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時的社會文化概況 - 慈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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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從唐朝的角度認為是朝貢使,即藉由向唐朝皇帝進貢來與唐朝締結外交關係。
然而,遣唐使還有另一個主要任務是向唐朝學習法典、制度、文化,並將其輸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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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時的社會文化概況
隋朝雖然僅有短短三十年,在此期間,日本曾先後四次派出遣隋使團和留學生;唐朝時期,日本則向中國派出十多次遣唐使團。
遣唐使從唐朝的角度認為是朝貢使,即藉由向唐朝皇帝進貢來與唐朝締結外交關係。
然而,遣唐使還有另一個主要任務是向唐朝學習法典、制度、文化,並將其輸入日本。
因為,唐朝時期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朝代,且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巔峰時期。
這段時期,日本對於中華文明為全面且有系統地學習和模仿,並以唐朝為範本,建構日本各種新的制度與文化。
奈良時代唐風盛行
奈良時代,是指西元七一〇年至七九四年,聖武天皇遷都到奈良(平城京)後,直至八世紀中葉。
當時的皇族與貴族,藉著遣唐使積極地輸入及學習武周及唐朝的文化,以京城為中心形成唐風興隆昌盛的文化。
由於當時聖武天皇使用的年號為天平,所以又稱為「天平文化」。
(註五)
聖武天皇開創天平文化,締造出唐風盛行的巔峰時期。
當時因為經歷長時期且大批地派遣使節到中國,日本得以全盤地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
八世紀的日本屬於奈良時代,當時的平城京完全是仿照唐都長安的格局而建,只有長安城的四分之一,但為舊都藤原京(今奈良縣橿原市)的三倍,曾被稱為「富有國際性的小長安」。
平城京是以棋盤般的條坊布局,在其中建立了為數不少的官衙;而貴族與庶民的房屋如果用瓦來修葺,或者將屋柱塗上丹色就會獲得獎勵。
再者,原本建在飛鳥(位於奈良縣)的大寺院亦陸續轉移。
就這樣,平城京如「就像花開的香氣散發」那般地發展。
奈良時代,日本從官制、田制、稅制、學制、刑律、禮制、曆學、文學、史學、建築、音樂、工藝、宗教乃至衣冠文物等等,幾乎全面地「唐化」。
如「大化革新」(註六)所頒律令,與唐律相同或近似的就有四百多條,《大寶律令》、《養老律令》(註七)就是模仿《唐律》而編成的。
又,《續日本紀》(註八)記載:「己亥,入唐使等拜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
」「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
」足見唐代衣冠文明禮儀對當時的日本有很大之影響。
這一時期文化昌盛,天皇和國家本位主義的傾向,貴族中心化的都市文化,佛教中心的藝術都受到唐朝文化風格的強烈影響,因而造就此時期在城市規劃、寺廟建築等方面有很高成就。
可以說,唐代的文明幾乎滲入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象徵中國文化的詩、琴、棋、書、畫,還有中國醫藥,處處可見。
那時的奈良是日本文化、藝術和工藝的搖籃;在各代皇帝和皇后的庇護下,佛教首先在此興盛起來。
唐朝依道州縣建立的官縣制度,天平時期也完全仿造。
聖武天皇在諸國均建造了僧寺四天王護國寺(國分僧寺)及尼寺法華滅罪寺(國分尼寺),並在其中修建了七重塔,也各放置一部《金光明最勝王經》及《妙法蓮華經》。
而作為總本山國分寺、總國分尼寺,分別是東大寺及法華寺,東大寺大佛更被視為鎮護國家的象徵。
遣唐使節的派遣
日本在飛鳥時代派遣「遣隋使」至中國隋朝之後,奈良、平安兩朝的「遣唐使」之陣容更加盛大;經由派遣中國的船舶載入的中國文物,成為日本國文化的基礎。
日本派赴中國唐朝的使節團,於西元六三〇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後一次在八三八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開成五年)。
西元八九四年(日本寬平六年,唐乾甯元年)又準備派遣,並已經任命;卻由於菅原道真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從西元六三〇年到八九四年,二百六十餘年間,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達長安的日本使臣,兩次是送唐朝使臣回國,一次迎遣唐使歸返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計有十二次。
初期遣唐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只有少數主要成員獲准進入長安。
遣唐使團官員有正使、副使、判官、錄事;遣唐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包括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各行工匠。
另外,還有長期居留的留學生及留學生,以及短期入唐並隨使團一起回國的還學生、還學僧、以及負責防衛的射手。
遣唐使的貢獻首先是引進唐朝典章律令,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
遣唐使在長安全面式地考察與深入學習,回國後參與樞要,仿行唐制;如前述法令《大寶律令》,即是以唐朝律令為範例所制定的。
在教育方面,則是仿效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學校教授漢學,培養人才。
遣唐使另外還輸入唐朝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經過消化吸收,與當地本有的文化融合為嶄新的日本民族文化。
若是從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來分類,可區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西元六三〇至六六三年):
為了服務於日本當時對唐朝外交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須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體制,擔負起改革日本國內政治體制的使命,以幫助其改革本國內落後的政治體制,並建立先進唐朝式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廢除當時的豪族專政制度。
其次,與唐朝相對立,為保護日本身在朝鮮半島的既得利益,大力推進地域冊封體制。
也就是說,日本當時的外交政策,為推進日本國內的大化革新等諸項改革,除了藉由遣唐使吸取唐朝中央集權體制的經驗,又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調和與唐朝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還涉入了朝鮮半島小國的戰爭。
(註九)
第二階段(西元六六五至六六九年):
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經濟落後等因素,日本國長期處於被東亞諸國孤立的境地。
當時,為改變自身地理上孤立與落後的狀態,在新羅一統半島朝鮮之後,為了表示自己與唐朝之親和關係,日本曾先後兩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企圖改變不利狀況。
第三階段(西元七〇二至七五二年):
此時的唐朝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及技術,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正值鼎盛期。
因此,為了將唐朝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資料帶回日本島國,並促進日本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日本先後四次派遣了遣唐使至中土大唐,以全面廣泛地借鑑與吸收唐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
日本當時的奈良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繁榮期,鑑真大和上赴日即是於此時期。
第四階段(西元七七七至八三八年):
此時的唐朝,日漸顯出衰落的跡象;在察覺到唐朝的動盪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後,日本僧人便立即向當時的日本天皇遞交了國書,建議盡可能地減少派遣遣唐使的數量與次數。
所以,相較於其他的歷史時期,此時期派遣的遣唐使無論是在次數還是在人數上都減少許多。
遣唐使節路線轉變的因素
日本遣唐使節赴中國有三種路線,一條北路,二條南路(或分別稱南島路與南路)。
早期、也就是飛鳥時代,從遣隋使到遣唐使所走的路線就是北路,亦即從七世紀三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約四十年間,採取此路線——遣唐使在難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過瀨戶內海,從博多(今日本福岡)出發。
然後沿朝鮮半島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南岸西行,跨過渤海,在山東半島登陸,再由陸路西赴,經過洛陽,最後到長安。
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船隻遇難情況較少。
直到朝鮮半島上的新羅逐漸強大,新羅滅百濟、高句麗,統一半島,與日本關係一度不甚融洽,「北路—朝鮮」半島路線無法行進。
於是,遣唐使船在七世紀七〇年起往南方行,即是南路。
南路有兩條,一條為在七世紀七〇年代到八世紀六〇年代這一百年間所走的,亦稱南島路:從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種子島、屋久島﹑奄美諸島,向西北橫跨中國東海,在長江口登陸,再由運河北上。
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很難靠岸,危險較大。
北路和南島路都需航行約三十天左右,甚至是更長時間。
八世紀七〇年代以後,直到停止遣唐使前,則走另一條南路: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徑向西南,橫渡東海,在長江口的蘇州、明州一帶登陸,轉由運河北上。
這條航線所需時間較短,一般在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達;然而,風險與南島路大致相同。
【註釋】
註五:西元七一〇年(和銅三年),日本元明天皇奠都平城(奈良),至西元七八四年(延曆三年)遷都山城國長岡(京都西郊),是日本史上的奈良朝,於西元七二九至七四八年以「天平」為年號,以後又以天平感寶、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等為年號,是奈良時代的全盛期,稱為天平文化、或稱奈良文化。
註六:大化革新乃西元六四五年六月發生在日本的政變。
革新前,蘇我氏等大貴族控制政權,天皇沒實權。
皇室中大兄皇子,聯合貴族中臣聯足發動政變,刺殺當時掌權的蘇我入鹿,皇室得以重掌大權,大兄皇子等人擁立孝德天皇繼位。
孝德天皇建元「大化」,意為「偉大的變化」,也是日本歷史上首個年號。
西元六四六年初,孝德天皇頒布〈改新之詔〉,推行政治改革,歷史上稱為「大化革新」。
日本遂向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邁進。
註七:《大寶律令》為文武天皇於西元七〇〇年時命刑部親王、藤原不比等十九人撰定,西元七〇一年(日本大寶元年)制定,將日本至七世紀以來的制度與法規修正補訂成完備的法典,奠定日本做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的法治基礎。
此律令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律」如現代的刑法,大致模仿唐律,但同時也吸取日本故有的維持秩序的制度;「令」則如現代的行政法、民法、訴訟法。
此令乃根據日本社經狀況,參照唐令制定的。
此律令標誌著大化革新的成功。
西元七一八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之命,以《大寶律令》以及中國唐朝《永徽令》為基礎,制定《養老律令》。
此律令有律十卷、十三篇,以及令十卷、三十篇。
制定後未立即實施,至西元七五七年才實施。
註八:《續日本紀》是奈良時代的基本史料。
是平安時代編撰的官方史書,記載西元六九七年至西元七九一年之間的歷史大事,由菅野真道於西元七九七年完成,總計四十卷。
註九:西元六六〇年,唐高宗顯慶五年,朝鮮半島的百濟進攻新羅,新羅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派大軍十三萬人滅百濟。
西元六六三年,百濟殘餘勢力向日本求救,日本聯合百濟抗唐;兩軍激戰四次,日軍死傷殆盡,四百艘船全被焚;百濟王逃往高句麗,日本齊明天皇死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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