治階級、壓迫階級，還是屬於被統治階級、被壓迫階級；二是在全面把握研究對象的基礎上，明確了解當時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從而判斷這個人物是屬於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

　　這兩點，既是對歷史人物做階級分析的核心內容，也是進行歷史人物評價的基本依據。

至於一個人物，是屬於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中的哪一個階層，是屬於被統治階級、被壓迫階級中的哪一個階層，那是次一層次的問題。

自然這一層次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歷史是活動的整體，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在活動。

所謂歷史是各種力量的合力造成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常常有些歷史書籍，只寫某一種力量的活動，而把其他力量的活動視同無物，或最多只是帶上幾筆。

這樣的書寫，顯然不足以反映歷史的真相和歷史的全貌，給人呈現的，像是「半身不遂」的歷史。

在這樣書寫的歷史中，人們看到的只是歷史中的一部分，或大半部分力量在活動，而其他的力量是僵死的，甚至是基本看不見的。

我們應當提倡全光譜地反映國家、社會、民族的歷史，要真實地全面地書寫歷史的活動。

　　　　有人擔心，全光譜地書寫歷史，那些推動歷史進步、創造新社會的革命和革新的力量就不突出了。

這是歷史研究者對自身無力的哀嘆。

我認爲，歷史上革命的和革新的社會力量，本來就是最活躍，最富於創造力的力量。

只要歷史家有眼光、有識力、有才具，應該能夠把這種真實的歷史再現出來。

有人以爲，歷史上，那些革命和革新的社會力量，是靠歷史書寫者特別努力，才成爲歷史中突出顯現光彩的，那是極大的謬誤。

 　　我強調說，不可把階級和階級分析抽象化、教條化，就是要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不能說一個人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他就一定只能是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個人屬於被統治階級，他就一定是推動社會進步的。

歷史上許多在各領域做出有益貢獻的人物，是出身於統治階級的。

例如思想家、學者、藝術家，等等。

即使是統治者本身，其有些作爲，也很可能是有益於社會發展進步的。

反過來，被統治階級其反壓迫的鬥爭，無疑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但是其中某些人的某些具體行爲，就未必是有益於社會發展和進步的。

如某些農民起義軍的過分殺戮行爲和破壞歷史文化的行爲，等等。

歷史學家要有敢於擔當的精神，歷史是什麼樣的，就應該把它寫成什麼樣；歷史人物是什麼樣的，就應該把他寫成什麼樣。

決不能爲某種需要而改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本來面貌。

只有真實的歷史，能給我們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只有真實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能提升我們的智慧。

只有能從歷史中得到智慧的人，才能夠更有能力應對未來。

相關焦點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爲何沒有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 1945年4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這段歷史作出鄭重結論。

《決議》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重要關頭作出的，卻沒有涉及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內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內幕青島全搜索電子報   2016.10.28星期五    改革開放後，我黨共召開過八次「六中全會」，其中的首次，即十一屆六中全會 新中國檔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對新中國成立３２年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和經驗教訓作出了正確結論和科學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和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 我們評價和紀念毛澤東，離不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這是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奠定了全黨全國對毛澤東評價的重要原則和堅實基礎。

經過30多年的風雲變幻，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個《決議》提出的原則和判斷，像鄧小平當時所講的一樣，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腳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１９８１年６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建國後３２年來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地總結，科學地分析了黨在指導思想方面的正確與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歷史原因；對黨的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作了正確、公正的評價；實事求是地評價和肯定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上的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爲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關於「十四五」規劃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 展望「十四五」時期，中國面臨一系列新機遇、新挑戰、新任務，需要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做出重要的調整與創新。

一、關於高質量發展與GDP增長速度問題關於高質量發展與GDP增長速度問題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二、關於高端製造與智能製造問題關於高端製造與智能製造問題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此基礎上，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

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拒絕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關於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

確立歷史人物評價的若干原則 原標題：確立歷史人物評價的若干原則歷史人物的產生總是以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爲舞台，不能違背經濟必然性和歷史客觀規律，而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也不會因他們而改變。

承認這一點，就是堅持認識歷史人物問題上的唯物論。

宋建安:黑格爾歷史哲學對歷史研究的若干貢獻 積極回應和關切人們關於一些歷史問題的熱點爭論。

爲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黑格爾歷史哲學首次提出研究和書寫歷史的三類形態與方法。

黑格爾將研究歷史的方法分爲三類，即原本的歷史、反思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

「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何評「大躍進」 節選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羣衆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此基礎上，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

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拒絕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關於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

連帶責任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深入、系統研究連帶責任問題，目前法學界還較少有人涉獵。

本文僅就連帶責任的若干方面問題作出分析和探討。

　　一、連帶責任的分類　　對連帶責任進行分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

本文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標準將連帶責任進行分類。

旨在幫助我們加深對連帶責任的認識深度，從不同側面把握連帶責任的特徵、性質及其構成要件，正確地界定民事責任。

重溫《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堅定「兩個維護」的自覺 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先後多次修改，這是其中的一稿。

從黨的歷史視角看，「兩個維護」源於黨的寶貴歷史傳承，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經驗的升華。

重溫《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和理解「兩個維護」的重大意義。

50年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研究 還有的學者認爲，評價歷史人物當然應該以他們的政治實踐爲價值尺度，但是這並不排斥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個人品質和個性的估計。

歷史人物的個人品質和個性是從屬性的東西，必須結合歷史人物的社會地位、階級性來進行考察。

當然也應該注意迴避中國傳統道德觀對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消極影響。

（註：吳澤、謝天佑：《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若干理論問題》，《學術月刊》1960年第1期。

）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理解... 其中，2016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在實踐中的應用頻度、涉及的範圍和適用中問題的難度都比較突出。

爲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理解與適用》一書以法條的準確理解與正確適用爲切入點，對《規定》進行全面、深入和細緻的解讀，也是對保全理論與操作實務的系統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理論若干問題研究述評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民族理論研究也在國內外大勢的影響下，經歷了諸多的變化。

總趨勢是：在探討中發展，在摸索中前進。

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理論研究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述評，不當或疏漏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關於民族概念問題的研究民族概念問題是中國民族理論學界的基礎理論研究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 爲解決新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調查研究、總結審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於1998年作出了《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

《解釋》是《解答》的繼續、發展和深化，實際上是《解答》之二，只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規範了司法解釋的用語，規定司法解釋只能使用《批覆》、《解釋》和《規定》三種稱謂，其他稱謂，如《解答》等，不再使用。

所以，《解釋》這一司法解釋，沒有使用《解答》，而使用了《解釋》。

行政行爲與民事行爲共同侵權案件的若干問題研究 行政行爲與民事行爲共同侵權案件的若干問題研究——兼談《關於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人物研究的新實驗——關於李又寧教授可否爲「胡適研究的開拓人」問題 如果我一生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發現了一些問題，開拓了幾方視野，在這求學和追問的過程中，有意識的並無意識的，證實了生活與歷史可以有某種互動性及互補性。

」這並不是我在有意迴避這個問題。

實際上，相對於華美族研究，李又寧教授與胡適研究的關聯確實不那麼緊密。

那她爲什麼研究胡適呢？個中緣由，李又寧教授有過說明：「我喜歡買書，到處買書。

20世紀80年代，我多次到中國大陸，也到處逛書店，所購無多。

1989年春夏，我在北大校外暢春園住了幾個月，做點歷史研究，看了幾個著名的圖書館。

朱英:研究近代中國制度變遷史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 中國古代史研究歷來注重職官制度，老一輩學者將職官制度、歷史地理、目錄學和年代學視爲治史之鑰匙，相關研究成果也爲數甚多。

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而言，制度變遷也未嘗不重要。

我們常說近代中國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又稱過渡轉型是近代中國發展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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