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火洲，從遠古傳來啟示

在吐魯番博物館的入口處，以燈帶標識的絲綢之路，像三條迷人的曲線穿過新疆廣袤的土地。

在古時，這裡被稱作「西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高昌地區的佛教中心。

西域是古代中國的主要出行之路，因為那裡可以通向別的文明體--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

在遠方的文明，即使光芒再微弱，也能吸引每個時代最勇敢的探險者。

在漫長的歲月里，使節、僧侶、教徒、商人們的身影來往於這條艱苦曲折的向西之路。

他們帶來了外界的信息，塑造了當時中國人的世界觀；他們也輸出了中華帝國的商品、知識和文化，因此這條西行之路才擁有了一個浪漫而貼切的名稱--「絲綢之路」。

道路就像紐帶，它連接起不同的民族、資源和文化，它們存在的目的，則是促成商業的繁榮，以及各種文明的交流融合。

古絲路的歷程啟示我們：封閉只會導致衰敗；只有交往，才能形成共同繁榮。

「一帶一路」政策，正是在此基礎概念上形成的新的經濟發展區域規劃，也象徵著中國的決心和目的：以和平、交流和共享的方式重新締結與世界的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古絲路的歷史，從另一個維度啟迪著今人，映照著我們的未來。

歷史維度，講述絲路重鎮

在《絲綢之路》中，斯文·赫定寫道：「絲綢之路的全程，從西安經安西、喀什噶爾、撒馬爾罕和塞流西亞，直至推羅，直線距離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繞彎的地方，總共約6000英里，相當於赤道的四分之一。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條交通幹線是穿越整箇舊世界的最長的路。

」

在歷史上，這條路從未中斷過。

吐魯番學研究院技術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徐東良告訴記者，在張騫鑿通西域之後，交流和通商的願望是如此強大，使古代的探險者總能找到突破阻礙的途徑。

一般來說，絲綢之路東起長安，穿過漢中平原、渡過黃河，直至離開狹長的河西走廊，之後分成了三路：一路穿越羅布泊，沿著崑崙山北麓的綠洲向西；一路經樓蘭古城，沿天山南麓行進；還有一路則穿越沙漠到哈密，走天山北麓。

據此，後世將絲綢之路大體劃分為三路，吐魯番則作為三條道路的交匯點，被視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但事實上，絲綢之路遠不止這三條道路，它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絡，無論各朝的對外政策如何，也無論哪個外族政權阻斷了交通，總有人會選擇探索、打通新的道路，聯繫上外面的世界。

交河故城已經被廢棄了7個世紀。

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就開啟了對西方的外交史，在東漢時就曾有過對西域「三通三絕」政策變化。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西域及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進入漢朝的掌管之中。

自那以後，每到帝國盛、諸國衰時，漢王朝便採取「通」的政策，反之則撤回駐守西域的長官、吏士，隔絕交往。

儘管與西域「三通三絕」，但每通必設置軍隊以保護商貿，絲綢之路因此繁榮起來，史書稱「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

當時，吐魯番及周邊區域為車師國的領土，國都為交河城，那裡亦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

交河城建在土崖之上，高約30米，南北長約1600米，東西最寬處約300米，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築城市，也是我國保存最完整的都市遺蹟。

在新疆自治區成立60周年前夕，記者來到吐魯番。

站在交河城外，可以見到這片土崖下方環繞著寬達百米的河床，一條細流涓涓而過。

不過，它也曾是洋洋之水，史書記載，河水自城分流而南，環城左右，因而被稱為「交河」。

交河故城是我國保存兩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遺蹟。

47萬平方米的古城中，至今仍存有36萬平方米的建築遺蹟。

自漢設立西域都護府及戊己校尉屯戍後，屯田壁的建立，使車師國的中心逐步從交河城轉向五十公里外的高昌壁，但前者一直存活至14世紀，直到被蒙古貴族海都攻破。

這片廢棄了7個世紀的古城，建築獨具特色，保存著宋代以前我國中原城市的建築特點。

全城像一個層層設防的大堡壘，人行牆外，像處在深溝之中，無法窺知城垣內的情況。

而在牆內則可居高臨下，控制內外動向。

交河故城內，一條長約350米、寬約10米的南北大道，將居住區分為東、西兩大部分。

城內的大部分建築基本上是從高聳的台地表面向下挖出來的，寺院、官署、城門、民舍的牆體均為生土牆，就像一片龐大的古代雕塑群，巍然屹立於藍天之下。

交河故城的保存，得益於吐魯番特殊的氣候。

吐魯番是典型的溫帶大陸性乾旱荒漠氣候，乾燥少雨，夏季高溫多風，年降水量僅16毫米。

對於文物來說，這樣的保存條件得天獨厚。

徐東良告訴記者，這種氣候，使絲綢、紙張埋到地下都不會爛，出土很完整，墨跡保存得很好。

這裡能出土大量乾屍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埋到地里去之後，水分會迅速蒸發，人體就不會腐爛。

在吐魯番博物館陳列的乾屍上，你甚至能看到屍主細密的毛髮，以及皮膚下的筋肉。

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2014年，它作為長安－天山廊道上的一處遺址點，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它和火焰山、葡萄溝、高昌古城並列，被認為是最能代表吐魯番的四大景點之一。

根據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田衛疆的劃分，吐魯番的歷史有四個維度，從古至今分別為：公元1世紀前一千年，這是車師人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交河城便是他們的國都；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後8世紀，漢王朝為了削弱匈奴對西域諸國的影響力，打開了通往西方的通道，大量漢民來到這片盆地屯田，並建立了漢人政權；公元9世紀至18世紀，回鶻人成為這裡的主要居民；最後一個維度則綿延至今天，乾隆二十年以後，清王朝徹底平定準噶爾，原本躲避戰亂的維吾爾人首領額敏和卓帶領族人回到了吐魯番，此後，這塊盆地一直保持著以維吾爾族為主體，滿、漢、蒙、回等各族參加共治的特點。

沿著這樣一條時間線，記者更深入地走進這座古絲路上的重鎮。

文化融合，成就貿易繁榮

帶記者在吐魯番參觀的，是一個名叫熱孜宛的維吾爾族姑娘。

她高鼻深目，有一頭漂亮的捲髮，說漢語時缺少抑揚頓挫的聲調。

「你會聽不懂我的介紹嗎？我們維語裡是沒有四聲的。

」她解釋說，直到去伊犁讀大學之前，熱孜宛的學習、生活和日常用語基本都是維語，她的父母輩甚至聽不懂一句漢話。

在如今的吐魯番，商鋪、地名、菜單等日常文書中，均以漢語和維語共同書寫。

如果將時間倒推一千年，遼宋時期，維吾爾族人的祖先回鶻人在此地定居繁衍，已經將回鶻高昌國建設成了一個多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交融的地方。

根據歷史記載，回鶻人在唐代寶應年間就皈依了摩尼教，遷居高昌後，將摩尼教帶入了這一地區。

今天，在吐魯番地區相繼出土的不少用中古波斯文、回鶻文書寫的摩尼教文，以及考古顯示的壁畫都為其提供了證據。

在柏孜克里克的38號窟中，有一幅完全以摩尼教教義為素材的壁畫窟，畫面上有兩棵樹，生長於水池中，樹的兩側皆為背生雙翅的供養人，正中則是身著白衣的吹笛人。

這在《巨人書》、《信仰要義》等摩尼教諸經典中都能夠找到出處。

但在回鶻高昌國時期，佛教卻取代了摩尼教，成了這裡的主流信仰。

這裡的佛教，既不同於中原，也與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有所區別。

根據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大量佛教壁畫，人們發現回鶻高昌信仰的是一種融合的、多元的佛教。

在吐魯番出土的佛教典籍，經過翻譯、對照，專家發現，它們與原版佛經有多處差異。

究其原因，宗教在當時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在吐魯番這個多民族聚居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融合各個民族。

「比如，在一幅壁畫中，你可以看到佛的衣紋排線疏密有致，遠遠看去，密集處成為陰影，稀疏處就顯得明亮，這種深淺變化使壁畫顯得立體。

這就是犍陀羅地區傳過來的繪畫風格，它由希臘傳至阿富汗，最後體現在吐魯番的佛教壁畫上。

」徐東良說。

此外，在柏孜克里克的壁畫上，人們還能看到三面四臂的憤怒明王，這顯然是藏傳佛教中的內容。

在回鶻高昌國建立之前，吐蕃曾在這塊地方統治了一百多年。

回鶻人驅逐了吐蕃勢力之後，當地仍然留下了不少吐蕃人，於是，他們的信仰也被自然地融合進去了。

同樣，壁畫上菩薩衣帶飄飛的形態，粗細變化的線條，人物頭部大而豐滿的風格，則顯然是受了唐代藝術風格的影響。

正因為此，回鶻高昌王才能在此地統治長達400年之久。

這個政權尋找到了思想、藝術和審美的統一融合，並能夠在不同民族間找到共識，成為江山綿延的根基。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對今天的新絲綢之路建設提供了借鑑：不同文化體之間的理解、交流和共融，將成為經濟互通往來的基礎。

在吐魯番博物館中，出土的金、銀、銅鑄幣，以及棉布、寶鈔和貝殼等特殊貨幣，也反映了當年的商貿繁榮的盛況。

在吐魯番哈拉和卓90號墓中出土的一件清單顯示，在闞氏高昌（460-491年）時期，貿易的貨物包括

石（黃銅）、毯、波斯錦、金、系（絲）、錦等。

多數商品從西方而來，但絲綢又是從東方出口。

當時，中原地區已經掌握了用機器制絲綢的方法，而當地尚未掌握這項技術，因此常常將訂單送到東方，再將成品通過這裡運往中亞地區。

多元文化，匯成全球學科

在古今探索絲綢之路的多位行者中，不得不提到玄奘。

這位27歲離開長安，立志前往印度深造佛學的年輕僧人，為後世留下了許多傳奇，也創造了人類探險史上的奇蹟。

他用了三年時間，經新疆、繞行中亞至印度，歷28國，總行程兩萬公里。

他也是一個被吐魯番銘記的歷史人物。

根據史料記載，玄奘曾打算走絲綢之路的北線，沿著天山北麓去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再向西進入中亞。

然而，在高昌國王麴（音：qū）文泰的邀請下，玄奘最終轉道西南，去了高昌講解經法。

當時，麴文泰見玄奘德行高遠、佛法精深，欲留其久居高昌。

然而玄奘心念天竺真經，拒絕留在這裡，甚至絕食三日以表心意。

到第四日，國王發現玄奘氣息漸輕，恐其因絕食而喪命，只好同意放行。

高昌王為玄奘的西行做了充分的準備，不僅派了4位專門侍奉玄奘的沙彌和25位奴僕，還準備了豐厚的金銀與物資。

這些費用，足夠玄奘往返20年。

麴文泰還寫了24封書信，每封都附有大綾一匹，請高昌國以西的24個國家給予玄奘幫助。

玄奘也與麴文泰約定，取經東還之日，將要在高昌講經三年。

十多年後，玄奘以其精深的佛學造詣而名震天竺，卻拒絕了印度戒日王通過海道護送其回國的建議，依然選擇了更艱難、更漫長的陸路，就是為了踐行當時的承諾。

可惜的是，距離他上一次離開高昌，已經相隔17年了，高昌國已經覆滅，麴文泰也身死於國滅中。

古往今來，無數像玄奘這樣的西行者，通過絲綢之路前往別的文明，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中國對外面世界的初步認知，也促成了各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

這種交流中所產生的碰撞，在吐魯番出土的諸多文物中都得到了印證。

「在吐魯番的一個墓地中，我們發現了彩陶，這毫無疑問是從中原傳過來的。

」徐東良說。

彩陶，最早誕生於西安的半坡，是中原氏族文化的代表。

但在廣闊的西域，遊牧仍然是這裡的主要生活方式，「遊牧民族很少用到陶，因為容易碎，他們傾向於用木桶，掛在馬背上不易摔壞。

從陪葬的彩陶上，你可以看到遊牧和農耕的兩種文化在這裡碰撞，從而產生了另一個形態--半遊牧、半農耕。

夏天，他們在草原上放牧，冬天，他們回到溫暖的吐魯番過冬。

直到今天，不少維吾爾族人還保留著這個習俗。

」

在新疆腹地穿行的漫長絲路，因為這裡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諸多文物得以完整保存，也為後世留下了研究中古幾大文明交匯地的豐富史料。

尤其是吐魯番，它東連東土、西通西域、南扼絲路、北控草原，它向四方輸出自己的商品，也不斷吸收著四方的文明。

這使敦煌吐魯番學漸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

事實上，至今仍然有屬於吐魯番的大批珍貴的史料與文物散失在海外。

1898年，俄國人克列門茲來到高昌，找到了掩埋於沙土之下的吐峪溝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吐魯番市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員張統亮告訴記者，在當時的千佛洞裡，曾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畫，以及漢文、梵文、回鶻文、摩尼文的古代寫經文書，它們可能是解開古代高昌文明的鑰匙，如今卻有相當一部分在二戰中下落不明。

在克列門茲的考察報告問世之後，又有大量歐洲探險家來到這裡，格倫威德爾和他的後繼者勒柯克在一番搜索後，鑿下了大量的壁畫，成車運走。

隨後，英國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也先後來到這裡，帶走了大批文書、壁畫、墓誌、銀幣等文物。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文物劫掠，也是敦煌吐魯番學成為國際性學科的另一個原因。

到了今天，這門學問成為促進中外對話的一門顯學。

在吐魯番市文物管理局編撰的第581期《吐魯番文物簡報》中，2015年8月19日至20日，徐東良應邀前往德國歐亞考古研究所學習紡織品修復技術，同時赴波恩萊茵河州立博物館、亞洲藝術博物館訪問交流。

「我剛從那裡回來，看到了不少文物。

」徐東良說，「一百年來，敦煌學的每一個研究成果公布時，都會轟動世界。

然而，到現在為止，還有許多文物沒有整理、公布。

現在，每個國家都無法孤立地研究自己手上的這些史料，因此就需要各國學術的對話與聯合，去破解這片土地上存在的一個個未解之謎。

」

此外，他還在考慮未來。

如今，絲綢之路上難尋絲綢之影，絲綢去哪兒了？事實上，1970年代以前，吐魯番仍然家家戶戶養蠶制絲，但自從政府不再收購蠶繭，養蠶業就漸漸被荒廢，只有每戶人家門口的百年桑樹，仍然保留著絲綢之路曾經的烙印。

「所以，為什麼不能將這些桑樹利用起來，恢復絲綢之路呢？」徐東良說。

在他的設想中，農戶養蠶制絲，既可以作為文物的修復材料，也可以當作手工產品售賣。

從文化的角度，這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從經濟的角度，還可以增加當地人的收入。

這也是古絲路留給今人的寶貴遺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