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兩千年歷史 續寫城市繁華

南越王宮遺址上的一個土柱上標著各個歷史時期的遺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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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國保」現狀調查①

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就文物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重要批示。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

過去30多年間，廣東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了一批文物，讓嶺南文明的記憶永駐在城鎮中、鄉村裡。

即日起，南方日報與廣東省文物局共同推出「廣東『國保』現狀調查」系列報導。

我們將目光瞄準廣東的「國保」單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提煉文物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廣東經驗」。

深讀 文化視點

「城市，你若把它視為一種精神，就會尊敬它、保護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視為一種物質，就會無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隨心所欲地破壞它。

」著名作家馮驥才說。

文物，承載著一座城市的記憶，延續著一座城市的歷史文脈，是一個城市的靈魂所在。

1992年1月24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福建日報》撰文《處理好城市建設中八個關係》，提出「八個關係」：上與下、遠與近、舊與新、內與外、好與差、大與小、建與管、古與今。

他說：「保護古城是與發展現代化相一致的，應當把古城的保護、建設和利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

聚焦擁有2200多年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廣州，30年經濟騰飛，無時無刻不在面對文物保護帶來的壓力。

在破解「古與今」「舊與新」的問題上，廣州留下了引人回眸的瞬間。

古與今

1.9億元保住廣州古城心臟

廣州老城區中山四路，車水馬龍，毗鄰著名商業街「北京路」，保護面積近5萬平方米的南越國宮署遺址正坐落於此。

在這裡，繁華與歷史只有幾步之隔。

遺址內不僅有南越國宮苑，還有從秦、漢、晉、南朝、隋、唐、南漢、宋、元、明、清到民國的遺蹟遺物。

這些遺蹟層層相疊，見證了廣州從未變更的城市中心，構成了一部記載廣州兩千多年發展的無字史書。

「當年的保護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參與該遺址保護工作的吳凌雲向南方日報記者回憶說。

這5萬平方米的保護範圍，曾作為城市商業中心被開發。

1995年，在該地塊中電信局建築工地的施工過程中，施工方在一個樁孔一次挖出了4件帶「萬歲」文字的瓦當。

考古專家們立即鎖定目標，認定此處可能就是南越王所在地。

「瓦當發現時，西安正在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

當時出席會議的國務委員李鐵映也十分關注，親自來信批示。

」吳凌雲回憶道，為使工地全面停工，考古專家與施工方多次協商，直到省、市領導最後拍板：「當時，市領導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廣州的高樓大廈不缺，缺的就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址！」

1997年，地塊中已被賣給某房地產商、計劃興建「信德文化廣場」大廈的工地，又有重大考古發現，南越國宮殿的曲流石渠遺蹟在這裡被揭開神秘一角。

預感遺址舉足輕重，廣州市政府「忍痛」作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斥資1.9億元贖回地塊，對遺址進行原地原狀保護。

「當時很多人都對政府的決策百思不得其解：花這麼多錢進行原址保護，究竟有多大意義？坦白說，我們心裡也沒有底。

」吳凌雲說。

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人們開始感受到當時按下「暫停鍵」的意義。

該遺址1996年被列為國家級文保單位，先後兩次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指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宮苑實例，是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精華所在。

從南越國宮署遺址的保護開始，廣州以文物保護政策法規的先行先試，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

1998年，廣州市政府發布《關於保護南越國宮署遺址的通告》，將遺址的保護、建設和管理納入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

這是廣州史上首次通過發布地方行政法規對歷史文化遺址加以保護。

不久，時任廣州市市長林樹森又提議在兒童公園內進行選點試掘，「如有發現，兒童公園立即搬遷」。

果不其然，南越國1號宮殿遺蹟在2000年初露端倪。

為兌現諾言，廣州市政府又出資3億元搬遷了兒童公園。

2012年11月，南越國宮署遺址被列入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的遺產點之一，未來，它很可能為廣州增添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2014年5月，遺址上規劃的南越王宮博物館全面開放。

「每時每刻站在這裡，都能感受到廣州這座大都市延綿不斷的血脈，感受到它雄勁勃發的歷史根基。

」南越王宮博物館館長全洪不無感嘆地說。

舊與新

高架橋在三元古廟前「拐彎」

隨著城市化進程，我們開始警惕「千城一面」，希望城市發展擺脫「洋有餘而古不足」的面孔。

在1961年公布的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一字號」文保單位是廣州三元里平英團舊址。

舊址設在三元古廟。

頂著「國保一號」的光環，文物保護工作者卻如履薄冰，面對與三元里古村落協調發展的難題。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急速發展，原計劃廣園路高架在三元古廟前上空經過。

對此，市文化局與文保專家們努力協調，讓高架橋在古廟前「拐彎」。

2005年，三元古廟門前獲批添建人行天橋。

消息一出，引起市民與文保專家反對。

為此，廣州市文化局與園林局果斷採取措施，將已經開挖的路面完全填封，天橋則移往「國保一號」東約60米遠的地方重建。

「最困難的是，要不斷協調與三元里村民利益的矛盾。

」廣州博物館館長李民涌告訴南方日報記者。

城市發展給三元里村民的致富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2003年，三元里村民開始編制城中村改造規劃。

根據村民的規劃設想，他們希望移動村內的一些歷史遺蹟，甚至在三元古廟的控制範圍內建起一棟數十層高的商業大廈。

這首先遭到了文物專家們的反對。

文物專家們認為，三元里抗英的歷史，不應僅僅是保護古廟，更包含了古村裡的家族公祠、古村落牌坊、三元里抗英紀念碑等一系列相關的歷史遺蹟。

早在1996年，「國保一號」就開始邀請文物專家做整體保護規劃。

歷時數年的改造方案，幾易其稿，仍未落實。

「國保一號」的保護規劃受制於三元里村的發展；三元里村的改造規劃也無法符合三元古廟的保護要求。

不過，李民涌卻發現，有強烈改造意願的村民們，開始表現出對文物的尊重。

「三元古廟裡用的大電視是村民贈送的。

每逢過年，村民們要在古廟舉行民俗活動，這也得到了館方的積極配合。

」李民涌說，雖有矛盾，但紀念館與村民們早成了可以坐下來談話的朋友。

「在保護與改造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李民涌認為，城市裡的文物保護應該做的細緻一點。

他一直期望，能最終磨合出一種解決方法，對三元里抗英的歷史遺蹟進行整體發掘、規劃、保護後，給村民帶來更長遠的利益。

「就像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獲得保護那樣，與上海時尚地標『新天地』相得益彰，最終還是能給那裡的居民帶來利益。

」

廣東經驗

城市文保要形成社會合力

現年82歲的林錦文，仍對20年前保護農講所的一幕記憶猶新。

1996年，廣州修建地鐵一號線，按照地鐵規劃，農講所的牌樓，要向後移進差不多40米。

這意味著農講所的格局將要縮小約1/4。

剛剛從農講所退休的他，心急如焚地寫信給國家文物局寫信反映情況，很快得到了廣州市有關部門的重視。

幾天後時任廣州市副市長陳開枝帶隊現場調查，當場拍板：「農講所不能移動或改建。

」

地鐵一號線為農講所繞行的一幕，讓我們看到廣州國際大都市應有的氣度。

「文物建築是不可再生資源。

如果我們每次都要等有了經濟實力，再來保護文物的話，恐怕將會是『子欲養而親不待』。

趁文物還在的時候，我們就該好好地保護起來。

」廣州市文物局文物資源處處長劉曉明如是說。

在劉曉明看來，城市建設絕不是「在白紙上作畫」：「文物不可以能遷走的都遷走，然後扎堆建設，現在我們更強調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

」

這些年來，一股來自民間的文物保護力量正在南粵大地湧現。

他們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普通市民，因文物保護的共識而走到一起。

在他們的呼籲下，紅園、南郊別墅等歷史建築，被列為文保單位。

在廣東，經過30多年的發展與磨合，社會正在形成文物保護的廣泛共識。

2013年11月，由省文物局籌建的「廣東省古蹟保護協會」正式成立，成為官方與民間共同保護文化遺產的新平台。

廣東不斷民間文保的熱情，從2014年開始，廣州設立「文物保護專項資金」，每年投入2000萬，用於對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的修繕和保養。

現代城市文明的標誌，不只在於高樓廣廈，更在於對歷史的一份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