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關於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探討

作者：張劍平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歷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社會史的研究尤其令學術界矚目。

社會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斷湧現，重要研究機構的出現，給歷史學界增添了活力，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逐漸展現在人們面前。

在近二十餘年社會史研究的歷史進程中，學者對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討，又從社會史研究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和豐富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本文結合學術界的理論探討和社會史研究的實踐，圍繞社會史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區域社會史研究以及如何進一步推進社會史的研究三個方面，對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予以論述。

　　一、關於社會史與其他學科關係的理論探討

　　社會史，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社會的歷史，儘管學術界對於社會史的性質目前尚有專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範式說等認識的分歧，但是，對於它的研究對象和範疇，學者沒有太大的分歧意見。

喬志強和馮爾康兩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喬志強、行龍認為，社會史的結構體系就是社會構成、社會生活和社會功能。

他們以中國近代社會為例，認為社會構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區、民族、階級與階層；社會運行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際關係和社會組織；社會功能有教養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變遷功能幾個方面①。

馮爾康認為，社會史研究歷史上社會結構與日常社會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意識的運動體系，它以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等級、階級、社區、人口的社會構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及其變動，構成社會結構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為、變化及其觀念，產生變化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因素為研究範疇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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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生所言，主要指社會結構、日常生活和社會意識。

兩位著名社會史專家關於社會史研究對象的基本認識，共同之處都主張社會史要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不同之處在於，喬志強先生強調對於社會功能的探討，馮爾康先生則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會意識。

他們提出的這些主張，對於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開展和學科建設，都曾經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由於社會史特殊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有別於歷史學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更強調多學科的綜合和跨學科的研究，這也成為社會史專家的共識。

如學者所言：「社會史與社會學、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民俗學、文化學、人口學、民族學、人類學、家庭史、宗族史、環境史、生態史、地理學等學科，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馮爾康從中國社會史研究發展歷程的角度，闡述了社會史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他說：「各個學科學者的帶有自覺性的社會史研究，令我們知道人文學科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民族學、文字學、法學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會活動家，共襄開創社會史的盛舉，這種事實告訴我們：社會史自始就是多學科的產物，就具有跨學科的性質。

」結合20世紀「年鑑學派」崛起七十多年來西方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就和面臨的難題，馮爾康進一步論述了社會史研究跨學科的重要性。

他說：「社會史研究的多學科、跨學科狀況，使歷史學同地理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法學、數學、農學、醫學、生物學、氣象學等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聯繫起來，從歷史學來講是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有關歷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學研究，所以產生許多新課題。

」「歷史學因社會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賞的狀態，向其他學科求援，通過跨學科的研究，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非常可喜。

」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頁。

常建華指出：「當前社會史與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日益加強，跨學科研究成為大勢所趨。

」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自序》，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行龍強調說：「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鄉村社會史研究為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場所，而多學科研究方法是中國社會史復興之初就大力提倡的。

歷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心理學等的對話交流，並不是預設要建立一個什麼新的學科，而關鍵是相互汲取新的靈感和方法、視角，不要過分地強調學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學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會史研究中，並促進其他學科的進一步反思，改變社會史僅僅是從社會科學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論反思能力的傳統認識，真正形成平等的對話和交流。

」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頁。

關於社會史研究的方法，除了歷史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歷史的比較研究法、計量的方法、階級和階層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證與歸納法、個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學科研究的提倡和運用可以說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特色。

在上面幾位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社會史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諸多學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其中，關係最為密切而且很受學者重視的是社會史與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係。

　　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係是學者探討的重要問題。

1986年中國社會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後，大多數學者都強調社會學是與社會史關係最為密切的學科，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就是社會史。

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逐漸展開和深入，有些學者對於簡單套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會史產生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當然，這並不是否認社會學與社會史之間的關係，而是對於二者關係的認識進一步深入。

結合學術界關於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係認識出現的分歧意見，從歷史社會學發展的角度，池子華強調社會史研究離不開社會學。

他說：「歷史社會學因現實需要引發對歷史問題的探索，雖然與社會歷史學即社會史從歷史學的角度引發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其出發點不同，但其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滲透、交融。

……社會學的許多理論，如分層理論、衝突理論、社會運行理論、社會越軌與控制理論等，對社會史的研究是有借鑑意義的。

……社會史應該放開歷史的視野，應該敞開胸懷，豁達地讓社會學介入，而不是閉關自守，將其拒之門外。

」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

從西方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發展的現狀出發，趙世瑜強調社會史與社會學的區別。

他指出，社會史與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距離並不是等同的。

誠然，社會學與社會史之間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但如果我們仍然從社會史的發生、發展過程來看，與其說社會史一直被籠罩在社會學的光環之下，不如說社會史受到社會科學的巨大影響。

即使我們把社會學視為社會史的盟友之一來考慮它的影響，也要警惕可能出現的社會學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剝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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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龍一方面強調加強社會史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滲透，同時指出應避免對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生搬硬套。

他說：「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

當然，這種吸收並不能限於對社會學概念理論的生搬硬套，而應以社會史的學科特徵為出發點，進行重新整合與提煉，體現社會史中國化的特點。

」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頁。

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進入新世紀之後，學者關於社會史與社會學的關係認識進一步深化，在承認社會史對於社會學的依賴的同時，強調要克服對於社會學理論的生搬硬套，強調社會史研究不僅要借鑑社會學的方法，而且要借鑑社會科學許多門類的方法，要體現建立社會史中國化的特點。

　　人類學是新時期社會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視的學科，也成為社會史研究跨學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學科。

結合西方史學界出現的「人類學轉向」，年鑑學派的史學研究特徵和英國社會史學家E.P.湯普森的基本觀點，有學者提出：人類學的衝擊主要體現在找出新問題，用新方法看待舊問題。

人類學對歷史學研究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視普通百姓的歷史和日常生活。

其二，更加重視田野研究和對歷史現場的體驗。

其三，重視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和口述資料的收集與利用。

其四，為從事個案研究和區域研究的歷史學家提供建構理論模型的可供借鑑的途徑參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編寫組《史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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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多年從事近代華北社會史研究的實踐，行龍從歷史人類學對社會史整體追求的角度，闡述了社會史學家借鑑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

他指出：人類學體現了新史學總體史的願望，人類學對宗族、儀式、信仰、象徵、習俗等的研究，與社會史關注社會生活尤其是下層社會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處。

人類學拓展和深化了社會史中有關社會控制的研究。

中國人類學的發展曾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當成績，費孝通、林耀華等人傑出的研究影響了世界漢學人類學研究，開闢了人類學如何研究文明社會的新路。

20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復興後，人類學、歷史學經歷了接觸、學習、合作、互動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兩個特色鮮明的學術方向：一是以陳春生、劉志偉、鄭振滿為代表的華南學派，顯示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途徑；二是王銘銘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類學自身的理論反思。

社會史對人類學方法的運用，不僅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與考察，而且在具體操作上也有所借鑑，近年來出現的「田野調查熱」就引人注目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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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華強調在社會學之外必須借鑑人類學的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來從事社會史的研究，他撰著了《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在中國的實踐》一文，從宏觀方面闡述了西方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等重要問題。

他指出：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不是發現一個研究領域，而是強調一種研究方法。

歷史人類學研究體現了年鑑學派長時段和整體史學的追求，這種研究具有微觀史學的特點，儀式、社區與文化認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決定了必須擴大史料來源，注意民間資料，特別是利用非文本的資料。

改革開放的80年代，中國史學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立足地域考察歷史，構成新社會史的特徵。

新社會史的興起與歷史人類學產生了不解之緣，一些歷史學者努力實踐歷史人類學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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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人類學對於社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它可以推動社會史學家借鑑人類學家的理論和方法，發現新的資料，不斷推動社會史研究領域的擴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對於社會史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關係進行論述之外，學者對於社會史與經濟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學、地理學等領域和學科的關係也予以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從事外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對於歐美社會史研究的新趨向給予了評介。

陳啟能主編的《二戰後歐美史學的新發展》，著重闡述了西方的歷史人類學，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經濟史、社會史的變化。

在「戰後德國史學的發展」和「聯邦德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史學流派爭論」兩章中，作者著重論述了德國社會史研究的重新興起、批判的社會史學派的形成，以及聯邦德國社會史學派與日常史學派、婦女史學派、文化史學派的爭論等重要社會史的內容參見陳啟能主編《二戰後歐美史學的新發展》，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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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侯建新在《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修訂版中，用大量篇幅論述了西方新社會史及其發展趨向，婦女史、家庭史、兩性關係史的研究狀況；西方的經濟——社會史、醫學社會史、性別史的研究等內容參見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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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作為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著作，後者還被推薦為國家級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學界對於西方社會史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他們所介紹的相關內容，有助於中國史學界對於西方社會史研究狀況的進一步了解，也值得社會史研究者參考。

　　二、 關於區域社會史研究方法的探討

　　區域社會史是社會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現，有些學者結合自己從事區域研究的體會，探討了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常建華在《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特徵》一文中，論述了社會生活史、社會文化史、區域社會史研究取得的成就。

關於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反思以往過分重視宏觀社會形態史、忽略歷史地理空間因素之際，受區域經濟和區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區域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

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開展，還同借鑑國外區域研究和當代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方法以及不同學科學者的合作有一定關係。

文章對區域社會經濟史、區域文化史、市鎮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總結和論述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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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華還撰寫專文《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對1981年至1995年以來日本史學界對於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論方法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做了評介。

關於日本學界「地域社會論」產生的背景和學術淵源，作者指出：地域社會論的出現意在擺脫髮展階段論和階級學說的理論困境，共同體論、鄉紳論啟發了地域社會論的提出，社會史、結構主義理論的啟發，也是其理論形成的重要因素。

文章對日本地域社會研究的具體問題和成果也作了介紹，作者最後說：日本明清地域社會研究在基本理論、開發、移民與地域社會、國家與地域社會、市鎮社會史、地域社會與宗族、信仰、救濟等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地域社會研究的社會科學化也比較明顯，一些學者積極採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人口學、生態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方法，嘗試跨學科研究，從新的視角探索社會結構。

明清地域社會的研究成果對明清史及社會史領域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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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中國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華對新時期學術界對明清時代宗族的區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總結。

作者指出：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由於研究者的學術背景不同，採用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方法各異，在對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觀點相差甚遠，諸說並存、互相探討有助於研究深化。

而從多學科、全方位、動態與靜態結合的方式研究和認識宗族，或許應該是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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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華還呼籲重視歷史的土著性空間的研究，他說：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歷史研究的地理空間問題，開展區域研究。

不過多數學者注意的空間單位比較大，最大者是如華南、華北等區域或省區，其次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較大地理單位，再次是以市鎮為對象。

也有少數學者注意更小的歷史空間，從事村落歷史的研究，難能可貴。

關於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學理上可歸入社區理論。

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態環境及國家的影響很大。

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圍環境、歷史變化、群體意識、權力系統、與國家關係，對於認識中國基層社會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民眾意識乃至國家有著重要意義。

村落的視角雖然從地理空間切入，其實質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參見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第192-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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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華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對於日本和中國區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同時，闡發了開展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樣著手從事區域研究，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區域社會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論方面探討的基本問題。

　　在多年從事華北近代社會史特別是山西近現代社會研究的基礎上，行龍對於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一書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

《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一文，對地域社會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劃分地域、近代華北農村變遷研究的內容以及應該處理好的幾個關係，地域研究中著重採取的比較方法、計量方法和學科滲透方法做了系統的闡述。

《再論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一文，進一步闡述了歐美、日本以及中國學者開展地域研究過程中形成的「中層理論」，重點介紹了國家與社會、思想與社會、法律與社會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者指出：側重於從民間社會的立場出發，觀察國家傳統與民間傳統的相互作用關係，注重儀式、符號的象徵意義和實際效果，體現了社會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論特徵。

站在區域的立場觀察地方社會的發展變遷時，重視「小傳統」的因素、重視民眾思想和民間的風俗文化不失為深化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點。

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不但極大地拓寬了史學研究的領域，而且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內容，使「一切歷史都是社會史」的觀點在當前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變得更加令人信服。

同時，他提出今後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係：一是應重視「大傳統與小傳統」關係理論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的運用，二是注意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聯姻與轉向。

結合多年從事華北區域研究的經驗，他認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要從整體史的角度出發，加強區域間的比較研究。

第二，要重視區域史的分期問題。

只有對於區域社會進行正確的時間和空間劃分，才能夠進一步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第三，要加強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學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與社會。

結合山西的特點和社會史研究現狀，他提出山西區域社會研究應該著力的四個方面：明清以來山西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變遷研究，晉商與山西地方社會研究，三晉文化與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據地社會研究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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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龍的上述總結，著力於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這種理論總結和反思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史研究學者理論意識的進一步增強和區域社會史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他的認識對於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有些學者從理論的高度，指出區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問題。

結合多年從事閩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和對區域研究的了解，陳支平指出區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問題：一是大多數的論者，寧願把中國的文化以及區域的文化講得好一些，而不大願意把其中的不足之處，乃至某些糟粕的東西反映出來，這背後實際上交織著傳統道德的約束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等多種複雜因素在內。

二是區域研究者只顧及本區域的情景，而未能把這一區域的社會文化現象與其他區域做一個客觀的比較分析。

三是區域史研究出現許多偏頗現象，除了社會政治的、地方環境的因素干擾之外，有關區域史研究文獻資料的局限性，也是導致這種研究偏頗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是與生俱來的政治與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餘年來人們對自身文化認識的偏差，從而影響到人們對於區域歷史與文化的許多誤解，結果把中華文化共性的東西當作區域的特徵來論述，而把真正屬於區域特性的東西迷失了參見陳支平《歷史學的困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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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調查是社會史研究採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陳支平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對這種方法從理論高度作了總結。

他提出：作為「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重要途徑，社會調查應從四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間私家文獻資料；二是搜集民間文化行為資料；三是搜集民間神話傳說和口碑資料；四是搜集民間意識認知資料。

同時，他警告學者當心落入社會調查的誤區，提醒學者應該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避免主題先行的社會調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傾向；三是社會調查要與比較研究相結合。

陳支平關於區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個方面的共同問題，以及開展社會調查應該注意的問題，是自己多年從事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經驗的總結，對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隨著社會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學者強調必須重視社會史「中層理論」的構建和研究，楊念群是這方面的代表。

他先後主編了《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關著作，介紹和闡發了社會史研究的「中層理論」。

楊念群指出，中國社會史學界比較缺乏在中層理論的範圍內建構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史的主流基本上遵從的是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學界構建與哲學體系相關的宏大敘事的研究傳統，這和西方中國學界的情況正好相反。

西方中國學界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在1960年代以後就已通過學術反思開始疏離巨型理論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層解釋範疇，如「市民社會理論」、「權利分析」、「過密化模式」等等。

這些理論一開始應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爭議，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模式轉換卻起了相當重大的推動作用。

關於「中層理論」，楊念群強調，在中國語境中，大力提倡「中層理論」和「區域研究」的建構策略，以使中國社會史的解釋能力趨於多元化恰恰是最為急迫的課題。

當然，建立中國式的社會史「中層理論」模式並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會學理論，或實現所謂「範式突破」，而只是實現一種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轉換。

這種轉換不是對以往解釋的替換而是修正參見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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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念群的倡議在社會史學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響應，如著名社會史學家馮爾康在他的《中國社會史概論》「社會史研究方法」一節中，將「中層理論」也做了簡要介紹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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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龍在《二十年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對「中層理論」的提倡也予以肯定。

他說：「中層理論」、「新社會史」、「新史學」的提出是20年中國社會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化，理論反思能力進一步提高的表現，也是多學科對話的結果。

中層理論提出其任務在於「呈現」，這種呈現是多學科、多角度、多樣態的，對提升和深化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研究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當前，中國史學界對於「中層理論」仍處於介紹、消化和初步嘗試的運用階段，我們了解到的「中層理論」，有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理論、蕭公權和周錫能等的「士紳社會」理論、羅威廉的「市民社會」分析、黃宗智的「經濟過密化」分析、杜贊奇的「權利的文化網絡」以及鄉村基層政權「內卷化」研究、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艾爾曼的「文化資本」解釋方法等。

中國部分學者試圖從本土出發，提出自己的中層解釋框架。

如秦暉的「關中模式」、楊念群的「儒學地域化」、「近代社會變遷的空間結構和觀念轉變」、應星的科場場域研究中的「集體傳記研究法」、王銘銘的福建泉州鋪境研究、景軍的「制度化知識」過程研究、梁治平運用法律人類學的方法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程美寶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研究、方慧容關於集體記憶的「無事件境」等，都體現出了相當的理論創新和建構「中層模式」的努力參見行龍《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頁；陳支平《歷史學的困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5-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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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理論」的建構和倡導，無疑有助於社會史特別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理論的提升，當然，「中層理論」在中國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一方面需要學者了解和借鑑國外的理論成就，同時，需要注意防止簡單的照搬，應該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論，特別是應該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實際的同時，著力於理論的提煉和建構工作。

　　三、對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反思

　　新時期以來，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史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與此同時，當今的社會史研究也有許多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地方，結合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現狀，這裡談一些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從總體來看，中國社會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大量的具體研究方面，相比較而言，理論和方法論的總結和反思仍然比較薄弱。

儘管不少的社會史著作，都在談社會史的理論，但這部分內容仍然比較單薄，很難說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成熟。

由周積明、宋德金主編的120萬字的《中國社會史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水平。

該書第一編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分別論述了六個方面的問題：社會史的概念，社會史研究的對象、知識體系及其學科特徵，社會史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社會文化史的視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史理論，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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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致反映出社會史學界多年來所探討的理論問題。

其中，社會史的概念以及學科性質是社會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這方面學者探討較多。

在方法方面，社會史學者幾乎同時強調整體性、跨學科、從下向上看歷史，此外，我們還未明顯感知到其他方面內容的理論探討。

馮爾康教授的《中國社會史概論》，第一章分九節論述了社會史及其理論，側重點是社會史的產生和發展、社會史的學科性質、社會史的社會功能。

關於社會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特點，接著簡要介紹了18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最後，又強調了跨學科的研究，以及社會史研究從社會經濟、社會結構史向社會生活方式史和社會文化史伸展的發展趨向。

馮先生列舉的18種方法，心態史學、量化方法、階級論、口述史、跨學科的研究、史學的傳統方法，這些也是新時期史學方法論的基本內容。

剩下的較為新穎的方法，有「從下向上看」的觀點與方法、結構論、長時段、等級論、歷史記憶、主位觀、文本主義、中層理論、新政治史論、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結合、歷史人類學、表象史研究法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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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馮先生的論述中，我們感到作者對方法論的探討仍顯得薄弱，方法論的闡述也顯得淺顯和凌亂。

上述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史研究學者在理論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還有必要借鑑史學理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進一步提升社會史研究的理論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還應該直面社會史研究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史的理論建構工作。

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復興，直接的起因，在於糾正中國史學界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研究過分重視宏觀的重大問題的探討、忽視歷史豐富內容的嚴重偏向。

新時期社會史研究成果的不斷湧現，豐富多彩的歷史也逐漸展現在人們的面前，極大地改變了原來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的格局，也糾正了原來階級鬥爭觀念下歷史著作的缺陷，這些成績都值得肯定。

但是，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碎化」情況，將社會史變成社會生活史，社會史缺少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經在國外社會史研究成果中有明顯的反映，也值得中國社會史學界警惕。

關於社會史研究面臨的問題，馮爾康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史定義不明，或者說無法界定；整體史整合不出來；作品中見物不見人，缺乏人物活動；研究資料相對不足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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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於對「社會」的理解不同，導致了對社會史的定義、研究對象、範疇、學科性質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

其次，社會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別是區域史、專題史研究，碩果纍纍，成就輝煌，相比之下，理論研究雖有所重視，但依然顯得格外冷清。

嚴重滯後，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由於社會史自身理論建設的不足，人們在實際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式及西方的學術理論，這種借用無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現象嚴重，造成社會史學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雜。

第四，社會史理論研究脫離本土、脫離實際的苗頭有所顯現。

第五，跨學科研究依然在理論層面缺乏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對於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缺少抉擇和篩選，如何有效地將其他學科的方法視角為己所用，實現社會史視角下健康的跨學科對話，這是在未來需要探討的問題。

第六，社會史史料學理論研究還缺少呼應。

面對一些新資料，如口述史料、實物史料、視角史料等，目前運用得還不夠廣泛，對新史料的詮釋方式也不夠深入。

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區域研究、專題研究中體現「整體史」，避免微型敘事所造成的歷史「碎化」，做到微觀與宏觀的結合，這是區域社會史在未來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頸參見池子華、吳建華《中國社會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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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解決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碎片化」，行龍強調一是加強多學科的對話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

他說：只要我們「保持總體化的眼光」，進行多學科的交流對話，勇於和善於在具體研究中運用整體的、普遍聯繫的唯物史觀，再小的研究題目、再小的區域研究也不會被人譏諷為「碎片化」。

「重提政治史」的一個關懷實際上就在於提醒社會史研究者，即使以「從下而上」的視角去書寫普通民眾的歷史，也應該關注到那些對大歷史發展進程起著決定性影響的精英人物、國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場。

這就要求社會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現當代史，從社會史的角度去重新審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乃至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參見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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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陸續看到了社會史研究存在的問題，說明社會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核心在於加強社會史的理論研究工作，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史研究的理論體系。

　　其三，社會史研究在重視國外社會史理論和方法，不斷探索和開拓社會史研究新領域的同時，還應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積極吸收和借鑑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的成果。

社會史研究出現的上述問題，除了學科發展初期的共同現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於一些社會史學者，過分強調社會史與社會發展史的區別，忽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成果。

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正如學者所言：「在很多方面（諸如帶著問題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察等方面），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在形式上不為新史學所接受，但它仍然是一種長時段的理論。

即使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不能說明歷史現實不同層次的複雜關係，但這裡畢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學一個基本傾向的結構概念。

把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這與新史學重視研究生活於一定社會中的普通人也不謀而合。

」田居儉：《關鍵還是以馬克思為指導》，《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何茲全先生說：「20世紀80年代後，西方新的史學思想理論進入中國，很受歡迎。

辯證唯物史觀有些不迎時。

當然，這些思想理論都是先進的，有它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時代意義。

但我仍然深信辯證唯物史觀，仍是現在最先進的史學理論，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會被擠出歷史舞台的。

」何茲全：《在融會貫通東西方歷史研究的基礎上探索史學理論的創新》，載瞿林東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2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法國「年鑑學派」的創始人和西方新社會史學家，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過很高的評價，國內學者也曾深入論述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史理論的關係。

王先明指出：「作為具有歷史觀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對於社會史學的興起、發展的歷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沒。

通過對東西方社會史學發展歷程的巡禮，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史學的興起，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密切相關；而且在社會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還將以其獨特的理論魅力發揮巨大的作用。

」年鑑學派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社會史的興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注意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綜合性、注意下層群眾的歷史活動，無一不是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

「無論從社會史的學術概念的提出，還是從社會史研究範圍和方法來說，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

」馬恩除宏觀歷史理論體系外，還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專題社會史研究的成果，這些論著包含的理論認識和方法論價值，足以成為認真反思社會史發展兩個偏向的典範：第一，他們都是從專題社會史角度提出問題，側重於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歷史及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地位的探討。

第二，它們突出體現了社會史是研究整體社會歷史的最終目的。

關於唯物史觀與馬、恩社會史研究的關係，作者指出：唯物史觀是在馬、恩的社會史研究中得以豐富、發展和修正的。

因而，對於馬、恩來說，唯物史觀和社會史研究兩者歷史發展的縱向關係和橫向的學術理論關係，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既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實踐過程。

最後，作者明確指出，在社會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馬克思主義還將展示其獨特的理論魅力和威力。

在社會史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充分合理地吸收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新範疇、新方法不僅並不矛盾，而且會並行不悖、相得益彰參見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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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這些論述，啟示社會史學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鑑國外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同時，不可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

　　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一大批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推進中國歷史學科學化的歷史進程，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留下了許多不朽的歷史學著作。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鄧拓的《中國救荒史》等都是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

新時期以來，也有不少史學家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探討方面，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導論卷、何茲全的《中國古代社會》等等，都有諸多理論的創新。

中國幾代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研究，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歷史發展的共同性問題的探討，許多史學家對中國社會經濟史、思想文化史、農民戰爭史等領域都曾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討，留下了寶貴的與社會史研究有密切關係的史學遺產，這些研究成果今天看來雖然具有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也與今天的社會史有明顯的差別，但是，不可簡單地否定和拋棄，對於其中有價值的成果的繼承，對於克服和解決我國社會史研究中出現的問題，推進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無疑具有一定的借鑑和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