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綠樹環繞、層層掩映的老城區里，有一棟老樓，沒有門牌也沒有任何文字標識，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部就毫不起眼地坐落其中。

推門而入，二十多個藍色籮筐排列在地面上，剛出土不久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文物碎片覆蓋著大量墓葬內的泥土，靜靜地躺在其中。

碎片數以百計，最小的只有指甲蓋兒那麼大。

不足100平方米的金屬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好似一間化學實驗室，空氣中混合著泥土、石膏和藥水試劑的氣味，老舊的工業電扇呼呼吹著，四下的工作檯面上鋪滿了手術刀、竹籤、膠棒等。

修復好的瓶瓶罐罐整齊擺放在牆面立櫃中，黃綠色的文物囊匣更是隨處可見。

「文物一見光，我們就要負責到底。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護科技研究部主任呂良波說，「我們和博物館文物保護的區別在於，從文物出土時就要介入保護；文物出土後，要進行修復；修復完畢後，文物陳列展出或是入庫儲藏，甚至還要進行環境監測的預防性保護。

」在保護科技研究部里，涉及要保護的文物也不局限於像青銅器、鐵器、陶瓷器這樣的可移動文物，近幾年還逐步嘗試開展土遺址、木質文物等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

據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截至2017年10月31日）顯示，廣州市可移動文物共計177434件套，實際數量333572件，其中文物類176443件（套），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便有36149件（套）。

探墓

考古日常只有「刮土挖土」

近兩年，盜墓題材類的小說影視劇盛行不止，動不動便是「摸金校尉」、「精絕古城」、「九層妖塔」，盜墓活動甚至被渲染成一種「高大上」的探險行動。

那麼真實的考古挖掘究竟是什麼樣的？是否真的驚心動魄，有重重機關？

「實地考古挖掘嚴肅又枯燥，其實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風餐露宿，晴天太陽曬，雨天一身泥。

」呂良波笑著說，去年8月開始，歷時半年多的獅龍大道考古工地上，由於較為偏遠，近20名考古隊員便租住在附近民宅內，早上6點左右起床，簡單吃過早飯便趕往工地。

不到7點，每個人進到自己的探方，開始了忙碌的一天。

除了午間稍事休息，直至日落才收工。

晚上回去還要繼續整理當天的發掘資料，做第二天的發掘計劃。

在探方里的工作也並不驚險刺激，沒有機關，沒有石門，沒有祖傳的「尋龍訣」，更不像小說《盜墓筆記》般憑山水之勢判定古墓位置。

大部分的古墓都是土葬墓，考古隊員的日常就是「刮土挖土」。

所謂的刮土，是指為了更清楚地觀察和判斷遺蹟現象，考古工地需要不停地刮面，颳去表皮的干土、浮土，通過泥土的質地、顏色、形狀來判斷遺蹟和地層堆積，並劃出輪廓線。

刮土是項技術活兒，一般由工地上發掘經驗比較豐富、對遺址較熟悉的技工完成，刮面越細緻，對遺蹟分布的判斷越準確。

除了刮土，考古隊員還要解剖遺蹟、繪製遺蹟平剖圖，待記錄繪圖後，便到了起取器物的環節。

出土的文物大都斷裂破碎，並非小說或影視劇里展示的「上手即拿」。

呂良波說，強度較好的文物可直接編號後起取，對於脆弱文物，則採用「整取」等方法，用石膏包裹或其他方法對文物進行整取。

而且，出土的文物也並非是安好完整，大部分遺址地層出土的器物通常是一堆難以辨識的碎破爛，幾件甚至幾十件器物碎片等混雜在一起，需要送入實驗室一一辨認、拼接。

「文物提取是文物出土後的第一次移動，提取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以後的修復工作，做好了，事半功倍；做得不好，有些是搶救不回來的。

」呂良波說。

修復師用石膏補配一件黃埔茶嶺遺址出土的先秦新石器晚期的陶鼎。

神器

「洛陽鏟」其實只是鑽探工具

90後的林莉瓊是文保科技部的修復師，中山大學化學專業碩士畢業，在這裡工作了將近兩年，「在沒去工地以前，覺得考古就像小說中描述的探險挖寶，去後才發現沒有什麼神秘鬼怪，面朝黃土背朝天才是考古的日常。

」

不過，小說影視劇中的盜墓神器「洛陽鏟」，在現實中僅僅只是一個鑽探工具而已。

林莉瓊說，在實際發掘時還需要用到手鏟、竹籤等傳統工具，實地考古還引進了許多現代科技，如高精度的測繪無人機、RTK以及其他科技分析的儀器等。

22歲的袁琳芳是保護科技研究部年齡最小的修復師，工作一年多，主要負責修復，也經常去工地。

「當初看《盜墓筆記》時就覺得考古好恐怖，刺激又好玩，還能看到很多值錢的寶貝，填報志願的時候便選了文物修復專業。

」她笑著說，來這工作後才發現，小說跟現實根本是兩回事，「現實中的墓只是個土坑，大部分都是破碎的陶器、銅器和玉石器等。

」

近年來，隨著盜墓文學和影視作品的風靡，盜墓的違法性被弱化或掩蓋。

盜墓分子往往只會關心高價值的隨葬品，並不關注墓葬結構及隨葬品位置、組合等，而這些信息恰恰能夠反映當時人們的風俗習慣，如祭祀喪葬、禮儀宴飲等。

「盜墓分子的粗暴行為會將墓葬破壞，再無恢復可能，也就失去了了解歷史的重要線索。

」呂良波說。

相反，考古發掘是在保護和研究的前提下進行的，發掘過程要經歷清理髮掘、劃分地層、照相測量、登記繪圖、提取遺物等十幾道工序，每一步都必須嚴格按規程進行，容不得半點馬虎。

對出土文物會採取精心的保護措施，對碎陶片能修復的要力求復原，文物的最終歸屬是全部「上交國家」。

在考古學家眼中，無論是精美的青銅器還是破碎的爛陶片，都是記載著厚重歷史的無價之寶。

修復

特殊的「病人」與「醫生」

文物出土提取後，便被送進了實驗室，它們通常都是一堆「碎破爛」，滿身泥土，難以辨認。

沒有人知道，毫不起眼的它們在幾千年前是何模樣。

它們零散、破敗，靜靜地躺著，等待「文物醫生」的一雙巧手來還原。

「文物修復和治病救人是一個道理，中醫講究『望聞問切』，同樣適用於文物保護。

」呂良波說，在修復之前需要先對文物做「體檢」，研究它的材質、製作工藝、腐蝕機理、病害調查，根據文物各自的「傷勢」情況，採取不同的修複方案。

在修復過程中還要填寫「病歷」，做好文字、攝影攝像等方面的記錄，確保每一步都有樣可查。

實際修復則需要經歷數道工序，清理、加固、拼對、粘接、補配、上色等，唯有如此，碎成幾十片的陶瓷器才得以脫胎換骨。

在這些工序中，每一步都非常考驗耐心與細心。

比如在拼對中，需要依據碎片的形狀、顏色、紋飾和薄厚等大體分類，找到它所在位置，逐步拼接。

有的軟陶斷裂茬口在經過幾千年的泥土侵蝕後已磨損不清，陶片的位置難以確定，修復過程就會對照著出土原始照片來拼對，一片接一片，找尋它們原本的位置，在粘接過程中，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常常會碰到某陶片出現一點錯位，而導致器物拼接不成或者變形。

這種情況下需要慢慢調整，必要時還要拆下陶片重新粘接，有時要反反覆復調整、粘接才能成形。

蔣禮鳳幹這行已經有14年了，工作的時候她喜歡開著自己的老收音機，一邊聽著張學友的歌，一邊修補著手中的各類器物。

那一刻，似乎時間都變得快了起來。

「全都是碎片，你說煩不煩？但做這一行，不能發脾氣，因為你發完脾氣，這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蔣禮鳳拼過最難的一件文物是一件西周-春秋時期的夔紋陶大瓮，「拼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它有那麼大，我一個人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才最終完成。

」南都記者在整理間看到了這件大瓮，近70厘米高，體積巨大。

在實驗室，一般都是一人一物的原則，一個人負責一件器物從清理、加固，到拼對、粘接等所有環節，必要時還會與同事合作，或請教資深老師指導幫忙。

每當一件文物修復完成，都是修復師們最感覺榮耀的時候。

「修復好一件文物的感覺，不能用價錢來衡量。

」蔣禮鳳說。

中山五路出土的南漢波斯藍釉陶瓶修復前。

中山五路出土的南漢波斯藍釉陶瓶修復後。

困境

專業技術人才比文物還稀缺

就這樣，靠一塊一塊的拼湊，一筆一筆的描摹，一件文物才能最終以它們千百年前的樣子出現在人們面前。

保護科技研究部通常每年修復文物大約300-400件，如此龐大的工作量背後是專業人才的缺失。

據呂良波介紹，保護科技研究部共有10人，主力為正值壯年的80後，但幾乎有一半人是近兩年才招聘進來，還屬於生手。

而整個廣州市市屬文博單位專門從事保護修復的在編專業人員不超過20人，具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或高級職稱的修復人員更是屈指可數。

這個數字與廣州現存的文物數量不成比例，更不要說還不斷的有新的文物發掘出土。

「文物保護修復專業是一個文理交叉的學科，它涉及到歷史、考古、物理、化學、生物、環境科學、美術等各個領域。

」呂良波說，目前廣州地區並沒有大專院校設置文物修復專業。

前幾年，他們也嘗試過從廣州的大專院校招收完全沒有專業背景的學生，但培養起來非常辛苦，花了很長時間學生還是入不了門。

無奈之下，只能去其他省份招聘人才。

滿足了專業背景，最重要的還在於能忍受得了「磨性子」，「做文物修復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能吃苦，不怕累不怕髒。

」

「廣州市文物局等上級部門在資金和人員編制上面都給我們很大支持，但對於文物修復這個行業來說，比較突出的還是人的問題。

」呂良波表示，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復人員隊伍相對還是比較穩定的，但整個行業仍面臨著如何突破編制限制，引進、培養和留住人才的問題。

「我們有些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員，幹了三五年之後轉行或者自己開了工作室，主要是覺得待遇和上升渠道上沒有進一步的空間。

」

廣州大學城出土的漢代銅樽修復前。

廣州大學城出土的漢代銅樽修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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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修復師：自己動手挖寶貝、修寶貝，這種成就感什麼也比不了

27歲的修復師林莉瓊展示她正在修復的一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豆，這是今年1月在茶嶺遺址出土的器物。

由於茶嶺的出土器物多為碎物葬，部分器物豆或鼎會混在一起被提取出土，工作檯上的碎片中還混合著幾塊鼎的陶片。

「這件陶豆的燒造工藝較差，導致它的陶質強度特別低，一捏就碎，需要特別小心。

」對於工作近兩年的林莉瓊而言，修復的工序繁雜，需要學習的內容太多，這樣一件碎成數十塊的陶豆修復成完整器形，她需要大約一個月時間，而熟練的修復師一般一到兩個星期可完成，「我目前的修復水平還處於入門階段，還在不斷學習中。

」

22歲修復師袁琳芳雖然才工作一年多，但憑藉著高中的美術功底成為團隊中上色的一把好手。

她曾給中山五路出土的南漢波斯藍釉瓶上色，這件文物出土時有多個個體的碎片，但能修復的僅此一件。

「上色的難度主要在於有些器物的顏色不太好調出來，波斯藍釉瓶的顏色很獨特，花了很長時間才調的相近，但我覺得還不是十分完美。

而且有些器物有紋飾，為了上色後不突兀，在必要的情況下也要把紋飾畫出來。

」袁琳芳說，在文物修復中，她主要負責陶器，目前還處於拜師學藝階段。

考古文物修復工序繁雜，規矩多，不能改變文物原狀，又要讓每一步操作都可再處理，不是在工地上曬一整天，就是在實驗室里坐一整天。

儘管如此，這兩名90後的小姑娘並不覺得枯燥。

「能夠自己動手挖寶貝、修寶貝，這種成就感什麼也比不了。

」林莉瓊笑著說。

揭秘

為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安裝64個傳感器

2017年開始，保護科技研究部還對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開展本體保護的前期勘察工作。

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是目前世界上考古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構水閘遺址，於2000年在光明廣場大樓施工時被發掘。

在面世近20年後，2000多歲的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存在一定的病害，遺址中的木構件開裂、變形，土遺址產生裂隙、粉化剝落，有崩塌跡象，磚石文物表面泛鹽、被污染變色。

「出現這種情況與廣州的潮濕氣候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

」呂良波說。

有沒有辦法挽救？去年，保護科技研究部在與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諮詢論證後，整理、編制了一份《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本體保護前期勘察項目》的實施計劃，在初步地質勘察的基礎上，計劃對水閘遺址、環境、結構、水文地質等方面進行為期一年的監測，根據監測結果分析遺址各種病害的成因。

「我們根據遺址實際情況，一共安裝了64個傳感器，監測內容包括水文、環境、溫濕度等。

你可以想像一下住在ICU重症病人的樣子。

」呂良波說，監測儀器在2017年12月開始採集數據。

「接下來的工作主要是定期匯總與分析各項監測數據，同時開展遺址本體保護前期研究，並對擬採用的技術方法和材料進行多方案比選。

只有弄清楚木構水閘出現病害的原因和機理，才能通盤考慮對症下藥。

」呂良波說。

采寫：南都記者尹來實習生程小妹攝影：南都記者譚慶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