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與教育史研究

作者簡介：周采(1956- )，女，安徽廬江人，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教育史學史研究。

南京 210097

內容提要：新文化史是當代西方的一種新的史學流派，盛興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其經典作品涵蓋了許多領域，顛覆了盛行一時的社會史模式。

新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進路是人類學和文化理論，將語言看作隱喻，顯示出對於權力關係的深刻關注。

新文化史家圍繞歷史研究方法展開了具有啟發意義的討論，使歷史更接近於廣大公眾，也擴展了史學家的研究領域，實踐採用了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集體成就。

新文化史遭到的主要批評是對文化的強調削弱了歷史與社會科學的聯繫，文化理論混淆了想像與真實的區別，給歷史編纂帶來了負面影響。

教育史研究者能夠從新文化史中得到諸多啟發，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嘗試從文化角度解釋教育史，從經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經典中汲取與教育史研究有關的養料，進而從教育史學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化史對於各國教育史學發展的影響。

標題注釋：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當代西方教育史學流派研究」(13YJA880112)。

中圖分類號：G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413X(2016)04-0012-04

自古代希臘以來，西方就有著悠久的文化史研究傳統。

希羅多德的《歷史》被視為一部文化史，關注希臘世界與其他文明的互動和交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出現了許多文化史的經典作品。

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史學先是從傳統史學轉向社會科學化史學，後來又經歷了從新社會史到新文化史的發展歷程。

新文化史的真正突破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是新文化史發展的興盛時期，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文化史運動，對各國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教育史研究有諸多重要啟發。

一、新文化史運動

「文化」一詞具有多重不同的含義。

文學理論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文化稱為「英語世界中最為複雜的兩三個概念之一」[1](P61)。

他試圖通過研究各個歷史時期該詞的用法，來解釋其多重交叉含義。

到20世紀，文化在總體上用以表示象徵體系。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認為，文化史這個名稱也不是什麼新發明，早在二百多年前的德國，就已經有在「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名義下進行的研究[2](P6)。

再往前追溯，文化史早在古代希臘就出現了，希羅多德的《歷史》被視為一部文化史，其視野廣闊，包羅萬象，可以從中看到希臘世界與其他文明的互動和交流。

但在希羅多德之後，史家似乎更注重當代史和政治軍事史，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在19世紀，民族史學興起，蘭克注重政府檔案，歷史研究的範圍變得更窄了。

彼得·伯克將1800-1950年稱為文化史的「經典」時期，著名的文化史作品包括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紀之秋》(1919)以及英國歷史學家G.M.揚(G.M.Young)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1936)。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也被認為是一部文化史著作，其要點是為經濟變化做出文化解釋。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進程》(1939)實質上也是一本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興起與戰後歷史學的總體變化相關聯，特別是與歷史觀念和史學觀念的變化有密切聯繫。

文化史得以重新發現的原因在於當代史學的困境，與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歷史寫作的衝擊及其後果有關，後現代主義其實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反思。

戰後，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並為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所困擾，「大寫歷史」走向衰落，人們對蘭克的「如實直書」產生了懷疑，進而對「小寫歷史」產生了研究興趣，歷史認知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

「其結果就是，原來視為天經地義的歷史的規律性發展，不斷為人所懷疑。

而後現代主義的主要論題之一，就是質疑啟蒙思想所揭櫫的歷史發展的規律或上面所說的歷史的一線形的發展」[3](P27)。

一些學者過去主張不變的理性，現在他們的興趣日益轉向價值觀即特定群體的時代和特定地點所持有的價值觀。

文化史被重新發現或說新文化史的真正的突破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

在各門學科中，對文化、文化史以及文化研究的興趣越來越明顯。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擴張發展的時期，湧現出一大批新的經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傳統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等領域，同時更開拓出史學研究的諸多新領域，構成了波瀾壯闊的新文化史運動。

」[4](P3)新的經典作品涵蓋了多個領域，包括政治文化史、社會文化史、物質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體性態史和媒體與傳播史等，其發展的結果，就是顛覆了盛行一時的社會史模式。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文化史漸入頹勢。

美國當代史家林·亨特(Lynn Hunt)是一位公認的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

她主編的《新文化史》(1989)和《超越文化的轉向》(1997)成為人們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讀書目，前者明確打出「新文化史」的大旗，確定了歷史學主流之「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後者則進入了每個學派發展到一定時期應有的自我批評的階段。

在林·亨特之後，新文化史作為一個學派不斷更新，開始從重大的歷史事件轉到比較邊緣的、以往為人所忽視的領域，研究更加微觀的歷史現象。

「如果說對敘事的關注構成了過去20多年中歷史書寫的確定特徵之一的話，那麼，『文化轉向』(the culture turn)似乎是一個更寬廣的運動，它橫掃整個人文科學領域，並且囊括從意義建構到商品消費等各種形式的文化。

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論與新類型的史學關係中，文化的概念居於核心地位。

」[1](P61)在新文化史興起之初，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著作考察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愛德華·湯普遜(E.P.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一部對新文化史的興起極具啟發性的著作，他是將「文化」引入史學領域的先驅之一。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徑

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進路，一個是人類學，另一個是文化理論。

在人類學和文學模式之間以及各自內部存在著很多差異，但兩者也有共性，主要表現在都將語言看作隱喻，顯示出對於權力關係的深刻關注，象徵性行動如屠貓和暴動等被放進文本或語言的框架中被解讀或解碼。

林·亨特主編的《新文化史》的第一部分檢視了文化史諸種模式，第二部分則舉出了一些具體例子以展示當時正在進行的新研究。

她在該書的導論中回顧了新文化史興起的歷程，揭示了新文化史與文化理論和人類學的密切關係。

林·亨特認為，文化史是一門詮釋的科學，其中心任務在於破解含義，而非因果解釋。

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先前的社會史研究朝著文化史的轉向有著重要的聯繫。

林·亨特認為，歷史研究中的社會學轉向受到兩種支配性解釋範式即馬克思主義和年鑑學派的影響。

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馬克思主義和年鑑派史學解釋模式中發生了研究重點的重大轉移，兩派史學家對文化史的興趣日益濃厚，他們轉向了人類學，試圖尋找另一種把文化和社會聯繫起來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這種轉向的突出表現是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成長》。

與此同時，該學派對語言也越來越有興趣。

年鑑學派第四代史學家羅傑·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和雅克·瑞威爾(Jacques Revel)則深受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社會史的基本預設批評的影響，轉向考察文化的實踐。

福柯透過權力技術的多稜鏡來研究文化，並策略性地將此多稜鏡放置在話語之中，在文化史的理念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林·亨特看來，人類學模式統領了以文化入手的研究進路。

儀式、顛覆性嘉年華(carnivalesque inversions)和成長的儀式(rites of passage)在每個國家和幾乎每個世紀都能找見。

「盎格魯-撒克遜和美國的文化史研究進路所受到的來自英國和英國訓練的社會人類學家的影響絕不亞於、或甚至大於年鑑派風格的『心態』史」[4](P10)。

新文化史是從歷史人類學中發展起來的，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Davis)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既屬於歷史人類學的領域，同時又參與了新文化史運動。

在文化研究和歷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類學家是克里斯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tz)，其論文集《文化的闡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為眾多學者所引用。

他將破解含義視為文化人類學的中心任務，這種趨向被稱作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轉向(anthropological turn)，指的是歷史研究轉向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研究，以及採用人類學中人種志的厚描方法對這種文化的歷史加以表現。

「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傳統，而這個傳統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再度吸引了史家。

在史家的研究從宏觀轉向微觀之際，人類學提供的這種「厚敘述」敘述史的復興成為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結合的橋樑。

新文化史在文化理論的進路方面受到後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史學從多個不同的視角看待歷史研究。

從詮釋學的視角看，歷史是文本；從文學批評的視角看，歷史是話語、是敘事；從人類學視角看，歷史是文化。

所以，有學者將新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都置於後現代主義史學流派之中[5](P490)。

在林·亨特主編的《新文化史》的第四章《文學、批評及歷史想像：海登·懷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學挑戰》("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中，羅伊德·克雷梅(Lloyd Kramer)梳理了這兩位史學家與文學理論最密切的相關著作，清晰地揭示了文學進路如何使懷特和拉卡普拉得以拓展文化史的疆域。

在林·亨特看來，在新文化史研究的文學進路方面，夏爾提埃也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受到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響，從共同體向差異移動及重新定向，並更傾向於直接使用文學理論，強調描述過去的象徵性行為的文獻不是清白透明的文本，其作者有著各自的意圖。

因此，文化史家應該設計他們自己的解讀策略。

英國史學家西蒙·岡恩(Simon Gunn)在《歷史學與文化理論》(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2006)一書中更為全面和深刻地揭示了歷史學與文化理論的密切關係。

他認為：「文化理論對當代歷史書寫的影響，不僅被視為是寬泛的，而且，某些情況下，更是深遠的。

」[1](P201)在他看來，文化理論與歷史學合為一體，其中的許多理論已經介入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當中，文化理論家在與社會和政治史學家保持聯繫的同時，顯示出對於權力關係的深刻關注。

21世紀初，新文化史在得到公認的同時，也成為眾矢之的。

彼得·伯克認為：「新文化史並不是沒有遇到挑戰。

支撐它的基礎理論不僅經常遭到傳統的經驗主義者的批判或拒絕，也遭到愛德華·湯普森那樣一些富有創新精神的歷史學家的批判和拒絕。

湯普森首次發表於1978年的那篇題為《理論的貧困》的文章，就對新文化史進行了批判。

」[2](P86)21世紀伊始，有人宣告「後理論」時代的到來，暗示「宏大」理論家的傳統的終結，也意味著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思考樣式的能量已經耗盡。

人們批評新文化史家對文化的強調削弱了歷史與社會科學的聯繫，應在以文化轉向為指導的同時，重新評估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價值。

還有人批評文化理論模糊了話語的起源或者核心，混淆了想像與真實的區別，給歷史編纂帶來了負面影響。

三、新文化史對教育史研究的意義

文化史在上一代人當中成了一座舞台，圍繞著歷史研究方法而展開了一些讓人激動又具有啟發意義的討論。

文化史學家不僅讓歷史更接近廣大公眾，也擴展了史學家的領域。

在新文化史這把大傘底下進行的實踐採用了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集體成就。

教育史研究者能夠從經典文化史作品和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諸多啟發。

首先，教育史研究者應該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

文化理論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仍然不可或缺，它允許歷史學家跨越民族性、學術傳統和學科歸屬的邊界進行更加廣泛和深刻的交流。

文化史學家強調了複數形式「文化」的整體性，從而提供了一種彌補手段，克服了當代歷史學科的碎片化狀態。

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或「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家中的許多人對符號學缺乏足夠的敏感，還有許多人把歷史檔案當作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東西，不再費心去關注或根本不關注其中的修辭。

而文化史學家已證明了這種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固有的弱點。

相比之下，計量史學方法過於機械，對於多樣性不夠敏感，這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把內容分析法與傳統的文學細讀法結合起來，至少可以糾正這類偏向。

例如，我們可以運用「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研究教育史。

話語分析是指對比單句更長的文本進行語言學分析的一種方法。

它與已被它取代的內容分析法並不完全相同，更加關注日常會話、言語圖示、文學載體和敘事研究。

其次，在注重教育史的經濟和政治解釋的同時也可以嘗試文化解釋。

晚近以來，文化和人類學建立起密切的聯繫。

以往，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學研究更依賴於傳統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而新文化史更依賴於人類學、語言學和符號學。

「事實表明，符號或象徵人類學推動了人類學的文化轉向，如果說皮爾斯、索緒爾以及巴爾特的符號學理論還只是這種轉向的理論源頭；那麼，象徵人類學理論則直接體現了當今文化人類學的主旨，同時也是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5](P466)。

前幾十年的歷史學家喜歡將「社會」掛在嘴邊，現在的歷史學家更加喜歡使用諸如「印刷文化」、「宮廷文化」和「絕對專制主義文化」等詞語。

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書籍，書名中經常會出現「美德文化」、「愛情文化」、「抗議文化」、「清教文化」和「禮儀文化」等。

結果，每一樣東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包括食品、睡覺、情感、身體、旅行、記憶、姿態和考試等。

在教育史研究中，我們可以借鑑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豐富和深化教育史研究。

再次，從經典文化史中汲取與教育史研究有關的養料。

如前所述，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約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紀之秋》、英國歷史學家G.M.揚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和諾貝特·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西方文化史的經典，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描繪文化模式，而教育史家可以通過對「主題」、「象徵」、「情感」和「形式」的研究去發現這些模式。

約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紀之秋》中討論的騎士風度和生活理想以及象徵主義在中世紀晚期的藝術和思想，有助於我們深化對中世紀騎士教育的研究。

諾貝特·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集中研究了餐桌禮儀的歷史，以便揭示西歐宮廷內自我控制或情緒控制的漸次發展過程。

他有關15世紀至18世紀之間對自我控制的社會壓力的研究以及他的「自我控制的文化」理念，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伊拉斯謨的名著《男孩子的禮儀教育》的理解。

最後，應研究新文化史對於各國教育史學發展的影響。

比如，我們可以研究「戲劇類比」的文化觀念對教育史學觀念的影響。

「人類學家提出的廣義的文化概念過去有而且現在仍然有另一個吸引人之處，那就是它把曾經被平庸的歷史學家丟棄給研究藝術和文學的專家們去進行的符號學研究與社會歷史學家們正在探索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了。

戲劇的力量，部分就在於它推動了這種聯繫的建立」[2](P46)。

克里斯福·吉爾茲的「戲劇類比」把過去對「上層」文化的關注與日常生活中的新的興趣相聯繫。

從這個視角研究教育史會發現每一種文化教育都有自己一套獨具特色的「保留劇本」或者保留劇目。

參考文獻：

[1][英]西蒙·岡恩.歷史學與文化理論[M].韓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英]彼得·伯克.什麼是文化史[M].蔡玉輝，譯.楊豫，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王晴佳.新史學講演錄[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美]林·亨特.新文化史[M].姜進，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