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儒學 審視經典

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劉亞忠——

近百年中國社會變革劇烈，政治風潮激盪，中外古今思想交織互動，學派紛繁複雜。

《近百年儒學文獻研究史》一書，超越傳統、融匯新知，對百年儒學文獻研究領域的新舊成果進行全面、系統總結與反思，對研究方法與手段進行歸納與提煉，既呈現了近百年儒學文獻研究的整體面貌，又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百年學術史的發展與變遷。

該書文獻學、史料學價值和思想史、學術史價值兼而有之。

由楊世文主編的 《近百年儒學文獻研究史》 近期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書從文獻學的角度，總結、評述近百年來學者對儒家經典的作者、著作時代、流傳演變、注釋整理、出土資料等方面的研究成績，兼及若干與儒學文獻研究密切相關的專題，為研究儒學打開一扇嶄新的窗。

◆研究儒學首先是研究文獻

對儒學的研究不外乎儒學文獻、儒學思想與儒學歷史三個方面。

其中儒學文獻是研究的出發點，思想與歷史都立足於文獻的基礎之上。

如果對文獻認識模糊，必然影響到對儒學思想的詮釋、對儒學歷史的認知。

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尚缺少對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

事實上，這項工作對如何吸取儒學文化的精髓、弘揚儒學傳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有重要意義。

儒學文獻研究經過近百年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需要運用學術史的「大尺度」進行反思。

近年來有學者做過一些零星的總結，或注重於某一經典，或聚焦於特定的問題。

但所關注的重點並不限於20世紀儒學文獻研究的總體成績，因此尚存在如下問題：其一，經典分布不平衡。

有關 《周易》 《詩經》 學術史研究的成果較多，而對「十三經」中其他儒學文獻的學術史研究成果較少。

其二，時間分布不平衡。

從已有的成果來看，對近百年前半段的研究相對較多，對後半段的研究相對較少。

而對民國時期儒學文獻研究史的論述，多集中在少數名家、大家身上，其他一些學者的貢獻很少提及。

其三，缺少系統、全面的研究著作，難以展現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的整體狀況。

迄今為止，有關20世紀專經研究史的著作已出版了一些，研究深淺不一，本書嘗試對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方面的成績做系統梳理，從學術史層面進行全面總結。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中國學術史上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也是研究學術史的基本方法。

「作為學術反思與總結的學術史，並非學術研究實例的簡單疊加，也非各種學派、各位學者及其學術成果的簡單羅列，而是要梳理、總結學術發展演化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探討各家的興衰沿革及其原因，評價一定時代和階段的學派、學者及其著作的成就、特點，確認他們在學術發展史上應有的地位。

」楊世文說。

◆考古發現與儒學文獻研究

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取得許多突破性進展，離不開現代考古學的貢獻。

特別是20世紀以來，利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相印證來進行儒家經典研究，成績斐然。

談到20世紀初的學術研究，不能不提王國維。

王國維既是清代考據學的繼承者，又是20世紀學術新方法的開拓者。

他按近代學科體系，將學問總括為科學、史學、文學等三大類，打破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體系，經學不再有獨立的地位。

這正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科嬗變的反映。

王國維的學術方法體系，值得研究中國傳統學問者充分借鑑，而其最具學術範式意義的，是他提出的影響深遠的「二重證據法」。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在 《科學》 雜誌上發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

」這讓學者們深刻認識到：原來所謂的「紙上之學問」實有「賴於地下之學問」。

「二重證據法」一經提出即被證明為行之有效，在學術界產生了深廣影響。

「在20世紀前半期，郭沫若、董作賓、容庚等學者在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古史和儒學文獻方面貢獻良多。

而在20世紀後半期，隨著大量地下文獻的出土，儒學文獻研究取得了許多新的成績，值得大書特書。

」楊世文說。

20世紀出土文獻層出不窮，有許多是前所未見的珍本秘籍，其中的儒學文獻部分，對經典研究、經學研究關係極大。

許多學者自覺運用「二重證據法」，將這些出土文獻與傳世資料相結合，解決了若干學術史上的重要問題。

比如，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國之重寶」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正在改變過去我們對於儒家經典的早期面目以及儒學傳授譜系的模糊認識，對於釐清儒家經典的源流及早期儒學史，有重大的意義。

◆用專題研究還原歷史面目

如何才能還原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的歷史面目？ 採用何種歷史敘述的方式，顯得尤其重要。

結合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的實際情況，本書在寫作方式上試圖探索一種新的敘述模式，既吸取上述以學術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以著作為中心的敘錄體、以問題為中心的專題史等三種模式之長，又克服其局限性。

這種敘述模式有以下四個特徵：

以經典為綱，分經梳理。

由於本書的目標是系統全面地總結20世紀儒學文獻研究方面的成績，因此，所涉及的經典不局限於某一種，而是分別對十二部儒學文獻的研究史做梳理，資料力求詳細，引述儘量準確。

綜合敘述與專題研究並重。

作為一部學術史，僅有粗線條的、鳥瞰式的綜合敘述，而無專題研究方面的深入剖析是不夠的。

儒學文獻研究史上，每部經典都有其基本問題，如《周易》 有 《易經》 的形成問題、孔子與 《周易》 的關係問題。

本書對這些基本問題的專題研究進行歸納與總結，較好地反映了爭論的全貌及新的進展。

突出重點，兼顧其餘。

在對百年學術史進行歸納總結時，儒學文獻研究名家名作固然是敘述的重點，但普通研究者的貢獻也不應當被遺忘。

本書對那些不太知名的研究者的學術成果也做客觀評介，力圖使學術史成為真正反映學術發展全貌的歷史。

綜合舊聞，容納新知。

近百年來儒學文獻研究領域出現了若干新思潮、新觀點和新方法，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這是20世紀儒學文獻研究成就的主要標誌。

這些新成果、新觀點和新方法，在書中都有很好的呈現。

「到20世紀的最後20年，疑古思潮逐漸消退，回歸經典成歷史趨勢。

學者利用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和其他一切可資借鑑的方法，對經典加以審視，提出了許多新看法。

」楊世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