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談「絲路之魂」特展

△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出，「絲綢之路」價值及活力的研究在學界掀起高潮並取得豐碩成果。

如何進一步發掘其價值？如何進一步激發其活力……日前，結合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甘肅省委宣傳部在成都博物館舉辦的「絲綢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中國史學會、光明日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中國古都學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在成都舉辦了「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90餘位中外學者匯聚一堂，從區域與全國、中國與世界兩個維度對「絲綢之路」的內涵再次展開深入探討。

△敦煌莫高窟一五八窟唐代壁畫《舉哀圖》（臨摹）

區域與全國

此次展覽匯聚國內28省、70餘家文博機構兩百餘件文物，上始新石器時期，下至明清，首次從「天府之國」四川的視角，來看待其在貫通「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大局面中所占據的地位和意義，這也成為與會學者探討的重點。

成都與「絲綢之路」的關係，由漢代開通的北方絲綢之路沿線上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引發開來——據最新考證，不論是織錦技術還是其文字圖案等，學界普遍認為它是三國時期錦城成都的蜀錦。

因此，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學界將成都看作是更早開通的「蜀身毒道」這條南方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的起點進行廣泛研究之後，本次研討會上，學者們更旁征縱論了四川與北方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互動。

除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廣漢八緵布」簡文在河西邊塞的出土等，也指向了古代四川加入北方絲綢之路大合唱的可能，而歷史上的秦蜀古道——北翻越巴山、秦嶺而與陝西關中平原相通，以及隴蜀古道——沿青藏高原東緣與甘肅中部和青海東部相接（其中包含了南北朝時期以成都為起點的「河南道」），便是其融入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橋樑，四川與西域的聯繫由此接通，並保證了中國內地與西北各政權及亞歐各國的貿易綿延展開。

除了融入南北方絲綢之路，學者也指出四川境內的長江、珠江水系，接通了其與東海、南海的聯繫，進而使其與海上絲綢之路有了互動。

就此，以成都為聯動點，群山環繞的古蜀地從閉塞走向了開放。

聯動中，古蜀文化開始融入到中華文化大交流之中，促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的格局發展，並成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其實，秦嶺以南的蜀地早從夏商周開始便與中原和東南地區有著密切關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璋、嵌綠松石銅牌飾，與夏文化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相關出土相似；四川金沙遺址出土的「十節玉琮」，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風格……隨著四川融入北方絲綢之路，古蜀文化與關中平原以及甘青地區文化有了持續溝通，帶有草原文化特色的雙環首青銅短劍、「山子格」銅柄鐵劍等文物在四川的出土，便顯現著這一交流進程——戰國至西漢時期，漢文化由青藏高原東緣南下轉入西南地區。

隨著四川融入南方絲綢之路以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接通，古蜀文化與長江流域文化有了持續的互動，例如辮髮特徵皆出現於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和晉寧石寨山出土的貯貝器上，而且南方絲綢之路上出土的不少帶有「成都」或「蜀郡」銘文的鐵器等文物，如信使一般，顯現著古蜀鐵器、漆器等產品和生產技術在雲南、貴州、廣西等地的傳播與貢獻。

聯動中，古蜀文化也融入到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之中，既豐富了地域文化，也豐富了絲路文化。

在絲綢之路的對外商貿中，絲綢無疑是代表。

學者一致認為，自先秦至隋唐，成都是「絲綢之路」上絲綢的重要供給地，罕見的繡有「產自成都雙流」文字字樣絲織品在新疆的發現，以及奈良正倉院藏有隋代花樹對鹿紋錦等，就是最好的說明。

「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匹晚霞」，唐代竇師綸獨創的「陵陽公樣」蜀錦，更讓成都成了世界織錦之都。

蜀錦北去，鹽鐵南走，金玉東來，茶葉西行。

學術研討中，隨著四川在「絲綢之路」上地位的清晰，既帶動了對蜀地蠶桑文化、成都老官山漢墓提花機在機械史上的地位等細節問題的探討，又促進了區域文化與國內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而這會為區域在今天「一帶一路」建設中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提供另一個審視角度。

△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西漢「連杆型一勾多綜提花木織機模型」

中國與世界

「絲綢之路」通過不斷的區域接力才完成了由東向西的國際大運輸。

因此，只有運用世界史的視角，探討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才能解讀出這一歷史廊道中多層面的時空交互活力。

由它開啟的文化、藝術、宗教等文明的交流互鑒，便是最重要的體現。

文明的交流互鑒，首先體現為國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就中國而言，如展覽所呈現的，除了大量以青銅器、玉器等文物展現國內地域文化交流之外，還以漆器、瓷器、絲織品的大量呈現，引發觀眾思考——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中國的茶文化、瓷文化以及絲綢文化等對世界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世界了解中國，最早是從絲綢開始。

「絲綢之路」也因絲綢得名，這是中國絲綢文化於遠播中對世界影響最直接、最有力的說明——因柔軟細膩的質地和鮮艷的色感，中國絲綢取代厚重的羊皮、麻布等布料廣為西方世界喜愛。

這不僅帶動了經貿的互動，也促進了文明和技術的傳播。

相傳，五千年前的中國嫘祖是養蠶絲織始祖。

雖然關於中國的養蠶和繅絲技術向外傳播有多種說法，但不可否認的是，五世紀左右中國的養蠶和繅絲技術已傳播到了西域，並相繼傳播到更遠的西方國家。

除此之外，唐代的西川印子流布海外，對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次展出的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四架織機模型，因其是世界上時代最早、考古前所未見、古文獻中從未出現過的蜀錦一勾多綜式提花機模型，引發了學者對世界紡織史的再研究，以及中國科技通過「絲綢之路」對世界產生影響的深入探討……

文明的交流互鑒，還體現為在本國民族文化基礎上融合外來文明進行的創新，這既豐富了其藝術表現力，又強化了其歷史價值。

對此，作為展覽重要展出部分的從克孜爾到敦煌再到麥積山的佛教藝術，做出了很好的詮釋。

就藝術性而言，三地佛教壁畫和造像風格的並置展出，呈現出了佛教藝術從西域風向漢風轉變這一逐漸本土化的過程，如展出的麥積山石窟造像，從造型到服飾已然具備了魏晉風度。

就題材內容而言，宗教藝術也實現了與世俗生活的關聯性。

例如敦煌莫高窟158窟壁畫《舉哀圖》，既真實地顯示出各國不同的哀悼風俗，或割耳、或剖胸、或刺腹；又通過帽子服飾反映出唐朝與他國的密切交往以及各自的文化生活。

基於印度、犍陀羅和漢文化等多種文化的相互交融，三地的佛教藝術擁有了豐富的面貌。

交流互鑒，正是「絲綢之路」的靈魂所在。

因交流互鑒，才促進了多元文化藝術的形成與發展，從而使得世界文明具有很強的生長力。

就像敦煌壁畫對中國的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二十世紀，張大千、常書鴻等一批藝術家從臨摹敦煌壁畫中汲取營養，激發了創作的新面貌。

放眼世界，其實亞歐大陸板塊上的任何一個絲路國家，都曾以不同的文化角色，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步入「絲綢之路」的交流之中，或汲取營養，或貢獻力量。

這既是每個地區都可以發掘的歷史文化寶藏，也同時打開了絲路沿線各國之間關係研究的另一視角。

文明交流的背後，體現著各國共同的追求——和諧共存以及「計利當計天下利」的絲路精神。

這一點，既不會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空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也為當下火熱的「絲綢之路」研究所重視——小到研究者，大到一個區域和國家，不僅可以聽到歷史的迴響，更要將歷史經驗的真正內涵轉變成前進的新動力。

《四川觀察》編輯 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