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遺存中的「隱形」歷史文化

作為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獲獎作品之一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著者孫機先生以文獻和圖像為研究手段，探討表面無奇的「物質（東西）遺存」中「隱形」的歷史和文化，呈現出一個不同於單純的「歷史文獻」路徑的古代中國。

那些漫天黃沙中遙遠的絲路駝鈴，那蒼茫大海上一片片孤獨而倔強的風帆，那些旅途上帶著夢想、希望、勇於冒險的人，以及隨人流走的物質也就別具意味。

物質從來不是靜止的。

孫機先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甫一發行，即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極大關注，一時洛陽紙貴。

我手頭的這本發行僅9個月時，已經第6次印刷，印數也已經達到10萬冊之巨。

從這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孫機先生這本著作的受歡迎程度。

孫機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成果豐碩，又十分熱心對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的普及。

他在本書後記中談及本書的寫作初衷：「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本宜家喻戶曉。

因此，我有勇氣將這幾篇不成熟的文字發表出來，聊供讀史者格物之一助。

」該書分「農業與膳食」「酒、茶、糖、煙」「紡織與服裝」「建築與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樂器」「武備」「科學技術」等十個專題，對中國古代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主張以「地下之新資料」補正「紙上之資料」（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4頁）。

後來，陳寅恪先生又對此有所闡發，將「地下之新材料」的內涵擴充為「地下之實物」，強調「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陳寅恪：《王靜安遺書序》，《王國維遺書》第１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序第１頁）。

當前學界又有所謂「三重」「四重」證據法，都是在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基礎上的闡釋。

但如今歷史學者更重視帶有文字的「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學者則多按照現代考古學知識對「地下之實物」進行研究分析，並沒有很好地將出土文獻、出土文物、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揚之水先生指出，名物研究要以訓詁與考據為基礎，應該在文獻與實物的碰合處，完成一種貼近歷史的敘述，而文獻與實物的契合中應該顯示出發展過程各個階段的變化，此變化須有從考古學獲得的細節的真實與清晰（揚之水：《定名與相知》，《讀書》2004年第11期）。

進行文物研究，要儘可能地還原文物所處的原始環境，透過文物看到它背後的使用者，通過文物復原古代的社會生活，從而能夠進一步理解古人的思想意識和精神世界。

而進行中國古代文物的研究，需要豐厚的知識儲備、廣博的歷史視野、敏銳的學術眼光，不僅要對人文科學知識有精深的把握，還要對相關自然科學知識有全面的了解，這顯然是檢索派史學無法做到的。

將看起來繁瑣、枯燥的考證向大眾普及，不僅需要學者的熱情，更需要學者的智慧。

揚之水先生在為本書所作書評中寫道：「普及讀物的寫作，難度實遠過於專業著述。

作者須站在學術前沿的位置，有洞曉成說優劣的目力，有理棼治絲的本領，取精用宏，論證得宜，舉重若輕，都是必須，而敘述簡明扼要尤為關鍵，全容不得半點含混。

」該書源自孫機先生的講稿，語言平實精鍊、文字簡明舒朗，十個專題的介紹雖然脫胎於孫機先生的學術論著，但沒有陷入繁瑣的考證，使讀者免受細碎註腳的羈絆，將自己的研究心得以淺顯明白的文字表達出來，用不長的篇幅講述一件器物幾千年的歷史變化，顯示出不一般的大家功力。

孫機先生對文物的梳理，十分注重其歷史發生和流傳順序。

如「酒、茶、糖、煙」專題中，按照中國古人對幾種日常生活消費品的認識、生產和使用順序展開介紹，正本清源，使人不致前後迷惑。

而各專題的設計與編排，也有其內在的邏輯次序。

歷史圖像中往往隱藏著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細節，而這些細節很容易被研究者忽視。

孫機先生的研究自有其特色，他不僅十分善於從圖像中發掘材料與出土器物、文字資料進行比對，在細節中還原歷史的真實，還十分善於以精美的插圖佐助論述。

他的名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即是這種研究範式的經典論著。

本書共附插圖247幅，除照片和另有出處者，基本為孫機先生手繪。

對於一些複雜的器物，文字說明遠比不上圖像描繪直觀，以圖像的形式表現可以節約許多筆墨。

例如，對於男性軟腳幞頭的裹系方式，孫機先生以步驟圖解的形式將其向讀者說明，令人一目了然。

對於幞頭式樣的演變和唐代壁畫所見女裝加肥的趨勢，孫機先生則舉出不同時期的代表文物和圖像資料，並以清繪的形式描繪出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段的演變。

再如，對所謂「梅瓶」，孫機先生認為應定名為長瓶或經瓶，是貯酒器。

「梅瓶」之稱，源自清末民初許之衡的《飲流齋說瓷》，本是「市人象形臆造」，卻流傳開來，貽誤甚廣。

孫機先生舉出許多長瓶為貯酒器的例證，如上海博物館所藏長瓶有題「醉鄉酒海」的，還有題「清沽美酒」的。

錦州博物館所藏者書「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

廣東佛山瀾石鎮宋墓出土長瓶的四個開光內，繪出飲酒者從舉杯品嘗到酩酊大醉的過程，更對其用途作出了形象化的說明。

至於插梅花所用的，乃是膽瓶。

他舉王十朋《元賓贈紅梅數枝》「膽瓶分贈兩三枝」等例，又舉明代螺鈿漆奩蓋上的「折梅圖」及青陽子《九九消寒瓶梅圖》兩圖加以證明。

論證既有出土器物參考，又有傳世文字和圖像對照，結論令人信服。

本書包含了許多作者的真知灼見，糾正了一些成說，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

例如，學者多認為爵是先秦時期的飲酒器。

孫機先生指出，爵前有長長的「流」，從使用上講，「拿嘴對著這麼長的流喝酒，其不便自不待言」。

爵的原本功用應是盛鬯酒。

「祭祀中行祼禮時，爵里的鬯酒要澆灌到地上」「灌地用帶流之器自然比較方便。

並且爵還有三條細高的足，系用於加溫。

」鬯酒經加溫產生香氣，以此引誘神靈降臨。

而對銅爵的起源，孫機先生認為是從河南龍山文化的陶爵發展出來的，與古代西亞出土的紅銅帶流器並沒有關係。

再如，對於江蘇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所謂「耘田器」，孫機先生認為此物不可能用來耘田。

從造型上看，用它在水田除草會很不方便。

其上部之大孔離邊緣很近，裝上木柄很容易斷折。

其他地方出土的與此類似的「耘田器」，有些為玉制，而在原始社會琢制這樣一件玉器極其費工，當時的人不會拿這種寶貝來耘田。

並且，有的「耘田器」上的穿孔很小，只能穿過一根細繩，無法裝柄。

孫機先生對「耘田器」的懷疑建立在還原文物的使用狀況的基礎上，這種文物研究的思路，亦值得肯定。

近年來，歷史題材成為影視創作的熱點，但這些作品質量參差不齊、魚龍混雜，一些粗製濫造的草率之作充斥螢屏。

而一些大手筆製作的影視劇雖然投入巨資，營造宏大建築，製作華美道具，但在具體細節上卻不肯下功夫，作品中不乏「關公戰秦瓊」式的史實錯誤，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穿越」在一起，不同時期的服裝、道具張冠李戴，傳播了錯誤的知識，給觀眾帶來不良影響。

雖然一些影視工作者已經注意到這類問題，並聘請歷史顧問進行指導，但可以進步的空間仍然很大。

影視工作者應尊重學者意見，應多從像《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這類圖書中汲取營養。

一味娛樂化地演義歷史，一味盲目地宣傳錯誤的歷史知識，其實無益於宣傳我們的歷史文化，無助於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

（作者曾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