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源遠流長而且內涵豐富。

然而，人們在考察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所體現的歷史特徵時往往以「懦、釋、道三教合一」來加以概括，而忽視了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伊斯蘭教對我國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貢獻。

其實，伊斯蘭教從公元7世紀傳入我國後，逐漸與我國的思想文化融合，使中國化的伊斯蘭教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伊斯蘭教主要是隨著中國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商業貿易的發展傳入我國的。

阿拉伯商賈和唐肅宗為平定「安史之亂」而向大食帝國所借的穆斯林構成了最早來華的穆斯林隊伍。

在這隊伍中，有不少是帶有傳播伊斯蘭使命的阿拉伯教士，如回族學者藍煦《天方正學》中即謂天方人旺各師（即宛噶素）為「西方至聖（指穆罕默德)之舅，奉使護送天經而來，於唐貞觀元年，行抵長安。

」（白壽彝《中國伊斯蘭教史存稿》，P105.）從文化學意義上講，這些穆斯林起到了文化傳播者的作用，他們進入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伊斯蘭教文化，這種異國文化必然會影響到所在地的文化風習。

據史料記載這種影響是較明顯的，如唐時貴族婦女佩香成風，各種名目繁多的奇香、辟和香、金鳳香等，皆為異國所獻，唐人中還有以香作食品者，以香材為棟樑，塗牆壁者；宋時皇室及貴族也於宴會之際製作香劑食品或陳設名貴香藥。

這種消費方式都是受那些來自伊斯蘭教文化所涵蓋。

穆斯林恪守的「五功」和有關的宗教禁忌都使各族穆斯林習俗帶上了特別濃厚的宗教特徵。

「撒金豆」是阿拉伯人的一種風俗，相傳是源於哈里發麥蒙和其宰相哈桑伊本·賽海勒的18歲女兒舉行婚禮時，將1000顆極大的珍珠從一個金盤裡撒在那對新婚夫婦身上。

直至如今我國一些地方穆斯林結婚時也有「撒金豆」儀式，「金豆」多用紅棗、桂元干、花生果、白果等四果撒在新娘、新郎身上，讓圍觀者拾取，意為「喜扎卡特」即喜慶的施捨。

回族女子出嫁時，父母送手抄《古蘭經》陪嫁，我國回族姑娘出嫁時也有此風俗。

諸如此類，受伊斯蘭教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風俗在建築學上，我國廣州光塔寺、泉州清凈寺、喀什艾迪卡大寺、吐魯番穆納尼·王·伊敏大寺等都採用阿拉伯或中亞風格，大殿上均有圓頂建築，有的還單獨建在尖塔，供看日和呼喚禮拜用。

這些原來不見於華夏的「西學」令人耳目一新，不啻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血液。

伊斯蘭教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貢獻，突出地體現在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在傳統文化領域中的重要建樹。

各種不同層次的穆斯林人士，都以其活生生的歷史實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並留下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元明二朝，入官為政，治理國事，參與文化建設的穆斯林達官貴人比比皆是。

元代封疆大使中聲譽卓著的賽典赤·贍思丁就是個伊斯蘭教信徒，在他任雲南平章政事期間，設置路府州縣，注意協調民族關係，加強了雲南政治上的統一，密切了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經濟上則教民播種桑麻、粳稻，修治滇池上游的水利工程和驛站道路；並在進行修孔廟、購經書、授學田、易風習等普及文化活動的同時，還在昆明創建清真寺，由此奠定了伊斯蘭教在雲南發展的基礎。

他的子孫繼承了他的職務在雲南、陝西等地都有政績，受到各族人民的稱譽。

元代還有諸如阿合馬、倒刺沙等朝廷重臣，他們都是在國家大事的計議定奪上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的穆斯林。

明初「太祖起白布衣，原籍淮上，而皖北一帶，為回民繁盛之區，故太祖左右諸臣，強半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湯和、沐英、馮勝等，皆武功赫耀，盛極一時，下及成祖以後各朝文武在員或給事內庭者回人亦多」。

（王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P36.）其中海瑞的祖先是回回人海答兒，明初籍海南島，為瓊山人，海瑞一生剛正不阿，挫折不磨，任戶部主事時，敢於上書進諫嘉靖皇帝昏愚專斷，禍國殃民，敢於抨擊當時朝廷的弊政和朝臣逢迎歌頌之風；後任應天巡撫和南京右僉都御史，敢于振風肅紀，平平冤獄，搏擊豪強禁絕侵漁；在致修水利，推行一條鞭法方面也都有成就，深受江南人民的愛戴。

明代穆斯林官員中對傳統文化建設貢獻最大的首推鄭和，鄭和曾奉明成祖敕差往西域天方國，重修西安清真大寺(公元1413年），曾專程赴泉州靈山伊斯蘭教四賢墓焚香祈禱，也曾向明宣宗請求重建南京的三山街禮拜寺。

在他7次下西洋的歷史壯舉中，有許多穆斯林投諸麾下，如隨從馬歡、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鞏珍等，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回志》，弗信的《星槎勝覽》等都是鄭和「西洋」之行的真實記錄，對於研究中西交通有重要意義。

他們的努力，使明代時期的中華文化遠播西洋30餘國，至今在東南各國還遍留三保太監的遺蹟。

更為重要的是，鄭和船隊在 1405年至1433年中行駛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上，跋涉7萬餘海里，在客觀上大大刺激了中國的航海術和造船術的發展，使之名列當時世界最前列。

除了這些穆斯林達官貴人外，歷代穆斯林知識分子都程度不等地參與了傳統文化中精神文明的再創造過程。

不少穆斯林學者著書立說，留下了不少傳世之作，比如王貸輿的《清真大學》、《正教真詮》、《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伍遵契的《歸真要道》、《修真蒙引》，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至聖實錄》等等，這些著述的作者，一般都是「懷西方之學問，習東土之懦書」的「回懦」，都以懦家的思想和語言闡述他們的宗教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和倫理道德觀念。

中文伊斯蘭教譯著的出現，打破了伊斯蘭教與懦、釋、道等意識長期隔離的局面，結束了中國封建思想領域中懦、釋、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同時也豐富了懦家思想的內容，都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元明以來，還湧現了許多像薩都刺、髙克恭、丁鶴年、馬九皋、丁澎等穆斯林詩人、學者、文學者、戲劇家等，他們的作品很多，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為豐富祖國的歷史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更值得一提的是，廣大的中國穆斯林具有反壓迫的光榮傳統。

早在元末一些起義鬥爭中，就有各族穆斯林參加。

明末的農民大起義中陝西北部和甘肅東部一帶的穆斯林是最早發難起而反抗明末統治者的主力之一，由「老回回」馬守應率領的一支陝西回民武裝，就是當時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主力「十三家七十三營」之一。

清乾隆46年和48年先後發生了由青海循化撒拉蘇四十三與甘肅通謂田五領導的兩次穆斯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欺壓蹂躪，英勇抗擊，不屈不撓，致使《鎮江竹枝詞》有「都督夷人罵教門，鎮江回子不逃奔」之句。

1894年，中日之戰，穆斯林將軍左寶貴，率部保衛平壤，和朝鮮人民共同戰鬥，連戰晝夜，英勇犧牲。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一支由馬福祿率領的穆斯林士兵，在廊房和北京正陽門戰鬥中，頑強作戰，英勇打擊了敵人。

在後來的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有各民族穆斯林中的先進分子參加。

中國穆斯林跟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創造偉大中國的歷史，創造了偉大中國人民的革命史。

總之，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即達10個，穆斯林「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點和全國各地「有漢必有回」的民族雜居狀況，恰恰使伊斯蘭教對社會所具有的文化影響和廣大漢族居住地區的傳統文化有機地揉合起來。

因此，在談及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時，我們都不能忘記或忽視伊斯蘭教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貢獻。

伊斯蘭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中所具有的份量和影響，同樣是我們在繼承和整理祖國的寶貴文化遺產時必須予以重視的。

（轉自中穆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