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強校築起國學基石

已經出版的《儒藏》「史部」（全274冊）。

古籍所在崗人員合照。

《巴蜀全書》部分出版成果。

願四川大學繼續以海納百川的精神打造校園文化，使每一位學生成長為有益於社會的唯一。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教授 孟立秋

四川大學上承文翁石室「七經」教育之遺澤，下繼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和四川國學院「保存國粹、弘揚國學」之傳統，文運隆盛，名家輩出。

川大人先後編撰出版了《漢語大字典》、《全宋文》、《中國道教史》、《儒藏》、《巴蜀全書》等重量級書籍，為中華民族「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

當前，川大人以入選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名單為契機，遵循「文化強國、文化圓夢」的理念，整合本校「儒釋道」學科優勢，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川大風格」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積極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一流大學。

本版稿件采寫 王彥東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 記者張崢

《儒藏》——千古儒學第一「藏」

2017年9月16日，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四川大學聯合主辦的「《儒藏精華》出版首發式暨紀念孔子誕辰2568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儒藏》最為精華的部分——《儒藏精華》260冊正式出版，全套精裝本《儒藏》650餘冊將於2018年完整推出。

《儒藏》編纂是有史以來首次對中國儒學的成果和史料進行系統收集和整理的大型文化工程，是中國儒學歷史資料集大成之作和儒學成果的總匯。

20世紀90年代初，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以舒大剛、郭齊、李文澤、刁忠民、楊世文、吳洪澤、尹波等為代表的川大學人以一種「替天地存正論」、「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編纂的設想，並於1997年立為四川大學重點課題。

四川大學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第一個提出修纂《儒藏》並付諸實踐的高等學府。

中華文化當代復興重要成果

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舒大剛教授作為首席專家領銜編纂的《儒藏》，被列為國家「211工程」「985工程」、山東省「十二五」「十三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重點項目以及中國孔子基金會、貴陽孔學堂「重大項目」。

預計收書5000餘種，文字總計約5億字，分裝約650冊。

《儒藏》編纂工作是一項承前啟後的大型工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20年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目前已經完成的《儒藏》「史部」274冊、「經部」89冊，全套精裝本《儒藏》650餘冊將於2018年完整推出，將結束中國有儒無「藏」的歷史，與《大藏經》《道藏》三足鼎立，為儒學當代重建奠定堅實的學術和文獻基礎，成為中華文化當代復興的重要標誌性成果。

儒學文獻的寶藏正閃耀奇異的光芒,它不僅照亮了歷史,也將照亮現在和未來。

結束中國有儒無「藏」歷史

盛世修文，中國社會經濟的大發展，黨和政府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高度重視，為《儒藏》工程的實施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四川大學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來,一直致力於對中國傳統文獻典籍的挖掘整理工作,先後承擔和完成了規模龐大的《漢語大字典》以及上億字的大型總集《全宋文》、大型類書《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叢書《三蘇全書》等國家和教育部的古籍整理課題,其相關成果在海內外享有盛譽。

20世紀90年代初，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初步完成《全宋文》（一億字）的編纂後，以舒大剛、郭齊、李文澤、刁忠民、楊世文、吳洪澤、尹波等為代表的川大學人以一種「替天地存正論」「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編纂的設想，《儒藏》於1997年被立為四川大學重點課題，後來相繼被列入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規劃、山東省「十二五」「十三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重點項目以及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四川大學走在《儒藏》編纂的前列,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第一個提出修纂《儒藏》並付諸實踐的高等學府。

獨創「三藏二十四目」體例

早在《儒藏》工程立項伊始，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儒藏》編纂首倡者、四川大學《儒藏》編纂首席專家舒大剛教授率先提出了自己獨特嚴謹的編纂體例——「三藏二十四目」。

經川大古籍所同仁反覆論證，「三藏二十四目」體系被正式確定為《儒藏》編纂體例。

獨具特色、自成體系的一套科學合理的編纂體例，既是《儒藏》的重大突破創新之處，也是《儒藏》得以圓滿完編的重要保證。

據舒大剛介紹，「三藏二十四目」體系，是把《儒藏》收錄的所有儒學文獻，分別歸入三個大部類即「三藏」，藏為部之別稱。

三部類即「三藏」，分別是儒經、儒論、儒史，即經部、論部、史部三大板塊。

「三藏二十四目」體例建構，既吸收了我國傳統目錄學分類的寶貴經驗，又成功借鑑了我國《大藏經》、《道藏》等大型專題叢書編纂的有益方法，同時，根據現存儒學文獻全面摸查調研的實際情況，結合儒學研究的現代需要推陳出新，最終形成為一套實用合理、自成體系的創新編纂體例。

早在2005年首批《儒藏》「史部」50冊成果出版問世之際，清華大學知名學者廖名春教授就根據既成實例，髙度評價《儒藏》工程的編纂體例稱：「在現今已有的種種《儒藏》編纂體例中，最早成型、最為系統、最成熟而且最為切實可行的，是四川大學古籍所的方案。

」

《巴蜀全書》——川版「四庫全書」

歷經七年，基本完成巴蜀古代文獻調查，收集各類文獻目錄1萬餘種，編輯出版系列圖書190餘種，階段性成果超1億字，發表古籍整理相關論文170餘篇，培養古籍整理碩士、博士、博士後共40餘人——這是被譽為川版「四庫全書」的《巴蜀全書》編纂七年來所取得的成績。

作為巴蜀首次對本地區文獻進行的規模最大、跨時最長、體例最新的整理和研究，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牽頭的《巴蜀全書》的編纂不僅為保存巴蜀文化的文明成果、傳承文化歷史起到了重要作用，還成為培養蜀學研究人才的新起點，為提升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貢獻了力量。

圓夢川版「四庫全書」

「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

」舒大剛教授和萬本根教授在《巴蜀全書》的前言中如是寫道。

據不完全統計，巴蜀古代文獻多達一萬餘種，現存五千部以上。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

歷史上，編纂有各類巴蜀文獻的總集、全集和叢書等，但這些書籍或局限於個人著述，或局限於家族作品，或局限於單篇文章，遠遠不是對整個巴蜀文獻進行的系統收集和整理，也沒有編成一部卷帙浩繁、具有集成性質的「巴蜀全書」。

從2007年起，四川部分專家就呼籲，要儘快啟動對巴蜀文獻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2010年1月，這一夢想成真，四川省將《巴蜀全書》的編纂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4月又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後又成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在四川文化傳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為推動《巴蜀全書》的編纂工作，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大學、四川省社科院等單位組建了編纂領導小組，部署了全省範圍內支援和啟動該工程的系列方案，集合了上百位專家，省財政還連續給予資金支持。

還原古籍真貌繁榮蜀學研究

現存用漢語言記錄的巴蜀文獻就超過了5000種，還有大量的巴蜀石刻碑文、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字文獻。

而近代對巴蜀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多分散在學術機構和個人手中，國家圖書館及四川省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也有部分收藏，《巴蜀全書》編纂者總是有一絲線索，就絕不放棄。

為擴大文獻的來源，還遠赴海外等地尋找資料，並與台灣四川同鄉會等籌劃複製台灣所藏巴蜀文獻資料。

舒大剛說：「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將消失的古籍呈現出來，還要進行嚴謹的校注、標點等工作。

」

《宋會要輯稿》校點本的面世就是這樣的標杆。

《宋會要輯稿》原書366卷，內容豐富、卷帙浩大，但文字錯誤繁多，向來難讀。

研究者劉琳教授等人經歷多年工作，撰寫校記3300餘條，糾正原書時間、非《宋會要》文字、錯簡條目、行款等錯誤數萬處。

《巴蜀全書》的編纂，直接推動了四川大學「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同時，也直接推動了當代蜀學的研究。

這幾年培養碩士、博士、博士後共40餘人。

舒大剛還邀請了美國、日本等國知名巴蜀研究專家加盟《巴蜀全書》的編纂，與台灣等地學者展開交流，以海內外合作拓寬視野，構建起巴蜀研究的宏大格局，形成巴蜀研究的學術高地。

他認為，「蜀學」既是學派的概念，也是文化的概念。

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立石室，推行儒化教育，使當時的巴蜀民風丕變，從此誕生了中國儒學的重要流派——蜀學。

清後期蜀學特盛，尊經書院、國學院的開辦，為四川培養了大批人才，如廖平、宋育仁、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等，都是引起全國性政治改革和學術轉變的領軍人物。

「蜀學」的一個顯性特徵就是包容開放而又不斷創新。

目前，《巴蜀全書》的編纂工作仍在繼續。

翻開《巴蜀文獻》扉頁，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題字道：「巴蜀文化，光垂萬世；巴蜀全書，澤被學林。

」舒大剛介紹，《巴蜀全書》的編纂還任重而道遠。

為提高公眾對《巴蜀全書》和巴蜀文化的認知度，《巴蜀全書》編纂組還將出版圖文並茂、雅俗共賞的插圖本《巴蜀文化》小冊子，真正讓巴蜀文化走進尋常百姓家，成為影響公眾的通識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