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三賢之陸淳

陸淳(?～806)，後因避唐憲宗名諱而改名質，字伯沖，號文通，唐吳郡<郡治在今江蘇吳縣)人。

唐代儒家學者，經學家。

陸淳曾任左拾遺，轉太常博士，遷左司郎中，後又改為國子博士，歷任信台兩州的刺史，征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

陸淳與柳宗元、呂溫等人友善，同屬於唐憲宗永貞(805～806)年間一批有心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士。

柳宗元以執弟子禮於陸淳為榮，"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且極稱其學曰："有吳郡人陸先生質(淳)，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

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柳河東集》卷九《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淳曾師事啖助和趙匡治《春秋》之學。

認為《左傳》長於敘事，宣揚《春秋》大義不如《公羊傳》和《轂梁傳》。

他曾綜合啖助、趙匡關於《春秋》的學說，編撰成《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集傳辯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清乾隆間的四庫館臣評價為"考辨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所發論點"多異先儒"，開宋儒疑經風氣(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

朱熹贊陸淳："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個意思。

''(《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陸淳的《春秋》學三部著作今存，收在清《古經解匯函》中，另尚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均已佚。

啖、趙、陸新《春秋》學的出現，與中唐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兩漢以來，儒家經學一直以章句與註疏作為主要形式。

儒家義理被淹沒在訓詁義疏的海洋之中，學者把明章句、通訓詁作為「窮經」的目的，把畢生的精力耗費在裡面，使儒學失去了原來切近社會、重視實踐的活力，而且學者成了書蟲，不再考慮、關心社會，關心生民。

特別是魏晉南北朝，經學成為少數門閥士族的傳家之學，世代相傳，儒家文化喪失了它的大眾性一面。

部分學者死守章句，不知變通。

因此，經學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形勢。

到隋末唐初，這種章句之學已開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說》，以闡明儒家之道為己任，而對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變之謂道」，「道能利生民」，主張通變，重視生民，使儒學能切合現實，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

到了中唐，逐漸形成一股懷疑思潮。

面對唐王朝建立後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部分學者對舊的章句之學的傳統觀念和方法表示懷疑，提倡富於批判精神的一家獨斷之學。

劉知幾《史通》就是這一學派的代表，這股懷疑思潮，是唐代中後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

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秋》學，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

他們的經學研究具有「通經致用」的時代特點。

趙匡在《舉選議》中批評那些遠離實用的章句之徒說：疏以釋經，蓋整蹄耳。

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

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

他看不起那些「口問義、誦疏文」的讀書人，認為這是白費精神去學習那些無助於自己，無益於社會的業務。

陸淳曾對呂溫說：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咸臨泰階，請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

在陸淳看來，國家政治的根本在於「生人為重，社稷次之」。

這樣，陸淳等人在章句訓詁盛行於世的時代，獨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們的主張代表了對兩漢以來經學的反動以及向儒學原旨復歸的歷史潮流。

柳宗元曾概括陸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

」啖助也說：「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

他們繼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並將其貫穿在《春秋》學研究之中。

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一條經文，陸淳不採三傳舊說，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賢非德之人不應居於統治地位。

如果「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惡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

他實際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對專制制度進行批判。

又如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軍旅例第十九》中，陸淳記啖助之語說：觀民以定賦，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禦寇。

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

……今政弛民團，而增虛名以奉私慾，危亡之道也。

同書同卷《賦稅例第二十一》陸淳記趙匡說：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

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慎之。

這類理解，是對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義」思想的發揮。

啖、趙、陸等人解《春秋》不僅比較注意發揮「仁政」「民本」思想，還對春秋霸業進行否定。

事實上，孔子、孟子對齊桓、晉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還是有所肯定的。

但啖助等人為什麼要對春秋霸主進行抨擊呢？原來自安史之亂以後，唐代形成藩鎮割據局面，對中央鬧獨立。

唐德宗建中年間，以朱滔為首的河朔四鎮自比春秋諸侯，模仿春秋盟會形式叛唐稱王。

啖助等人否定霸業，正是針對困擾唐代政治的藩鎮割據。

在《春秋集傳纂例》卷4《盟會例第十六》中，趙匡抨擊諸侯盟會：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

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候也。

他們強調「王綱」「賢君」的重要性，對盟會全盤加以否定，實際上否定了霸業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當前的藩鎮割據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

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勢力，「永貞革新」就是這股變革勢力的一次大亮相。

「變革」思想在意識形態中有所反映。

啖、趙、陸的《春秋》學主張中，就充滿了通權達變的思想。

他們反對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思想，主張「反經合道」、「變而得中」，肯定變革是事物發展的常規，從而得出在政治上應積極變法的結論。

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說：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系的重大問題。

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

如果說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麼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是與非待後人評說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

他們本人被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

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著名學者劉口《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

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陸氏學說。

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蛻變，是《春秋》學史的一個轉折點。

通過這次蛻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面向現實的能力。

從文化意義上說，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

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

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五經」之一，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

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治提供理論依據。

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

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占領人們的精神領域。

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系。

因為總體來說，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

自漢代以來，《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著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

即使一傳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

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舍傳求經」。

但他們並不完全棄傳注於不顧。

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谷，合則留，不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

啖助、趙匡、陸淳這種「會通三傳」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

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

盧仝著《春秋摘微》，韓愈贈詩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知台傳注經更為徹底。

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岳有《春秋折衷論》。

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

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

宋代學者繼承了啖助、趙匡、陸淳的治學傳統，在《春秋》經學研究中往往棄傳就經或輕傳重經，注重以經求經，直尋《春秋》大義。

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毅等，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

皮錫瑞說：「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知啖、趙、陸之平允。

邵子曰：『《春秋》三傳而外，陸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

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

』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

」啖、趙、陸的《春秋》學方法的影響還波及到五經。

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學《易》，就先給他讀陸淳等人的著作。

啖、趙、陸的《春秋》學雖然得到部分勇於創新的學者的熱烈喝彩，但是，他們受到的批評也是很嚴厲的。

如歐陽修等人在《新唐書》啖助等人傳贊中評論說：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日『孔子意也』。

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

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

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困而倡茲世，則誣。

誣與團，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垢前人，合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這番嚴厲的批評，從某些方面擊中了啖助、趙匡、陸淳等人《春秋》學的要害。

他們雖然克眼了過去經學中繁瑣、拘泥的弊病，卻往往又走入另一個極端，造成解經時的主觀隨意性。

這種主觀隨意性在今存陸氏三書中多有反映。

因此，對他們的經學研究的評價，應該一分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