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國文物藝術品如何流向日本

原標題：周文翰：收藏史回顧之九 百年前中國文物藝術品如何流向日本

從頒給日本委奴國王這方《漢委奴國王》蛇鈕金印開始算起，中國的藝術品、文物傳到日本，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

日本收藏中國瓷器歷史悠久，法隆寺所藏青瓷就是唐代傳入日本，奈良大安寺附近村莊曾出土唐三彩瓷片。

福岡的一家寺廟出土過南宋景德鎮青白瓷。

唐宋時期，大量日本遣唐使、僧人、留學生來華，將瓷器、佛像、王羲之墨跡摹本等帶回日本。

尤其是南宋茶道等宋代文人審美趣味對日本影響甚大，龍泉窯、吉州天目盞、建窯油滴天目等簡約秀美的瓷器也成為當時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貴族與茶道、花道人士爭相追求的珍品，茶藝家千利休所藏中國瓷器也有傳世。

因為有這樣的歷史淵源，20世紀初日本主流收藏家對中國瓷器的興趣在於宋瓷而不是歐美藏家喜歡的色彩絢麗、精緻細巧的明清官窯。

在東京、紐約都有店鋪的日本山中商會在兩地的銷售品類和風格的差異也顯示了日本和美國的收藏家的不同，在日本，系以裝飾性較強的唐三彩、宋瓷、明清官窯瓷器和天龍山雕塑、家具、宮廷鐘錶為主，而美國市場則更為寬泛，既有明清裝飾性文物，也有作為收藏和研究之用的高古器物。

近代中國文物流入日本始於19世紀後期，據1862年日本「千歲丸」上海行的隨行人員納富介次郎的日記記載，他回國時候就從上海古玩市場購買了多件元明清書畫作品。

日記中談到，當時中國有大量的難民為躲避天平天國之亂而湧入上海，這些人為養家餬口而不得不變賣家藏。

1895年甲午之戰，遼寧海城縣三覺寺石獅1對，「高丈數尺，甲午之役即被日軍掠去」（《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原存旅順黃金山的唐開元2年《唐鴻臚卿崔忻題名刻石》——唐王朝冊封渤海國的重要實物見證，1910年被日軍駐旅順海軍司令富岡定恭掠往日本，並作為最重要的戰利品獻給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於日本皇宮內。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還有計劃的師團一級配備「文物搜集員」搜索中國文物，確定有一定價值後即劫掠回日本，抗戰後絕大部分被中國追回。

更多文物是通過古玩貿易進入日本。

早在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將浮世繪介紹到歐洲出售——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量購買古董、書畫藝術品並試圖帶到美國銷售。

20世紀前期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繭山龍泉堂的繭山松太郎、繭山順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壺中居的廣田松繁等也都紛紛前來中國考察、介入中國古董生意。

1920年左右，在中國從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約有50人左右，主要在天津、北京、上海，他們主要是進貨賣往日本、美國。

而一些中國古董商人也將藏品帶到日本出售，如1912年留學日本的藏書家董康將在北京舊書店購得的「永樂大典」中的17冊古籍賣給京都帝國大學等圖書館。

博文堂原田悟郎

也有古玩商或探險家直接到中國城鎮搜購文物，如1902年至1914年間大谷光瑞曾先後3次深入中國西北內陸從事文物盜掘活動，在高昌故址盜得墓誌、題記12方（羅振玉《西陲石刻後錄》、《海外貞珉錄》）。

日人江藤濤雄曾從西安古玩巨商閻甘園手中購買到大量佛教造像、瓦當等珍貴文物，近人張扶萬在《在山草堂日記·民國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載：「閻甘園家中觀所藏石銅佛像，（閻）言六朝銅像，東洋人極重，高者可售萬元，女像髮髻工者尤貴。

」

清朝官窯在日本一開始就被人厭惡。

宋瓷對日本的收藏家而言是收藏的最高境界。

其歷史淵源和茶道和文化交流有關。

唐代，中國人的飲茶習俗傳入日本。

到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兩國海上貿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運到日本。

宋代文人審美趣味對日本影響甚大，龍泉窯、吉州天目盞、建窯油滴天目等簡約秀美的瓷器也成為當時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貴族與茶道、花道人士爭相追求的珍品。

這也稱為日本主流收藏家對中國瓷器的興趣在於宋瓷而不是常見的色彩絢麗的明清官窯作品。

清末民初日本好古堂古董商中村作次郎巡遊北京琉璃廠後曾感嘆 「中國的舊貨店雖然東西很多，不過適合日本的東西卻很少。

因為中國是個革命多發的國家，舊東西，如明代以前的陶器、宋元左右的好東西，日本反倒有，而其本國中國卻甚少。

當今北京那邊的東西，主要是清朝的東西」，在他看來清代的東西過於艷俗，是「適合歐洲的東西」。

在民國初年的收藏熱中，日本古董商在中國尋獲不少宋瓷精華。

龍泉堂的創始人繭山松太郎17歲其進入古董行學徒，1905年到北京一家飯店就職，業餘抓緊學習漢語和古董知識，兩年後辭職專門從事古董經營，深入山西、陝西、河南等地購買古董。

1908年他以1千銀元買入的一件宋代龍泉窯青瓷鬲式爐以4千元售出，獲得巨利，這讓他敢於出高價收購重要古董，奠定了日後成為日本經營中國瓷器古董大商家的地位。

1909年，租借北京崇文門內麻線胡同44號開設龍泉堂，經常在北京、東京兩邊跑做生意，主要是把從中國採購的古董帶到日本再賣給當地的古董商。

1916年在東京銀座開設了店鋪，坐鎮東京直接面向收藏家開拓生意。

早起日本國內對中國古董的需求主要在文房用品、香具、茶具等可以用文房、茶室的器具，側重文人趣味，一戰以後受到日本藝術家群體欣賞觀念的影響，收藏家中也開始興起購藏佛教雕塑、金石刻本、漢唐陶俑等的風氣。

龍泉堂及山中商會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續到1945年，時間長達50年。

他們除了從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購物品外，最大宗的購買，是直接參加從1911至1924年持續的遜清室內務府舉辦的拍賣會。

另一古董行壺中居的廣田松繁在1920年代末從北京的葉姓掮客手裡花費兩萬銀元買下南宋官窯三足香爐（現在多認為是在浙江老虎洞窯址所產，據說葉先生買進價格為一百銀元），後以30000日元轉讓給三菱集團財閥家族的岩琦小彌太，入藏他們家族創辦的靜嘉堂文庫。

唐三彩也是日本藏家的一個主要收藏方向， 洛陽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很快就被古董商販運到東京，1927年華族會館曾展出57件唐三彩，日本藏家紛紛購進。

大阪的博文堂原來主要經營珂羅版印刷中國、日本古書畫圖書，涉足中國古書畫和文物生意純屬偶然，蓋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很多晚清權貴把家藏書畫成箱寄到日本售賣，有「中國通」之稱的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和政壇高官犬養毅因為和博文堂老闆原田悟郎的祖父、父親有交往，推薦他做代售生意。

原田父子就設法在喜歡書畫的日本新聞界、銀行界朋友中推銷，之後就開始著手經營中國古書畫。

後來他還主動到中國收貨，憑藉著家族多年來積累的政商人脈，與陳寶琛、傅增湘、寶熙、闞鐸、郭葆昌等大鑑藏家請教交流。

原田悟郎最引為自傲的是從民國初年的古董商郭葆昌那裡買進蘇東坡《寒食詩帖》（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郭氏說《寒》帖是「從他的親戚那兒賣出來的」，被菊池晉二購藏。

這兩件清宮舊藏先後經歷了3次大火災——火燒圓明園、關東大地震、東京大轟炸——得以留存，如今都是日本的國寶級珍藏。

1953年，菊池因經濟原因而出售這兩件作品，《寒》帖索價3000美金，《瀟湘臥遊圖卷》9000美金，台灣王世傑先生以加價150美金搶先張大千一步購得《寒食詩帖》，後歸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閻立本（傳）《歷代帝王圖卷》（今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梁鴻志在某年（大約1920年或1925年）將秘藏的閻立本（傳）《歷代帝王圖卷》（今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攜至日本求售。

原田因自己資金緊張就將此畫介紹給收藏家住友寬一，被住友氏婉言謝拒，後來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要壓價一成，最終未在日本售出。

幾個月後，梁氏託人賣給一個名叫羅斯的美國人，後來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兩地收購書畫。

在北京由中根齊（日本著名的大倉組商會北京分社經理）帶領到京津地區的收藏家和古董商那裡四處尋寶，在上海則通過金開藩（金城長子）、金頌清（中國書店老闆）兩人的中介或引薦購買書畫。

在日本他開發的收藏客戶包括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晉二、住友寬一（只收藏明清書畫，尤喜石濤和八大作品）、內藤虎、長尾甲、上野理一、富岡鐵齋等日本著名收藏家。

南宋 宮素然 明妃出塞圖 卷（局部）（現為大阪美術館藏）

關西紡織業巨子阿部房次郎是博文堂最大的書畫買家，博文堂曾於1929年和1931年為阿部氏出版了兩部藏畫集《爽籟館欣賞》，包括金代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卷》（現為大阪美術館藏）等名作，後多捐贈給大阪市立美術館。

除山本悌二郎後來因從政需要資金而將收藏陸續轉賣給美國博物館（包括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外，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贈給了日本公立博物館。

早崎梗吉氏（1874年-1956年）是陝西方面聘請的外國專家。

早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即與日本學者崗倉覺三遊歷陝西，及至發現西安寶慶寺佛殿磚壁並華塔之上所嵌精美絕倫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寶台佛教造像後，艷羨不已，立意攫取。

遂威逼利誘主管人士，凡經數年之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前後，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

這批國寶造像抵達東瀛後，日本朝野為之轟動，富商大賈爭相購藏，19件為細川家族所有，2件為原氏家族所有，另4件輾轉流入美國，分別藏於華盛頓費利爾博物館、波士頓博物館與舊金山市立亞洲博物館。

在日本的21件造像早被日本政府列為「重要文化財」，且有9件永久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

早崎梗吉氏盜購七寶台造像之事傳開後，海內外藝壇為之騷動，招致日本山中商會、漢口日信銀行等多家洋行於1923年到1925年間相繼派員至西安，通過地方官員與紳士為之疏通，意欲購得華塔之上的所有剩餘造像。

只是由於西安民眾的堅決反對，才不得不作罷。

當時的關中大學堂學生憤不能遏，聯名呼籲有關當局立即驅逐早崎梗吉氏回歸日本。

早崎梗吉氏變本加厲，又竊取興教寺佛頭而去。

江藤濤雄長期居留中國，往來東京、北京、西安之間數十年，廣泛搜羅各地文物。

江藤濤雄從西安古玩巨商閻甘園手中購買到大量佛教造像、瓦當、錢幣和宋、明字畫與古籍拓本等珍貴文物。

既而在北京崇文門外專為西安古玩商李道生（樹本）購買房舍供其販賣文物古籍。

陝籍學者張扶萬民國四年（1915年）2月25日《在山草堂日記》云：「閻甘園家中觀所藏石銅佛像，（閻）言六朝銅像，東洋人極重，高者可售萬元，女像髮髻工者尤貴。

」1935年1月出版的大華烈士著《西北東南風·古董製造廠》一文記閻甘園曾售日本帝國博物院古碑一通得價10萬元引起訴訟等事。

北魏延昌2年《元颺妻王夫人墓志銘》、北魏延昌3年《燕州刺史元颺墓誌》與北魏正光4年《齊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誌》，此三志於清宣統2年在河南洛陽出土，後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國間又售予日人大倉喜八郎，藏大倉集古館。

20世紀初的「當代書畫藝術」也流入日本，如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趙之謙等人的作品因為收到日本文化收藏界的歡迎和購藏，如自光緒十七年（1891年）日本書法家日下部鳴鶴拜訪吳昌碩起，之後30年不斷有日本慕名造訪併購入購入他的作品。

其中如河井仙郎仰慕吳昌碩作品的高雅精絕，遂於1897修書吳氏致敬，1900年到上海拜吳昌碩為師，此後往來中日間搜集文物書畫，購買有很多吳昌碩、趙之謙等人的作品帶往日本，1942年曾與弟子西川寧策劃趙之謙的展覽，將其推介給日本書畫界和收藏界。

1945在他東京空襲中罹難，居所、作品、收藏一併毀滅。

20世紀前期的日本收藏家多是明治維新後的實業家，他們後來把大量收藏都捐贈給國立博物館或成立私立博物館珍藏，如橫河民輔（其收藏品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光佐三（以其收藏品為主成立出光美術館）、根津嘉一郎（創立根津美術館）、岩崎小彌太（創立靜嘉堂文庫）、細川立（創立永青文庫）、松岡清次郎（創立松岡美術館）、須磨彌吉郎（其大部分收藏品捐贈給京都國立博物館）、藤井善助（藤井有鄰館）、住友吉左衛門（創立泉屋博古館）、中村不折（創立書道博物館）、山本悌二郎（設立澄懷堂美術館）、阿部房次郎（其「爽籟館」全部藏品落戶大阪市立博物館）、上野理一（其「有竹齋」藏品捐京都國立博物館）、河井荃廬（三井聽冰閣收集歷代碑版法帖之重要推手）、中村不折（藏品歸書道博物館）、大阪黑川家族（兵庫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等。

古董商廣田松繁也把自己的藏品500餘件捐給了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館中收藏的中國文物有很多被列為國寶、重要文化財和重要美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