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 - 華人百科

文人風尚 魏晉南北朝文學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期，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並奠定了它們在此後的發展方向。

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的這些"新變"，與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于東漢建安年代，迄于隋統一，歷時約四百年。

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況比較復雜。

南北朝文學是文學研究整體中的一門重要學科。

建國以來，收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集體編寫和專家個人編寫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還發生過較大影響。

中文名稱魏晉南北朝文學外文名稱TheliteratureofWeiandJinDynasties拼音weipunanbeichaowenxue類型文學文學自覺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于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台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興盛是與文學的自覺聯系在一起的。

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

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魏晉南北朝文學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

漢朝人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史記·孝武本紀》：“而上向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這裏所說的文學顯然是指學術。

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立；(宋)範曄《後漢書》單列，與《儒林列傳》等並立，都是重要的標志。

同時又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這代表了一般的認識。

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對文筆之分有進一步的說明：“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筆。

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蕭繹所說的文筆之別已不限于有韻無韻，而強調了文之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並且更廣泛地註重語言的形式美。

他所說的“文”已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

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製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文體辨析可以上溯至，至于《東觀漢紀》以及蔡邕的《獨斷》、劉熙的《釋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體辨析的意識。

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並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文賦》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所論述。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他將詩和賦分成兩類，並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

(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現存佚文看來，論及12種文體，對各種文體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變，並舉出一些作品加以討論，比曹丕和陸機又進了一步。

(東晉)李充《翰林論》聯系風格來辨析文體，是對文體風格的進一步探討。

到了南朝，文體辨析更加深入系統了，(梁)任昉的《文章緣起》分為84題，雖不免瑣碎，但由此可見文體辨析的細致程度。

至于和《文選》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

《文心雕龍》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討論文體，共分33大類。

其《序志》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對每種文體都追溯其起源，敘述其演變，說明其名稱的意義，並舉例加以評論。

是按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當然對文體有詳細的辨析，這在下文還要講到。

如果對文學隻有一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

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徵有了自覺的追求。

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徵。

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徵的自覺追求上。

上面提到過，“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涉及情採、聲律、麗辭、比興、誇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志。

文學理論漢代末年在察舉製度下，士族中已經流行著鄉黨評議的風氣，如許劭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此外，郭太也以關于鑒人而名聞天下。

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製以後，人物品評的風氣更加興盛。

(魏)劉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總結了鑒察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重視人的材質，形成才性之學。

(宋)劉義慶的《識鑒》、《賞譽》、《品藻》、《容止》等門，記載了許多品評人物的生動事例。

人物品評在漢末多帶有預言成敗的意味，偏重在識鑒人才、拔擢俊彥，所以品評的重點在政治、道德方面。

魏晉以後的人物品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在預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評議外，增加了許多審美的成分，為已經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語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題。

如《世說新語》中的這些品題：“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賞譽》)“王戎雲：‘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賞譽》)“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品藻》)“有人嘆王恭形茂者，雲：‘濯濯如春月柳。

’”(《容止》)《世說新語》中品題人物常見的審美概念有：清、神、朗、率、達、雅、通、簡、真、暢、俊、曠、遠、高、深、虛、逸、超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真、深、朗三者。

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風、玉樹、玉山、雲中白鶴、龍躍雲津、鳳鳴朝陽。

人物審美的興盛，對文藝審美起了催化的作用。

有的文學審美範疇來自人物審美，如“風骨”、“骨氣”、“風神”、“清虛”、“清通”、“高遠”、“情致”、“才情”等。

而人物流品的劃分，也直接影響著文藝批評，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就是明證。

魏晉南北朝文學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

《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

它的內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論述了文學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

關于外部原因，它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系起來。

關于內部規律，它總結為“通”和“變”(《通變》)，也就是繼承和創新兩方面的互動作用。

劉勰在《明詩》等篇中論述了一些文體在歷代的演變過程，《才略》則評論了歷代的作家，這些論述已成為後人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

二、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作經驗，揭示了創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論。

關于創作論，陸機在裏就有深入的探討了，特別是對馳騁想象，捕捉形象，發揮獨創性，以達到“意稱于物”這個過程，描述得相當精彩。

在《文心雕龍》中創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精粹，書中有許多精闢的概括，如“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採”、“隱秀”等，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總集的編纂是文體辨析的自然結果。

蕭統的《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李善註《文選》六十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餘篇。

此書的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然後在一些大類之下再按題材分為若幹小類，如賦又分為“京都”等許多小類。

其中詩佔了將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類中數量最多的。

從蕭統所選詩歌可以看出，他帶有較大的寬容性，他選詩最多的三位詩人是：陸機52首、謝靈運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一定是最優秀的。

在標舉第一流的詩人這方面，蕭統的眼光並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視的優秀詩人(如陶淵明、鮑照)這方面，他卻有極高的眼光。

陶淵明入選8首，鮑照入選18首，他們在《文選》中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說明蕭統是一位很有文學眼光的選家。

《文選》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並逐漸形成“文選學”，它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

文學思潮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

在漢代，儒家詩都佔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

至于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魏晉以後，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

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系、形神關系等，並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

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魏晉南北朝文學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

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

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

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被後人奉為圭臬。

此後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並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于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隻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

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于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並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

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文人風尚如果將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稱作亂世，也許並不過分。

漢末的戰亂，三國的紛爭，西晉統一不久發生的“八王之亂”，西晉的滅亡與晉室的東遷，接下來北方十六國的混戰，南方東晉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亂，北方北齊、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帶來的鬥爭，南方宋、齊、梁、陳幾個朝代的更迭帶來的爭鬥，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亂，再加上東晉、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裏，幾乎沒有多少安寧的時候。

戰亂和分裂，成為這個時期的特征。

戰爭使很多人喪生，伴隨著戰亂而來的飢饉、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規模遷徙，不知又奪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這種在狀況在文學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證，曹操的說：“白骨露于野，千裏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千裏無雞鳴”說出人煙的荒涼，“生民百遺一”說出人口的銳減。

陶淵明的其四說：“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

”寫到整個村庄的滅絕。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

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後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

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後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

魏晉南北朝文學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

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鬥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機、陸雲、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運、範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

還有一些死于西晉末年的戰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諶等。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遊仙主題、隱逸主題。

這些主題往往以葯和酒為酵母引發開來，葯和酒遂與這個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于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嘆生死的詩歌，、《蒿裏》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等詩句，可以說是這類主題的直接源頭。

魏晉以後生死主題越發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他因疾疫造成眾多親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壯當努力成就一番事業，又想秉燭夜遊及時行樂。

生與死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主題，如果結合人生的真實體驗可以寫得有血有肉，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陶淵明)“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江淹)如果陷入純哲學的議論又會很枯燥，如東晉的玄言詩。

對待人生的態度無非四種：一是提高生命的質量，及時勉勵建功立業;二是增加生命的長度，服食求仙，這要借助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這須借助酒。

第四種態度，就是陶淵明所採取的不以生死為念的順應自然的態度。

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遊仙主題與生死主題關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現對那個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長生的願望。

《楚辭》中的、《遠遊》已開了遊仙主題的先河，不過那主要是一種政治的寄托。

魏晉以後，遊仙主題作為生死主題的補充，企求長生的意思變得濃厚了。

如曹操的、《精列》，曹植的《遊仙》、《升天行》、《仙人篇》，張華的《遊仙詩》，何劭的，已經構成一個遊仙的系列。

特別是郭璞的多首《遊仙詩》，使遊仙主題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主題了。

隱逸主題包括向往和歌詠隱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隱詩、反招隱詩，形成這個時期的一種特殊的文學景觀。

隱逸思想早在書中就體現得很強烈了，隱逸主題可以追溯到《楚辭》中淮南小山的《招隱士》。

漢代張衡的《歸田賦》，可以視為表現這類主題的早期作品。

到了魏晉以後，沿襲《招隱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陸機的《招隱詩》、王康琚的《反招隱詩》。

沿襲《歸田賦》的作品有潘岳的。

而陶淵明的大量描寫隱逸生活和表現隱逸思想的作品，則使這類主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鍾嶸《詩品》說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至于其他許多人的作品中，表達隱逸思想的地方就不勝枚舉了。

隱逸主題的興起與魏晉以後士人中希企隱逸之風的興盛有直接關系，而這種風氣又與戰亂的社會背景和玄學的影響有關。

創作背景早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就出現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專攻一經，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察舉、征闢中得到優先，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了特殊地位的階層。

士族的勢力在曹操掌權時一度受到抑製，到了魏和西晉重新興起。

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製，因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士族子弟經過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幾乎失去了入仕的機會。

進入東晉，士族門閥的勢力更加強盛，特別是一些高級士族控製了中央政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局面。

這種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東晉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到了南朝，士族勢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權政治。

門閥製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懷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也就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

其實寒士的不平早在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宋玉《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算是他們最早的呼喊。

《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

”則反映了寒士希望改變其地位的要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門閥製度下，寒士的不平更為強烈，在詩中的呼喊之聲也就更為高亢。

左思其二：“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形象地反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情況。

其六寫出自己這一介寒士的高傲：“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

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其五最後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裏流。

”則充分表現了寒士的氣概。

鮑照也將寒士的不平傾瀉到詩中，如“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擬行路難》其六)。

魏晉南北朝文學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也是值得註意的現象。

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紹、紹從子嵇含；三張(張載及其弟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潘岳及其從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鹹;謝安及其孫謝混，謝混及其族子謝靈運、謝瞻、謝晦、謝曜，謝靈運及其族弟謝惠連、其同族的謝朓；蕭衍，其子蕭綱、蕭繹。

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與門閥製度有直接的關系，文學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手中，與政治的權力一起世代相傳。

文學家族在魏晉兩代尤盛，南朝以後逐漸減少，這與南朝門閥勢力的逐漸衰微的趨勢是一致的。

重視門第的風氣在文學作品中還表現為對宗族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強調。

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門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現倫理關系或規誡子弟的詩中也往往帶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內容，以及紹續家風、重振家業的願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寫成。

例如：王粲，曹植《責躬》，潘岳，陸機《與弟清河雲詩》，陸雲《答兄平原詩》，左思《悼離贈妹詩》，潘尼《獻長安君安仁詩》、《贈司空掾安仁詩》，謝混《戒族子詩》，陶淵明、《贈長沙公詩》等。

有趣的是進入南朝以後，隨著士族的沒落，這類詩幾乎不見了，謝靈運的五言詩二首算是例外。

發展歷程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從漢末建安開始的。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196-220)，但這時政權實際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漢朝已經名存實亡。

而且，正是在這二十幾年間文學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出現了許多影響著後代的新趨勢和新因素。

因此，以建安作為這個時期文學的開始是恰當的。

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終結，當然應以隋文帝統一中國(589)為標志。

從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晉南北朝文學共經歷了393年。

建安文學實際上包括了建安年間和魏朝前期的文學，這時的文壇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在他們周圍集中了王粲、劉楨等一批文學家。

與兩漢的儒生相比，這是在動亂中成長的一代新人。

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不再拘于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

他們的創作反映了動亂的時代。

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鬱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了“建安風骨”這一時代風格。

“建安風骨”被後世的詩人們追慕著，並成為反對淫靡柔弱詩風的一面旗幟。

至于蜀國和吳國的文學則處于沉寂的局面。

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8)，在文學史上習慣于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後期的文學。

這時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掌握了大權，殘暴地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

在哲學史上，正始是魏晉玄學的開創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他們本身也是玄學家。

他們對抗司馬氏的殘暴統治，崇尚自然反對名教，作品揭露了禮教的虛偽，表現了政治重壓下的苦悶與抗議。

西晉武帝太康(280～289)前後，文壇呈現繁榮的局面，鍾嶸《詩品序》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總的看來，太康詩風以繁縟為特點，喪失了建安詩歌的那種風力，但在語言的運用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左思的《詠史》詩，抗議門閥製度，抒發寒士的不平，與建安詩歌一脈相承。

魏晉南北朝文學西晉滅亡以後，在南方經歷了東晉、宋、齊、梁、陳這五個朝代，在北方經歷了十六國和北朝許多的變動，最後由北周平北齊，隋又取代北周並平定了南方的陳而統一全國。

這中間經歷了從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

東晉南北朝文學就是在這樣一個南北分裂、戰亂頻仍、朝代不斷更迭的大背景下發展的。

其中有的朝代比較長，如東晉(317-420)歷時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齊代(479-502)隻有23年。

西晉末年，在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下，產生了玄言詩，東晉玄佛合流，更助長了它的發展，以至玄言寺佔據東晉詩壇達百年之久。

宋初由玄言詩轉向山水詩，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作山水詩的人。

山水詩的出現擴大了詩歌題材，豐富了詩的表現技巧，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大進步。

在晉宋易代之際，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詩人陶淵明。

他在日常生活中發掘出詩意，並開創了田園詩這個新的詩歌園地。

他將漢魏古樸的詩風帶入更純熟的境地，並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境。

他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對後來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

晉宋之間文學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此後更追求藝術形式的華美。

宋代的鮑照在七言樂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給詩壇帶來的清新氣息，也都具有重要意義。

齊梁兩代有兩個值得註意的文學現象。

其一是詩體發生了重大變革，周顒發現漢語的四聲，沈約將四聲的知識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並與謝朓、王融共同創立了“永明體”。

他們嘗試建立比較嚴格的、聲調和諧的詩歌格律，並且在詞藻、用事、對偶等方面做了許多新的探索。

這就為唐朝近體詩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永明體”從而成為從古體詩向近體詩過渡的一種重要形式。

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圍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個文學集團，分別以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梁代蕭衍、蕭統，和梁代蕭綱為中心。

創作活動的群體參與，容易導致取材和風格的趨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藝術技巧。

梁陳兩代，浮靡輕艷的宮體詩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艷麗的詞句表現宮廷生活，多有詠物的題材，女性也像宮廷的其他器物一樣成為吟詠的對象。

這種創作風氣一直延續到初唐，到“四傑”和陳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南北的對峙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南北文風的不同，南方清綺，北方質樸。

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現得很清楚。

但南北對峙並沒有斷絕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來往，文獻的傳播，都有記載可尋。

北朝的詩歌模仿南朝的痕跡相當明顯。

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流，而他也成為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

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和。

北魏末年與北齊時期文學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註意。

北方文化對南方文學也有影響，特別是在音樂和佛學這兩方面尤為明顯。

隋朝統一中國後，南北文化的交流繼續擴大深入，到了盛唐終于出現了一個文學的新高峰。

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醞釀著新變的時期，許多新的文學現象孕育著、萌生著、成長著，透露出新的生機。

一種活潑的、開拓的、富于創造力的文學沖動，使文壇出現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此。

這種新變總的看來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趨于個性化；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

就文體的發展看來：五言古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增強了詩人的個性，得到長足的發展並達到鼎盛；一種詩化的散文即駢文的興盛，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可以充分發揮漢語語言形式美的文體；在漢代盛極一時的大賦，演變而為抒情小賦，並因駢文的興盛而增加了駢儷的成分，駢文、駢賦在梁陳兩代進入高峰；七言古詩在這時確立起來，並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鮮氣息，刺激著詩人進行新的嘗試，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絕句便繁榮起來；小說在這時已初具規模，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基礎，並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

以393年的時間醞釀這些新變，雖然顯得長了一些，但和漢代大約四百年文學的收獲相比，不能不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成就是相當可觀的。

如果沒有這段醞釀，就沒有唐詩的高潮，也就沒有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了。

文學特點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

在漢代，儒家詩都佔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

至于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魏晉以後，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

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系、形神關系等，並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

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

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

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

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古詩十九首》被後人奉為圭臬。

此後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並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于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隻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

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于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並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

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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