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的南越國啥樣？考古先驅麥英豪揭開廣州秦漢遺址真容

麥英豪（1929—2016），廣東番禺人，考古學家、研究館員，廣州現代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的主要開拓者。

歷任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考古隊隊長、廣州博物館館長、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曾任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第一屆至第三屆理事、第五屆名譽理事，被授予廣東省勞動模範，獲全國文物博物系統先進工作者、鄭振鐸王冶秋文物保護獎個人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20世紀50年代，麥英豪發掘西村窯址；1975年，發掘秦代造船遺址；1983年任「廣州象崗漢墓考古發掘隊」隊長，主持發掘南越文王趙眜墓。

這些發現極大豐富了廣州古代史研究的實物資料，也使廣州的考古工作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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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洪

2016年11月28日，我國著名考古學家麥英豪同志與世長辭，享年88歲。

這位在廣州文博系統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曾自題：「六十年田野考古盡心盡力，一甲子三大發現留與後人。

」這是對麥英豪先生無私奉獻精神的最好詮釋。

一

麥英豪1929年3月出生於廣東番禺，廣州大學教育系肄業，1952年9月考入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開始田野考古工作。

1953年，他參加全國第二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為日後的科學發掘和研究打下了基礎。

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麥英豪與同事一道奔走於廣州市郊的基建工地之間，搶救發掘地下文物。

這些發掘豐富了廣州古代史研究的實物資料，也使廣州的考古工作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廣州與西安、洛陽等地一起成為全國「考古發現的重要據點」。

20世紀90年代以後，雖然麥先生不再擔任一般考古發掘項目的領隊，但他仍然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指導廣州重要考古項目的發掘和保護工作，如南越國宮署遺址和木構水閘遺址、南漢二陵、北京路千年古道遺址等。

麥先生的學術成就與貢獻使他成為當代廣東四大著名考古學家之一，其經歷也被收入《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

麥英豪（中）與夫人黎金（左）在文物普查現場

2015年7月下旬，麥先生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必須住院治療。

可是他根本就停不下來，自知是絕症，反倒安慰前來探病的人，說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9月底出院之後，麥先生除了每周兩個上午到醫院打針，其他時間全心投入工作，參加省、市各種專家會議，還往考古工地跑。

有時我看到他拖著疲憊的身軀，與老伴兒黎金相互攙扶走在道上，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也感到很是心疼。

有一次，我問時任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怎麼不論大小的會議、活動你都讓麥老參加？程存潔說，哪裡是我們請他，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尤其是廣州博物館新館、南漢二陵博物館等重大建設項目和廣州文博學會的事，他都是主動詢問，了解工作進展。

就我所知，那段時間，麥先生參加廣州市海上絲綢之路價值研究及展示、可移動文物普查、考古遺址保護、古建築維修等專家論證和諮詢會，涉及文博工作的方方面面。

2015年編輯出版的《廣州傳統建築壁畫選錄》，從選畫、設計到撰文、審校等，他幾乎全程參與。

麥先生在住院和回家調理期間，講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文物保護、考古發掘、人才培養，他從不談個人家事，更不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

2015年10月的一天，麥先生獲悉時任廣州市市長的陳建華將登門探望，立即通知廣州市各博物館館長一同前來，他讓大家有什麼問題，遇到什麼困難，直接跟市長講。

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讓陳建華讚嘆不已。

麥先生的個人生活十分簡樸平淡，對物質無所追求，不打牌，不看戲，沒有其他嗜好，所有時間都放在讀書、學習與研究上。

他們一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住過4個地方：剛參加工作時住在「農講所」臨時宿舍；1968年年底搬到西湖路文物倉板間房；1988年回遷西湖路才住進樓房；2000年分到了公務員小區的住房。

20世紀90年代末，廣州市文化局給麥先生配備了一輛轎車，可他一次也沒用過，70多歲還騎自行車上下班。

1990年，我隨麥先生到北京編排《西漢南越王墓》考古發掘專刊，這部報告將隨葬器物放到各墓室敘述，與以往將出土遺物統合起來按質地分類介紹的做法不同，體例上有所創新。

各墓室結構、功能逐一介紹，分別介紹各部分的清理經過、室內概況和隨葬器物。

這樣的編排，可直觀地看到下葬時的行為意識，充分顯示各墓室的不同功能。

報告編寫由麥英豪和黃展岳總負責。

出版社聽到一些對報告體例不同的看法，麥先生向關注此問題的同行解釋，認真地與責任編輯溝通，耐心介紹不同體例的優缺點。

後來，《西漢南越王墓》獲得多項國家級成果獎，還獲得讀者投票選出的20世紀文博考古最佳圖書、20世紀最佳考古發掘報告。

二

麥英豪一生最得意的貢獻莫過於主持廣州秦漢三大遺址的發掘與保護工作。

秦造船遺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國御苑和宮殿遺址為廣州三處秦漢大遺址，其重要性無可置疑。

麥英豪在南漢康陵發掘現場

據《史記》《漢書》記載，秦漢時期嶺南發生過三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是秦始皇派遣五軍統一嶺南，二是漢初趙佗據有嶺南建立南越國，三是漢武帝滅南越國，嶺南大地回歸漢帝國的版圖。

三大遺址就是這三個重大歷史事件所遺留下來的最重要遺蹟，考古發現與兩千年前文獻記載的史事完全吻合。

三大遺址的原址保留，既是考古成果，又是留給廣州人民的寶貴文化遺產。

在保護這些考古遺址和建設博物館過程中，發生了不少動人故事，體現出麥先生的擔當與智慧。

秦造船遺址自1974年被發現後經過3次發掘，已清理出3座船台，南側則是造船木料的加工場地。

遺址地層明確，秦造船遺址與南越國的文化層之間覆蓋一層山崗土。

據此判定，南越池苑下面的造船遺址應是秦代，這就表明，秦代的番禺已有相當規模的造船能力和先進的技術。

更重要的是，此為秦始皇用兵嶺南的物證，也是嶺南首次可確認的秦代遺址。

1993年，廣州市文化局提出利用此地段引進外資，在造船遺址旁興建文化廣場。

當時的設想是將遺址發掘後建博物館原地保護，並納入到文化廣場中。

1997年，投資方看到隔鄰的長話局工地發現南越國遺蹟致使大樓停建，便主動提出在其建築地盤內先開展考古，視發掘結果裁奪。

最後，此地果然發掘出完整的南越苑池的曲流石渠遺蹟，項目就此停建，地塊交由文物部門籌建博物館。

象崗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數量大，品類多，有些文物甚至是嶺南僅有、全國罕見的。

出於考古工作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避免像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曾侯乙墓那樣搬離原址留下的遺憾，麥先生萌生了在原址建博物館的念頭。

發掘結束後，麥先生邀請了當時省、市黨政部門主要負責人參觀出土遺物，所有參觀者都被這批二千年前的文物珍品所震撼，均贊同墓室原樣、原地保護，就地籌建博物館，以便更好地保護和展示這批瑰寶。

麥先生更為南越國宮署遺址的發掘、論證和保護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力排眾議，迎難而上，終使該遺址得到原址保護，並建立遺址博物館，在全國樹立了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的又一典範。

1995年7月，廣州市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建設工地挖出南越國時期的「萬歲」瓦當，顯示這是一處重要的南越遺址。

那時，大家總體的文物保護意識還比較薄弱。

建設單位非但沒有停止建設，還加緊施工，與考古工作搶時間和空間。

在文物主管部門的支持下，麥先生一改以往考古工地不讓外人參觀、不對外宣傳的做法，一方面及時向市政府、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報告，一方面請省市政府領導到工地參觀。

麥先生深知，個人的力量是不足夠的，於是請來建築大師莫伯治院士、中山大學歷史學家張榮芳教授、人類學系考古學家曾騏教授等，以及眾多資深媒體人到現場，共同討論遺址的性質，請媒體配合宣傳，及時讓市民知道和了解重大考古發現的價值和意義。

1995年9月8日，全國文物工作會議在西安召開，麥先生以特邀代表和會議專家組成員的身份出席。

會上，宿白和徐苹芳等老先生認為，廣州發現的南越國遺蹟非常重要，便讓麥先生「搶先發言」，把廣州的最新發現和困難問題第一時間提出來。

會場上，麥先生把發掘現場的照片、發掘簡訊等資料送到時任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桌前，並報告說：「在廣州老城區發現了一處大遺址，初步認定是南越國宮署的石構遺蹟。

今天上午，我已接到廣州兩次打來的長途電話，工地上發掘方與建設方矛盾激化，雙方人員幾乎打起來了。

」

李鐵映當即指示，請廣東省及廣州市的相關負責人「務請關注，依法保護」。

這次會議專家組有10多位，當天的會議上，他們支持麥先生的搶先發言，取得了預期效果，因此考古界戲稱為「十長老鬧西安」。

隨後，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到工地現場考察，與多位省市領導交換意見。

專家們從歷史、建築、考古、文物保護等多方面分析了這次發現的價值及意義，促使市政府最後決定，在建的大樓基礎工程停工，由文物部門擴大發掘，遺址必須原址、原狀、原地保護好。

麥先生經常跟我們講：要想宣傳取得成效，首要得自己先吃透、吃准遺蹟的價值，以及遺蹟在今時當地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這些內容要讓人民群眾知曉，更要讓上級領導知曉，這是作出遺址保護決策的關鍵所在。

南越國御苑遺蹟清理出來之後，麥先生又邀請各級領導赴發掘現場參觀視察，讓他們了解，在廣州已發現的古代文物史跡中，南越國宮署遺址的重要性無可替代。

如今，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王墓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遺產點，準備2018年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這些成果都與麥先生的多年努力分不開。

三

1985年，廣州文物博物學會成立，麥先生任會長。

幾十年過去了，在麥先生及多位領導的努力與影響下，廣州文博系統的總體格局已基本形成，大致可分為田野考古、文物史跡、流散文物和博物館等專業。

大家既分工明確又互相協作，各個領域都有人才湧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7年，為配合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申遺」工作，廣州市委宣傳部和市文化局組織專業人員對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史跡及文獻資料進行收集和梳理，編撰出《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三卷本。

麥先生擬定了「考古」「史跡」「文獻」三個部分的框架，並同大家一起討論提綱。

在麥先生的建議下，廣州博物館彙編《文獻輯要》，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編寫《地上史跡》，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與南越王宮博物館合編《考古發現》卷。

《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成為目前有關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史跡資料最為翔實、全面的彙編。

麥英豪編撰的書籍。

麥先生以其豐富的閱歷，觀察和考察青年才俊，並根據每個人的志趣指導他們開展研究工作。

他積極扶掖後輩，不怕得罪人。

比如，《南越宮苑遺址1995、1997考古發掘報告》就是由年青一代的李灶新擔綱編寫的，而我們這些參與發掘的「老大哥們」只是負責協助工作，難免會有意見。

麥先生不落俗套，只要有利於工作，有利於人才培養，就不畏物議，委與重任。

當然，他交代了工作，並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更加嚴格要求。

2008年夏，麥先生請來劉慶柱、黃展岳、高崇文、張榮芳等秦漢考古和歷史研究高手指導報告的編寫，這對年輕人是很大的鼓勵。

近年來，麥先生又囑託易西兵對南越國史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著手編寫出版專著《南越國考古發現與研究》。

麥先生平易近人、誨人不倦，積極培養和提攜後輩，但遇到不符原則之事則會嚴厲批評。

2016年春，廣州某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修復工程驗收專家論證會，由於設計人員從園林而非文物角度整飭遺址，遭到專家們的一致批評。

當麥先生聽設計人員說做得不好可以重來時頓時發怒：「這是浪費納稅人的錢，這麼輕描淡寫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與會的人回憶說，從沒見過麥老這樣發火，簡直是「排山倒海」啊！

麥先生並非古板無趣之人。

他愛與大家一起談論事情，遇到問題共同商議。

操一口「五羊牌」普通話、土生土長的他對廣州美食頗有心得，還燒得一手好菜。

麥先生拿手的都是家常菜，絕無高檔食材，紅燒肉、芋頭蒸豬肉、面豉（豆醬）蒸魚頭等。

但是，吃他做的飯絕非動動筷子那麼簡單。

餐桌上，大家經常要圍繞考古進行討論，然後決定某事可做，最後再分工，各自領受任務。

好幾本書的選題策劃都是這樣在席間確定的。

四

《中庸》有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作為對麥先生努力工作、取得成就的回報，他光榮入選《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

廣東一共有容庚、商承祚、梁釗韜和麥英豪四位學者入傳。

前三位是中山大學名教授，也是麥英豪景仰的前輩。

對此，麥先生既自豪又不安，他總說，自己是不能與這些老先生比肩的，這不是他個人的榮譽，是學術界對廣州考古工作的認可與褒獎。

麥先生曾多次跟我說，1998年，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在廣州論證南越國宮署遺址的重要性，並指出，「這是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精華所在」。

他對此讚不絕口：「這是徐苹芳先生歸納的，真是高明，我就做不到了。

」

2000年春，我們在廣州兒童公園考古發掘南越1號宮殿遺蹟。

時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對這一發現評價很高，稱其為「東方的龐貝」，他對來發掘現場調研的時任廣州市市長林樹森說：「這是南越國的『中南海』。

」

一句話，一個簡單的例子，讓聞者即刻領會到遺址的價值所在，促使市領導下決心搬遷兒童公園，用於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

麥先生多次舉這個例子，是要求我們學習老專家們看問題透徹，精準歸納的本領。

在南越王宮遺址博物館的建設過程中，當文物本體保護遇到問題時，麥先生總是謙遜說，自己只是考古專業，對文物保護是外行，一定要多聽專家意見。

對於保護工程會破壞一部分遺址的特殊情況，他用「斷小指還是斷小臂」表達了自己的糾結心情，既希望能夠分毫保全，又希望公眾受益。

但當遇到問題需要麥先生這位廣州文博權威專家表態時，他義無反顧，堅決支持多數人的意見，抓緊時間完成任務。

為適應新形勢，麥先生建議成立廣州考古研究院，建設考古文物保護基地。

2013年，他又率先提出，在南漢二陵博物館的設計中，將考古遺址、博物館、公眾考古活動中心、文物庫房、標本室、實驗室和考古資料圖書室合於一體。

為此，他還通過給市領導寫信以及面談等方式，大力鼓與呼。

2016年10月，麥先生病情加重再度入院，但他最牽掛的還是南漢二陵博物館、廣州博物館新館和南越國史研究中心的建設。

遺憾的是，這位為廣州考古事業殫精竭慮的老者未能看到這些項目的建成。

回顧麥英豪的一生，就是無私、奉獻的一生。

他為社會貢獻良多，對後輩熱情相助，排難解困，傳道授業。

廣州文博系統的大多數專家都得到過他的指導和幫助。

麥先生逝世後，不少受其教益的人發自內心地呼喊：痛失良師！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思想對廣州的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具有重要的開拓和指導意義，廣州文博系統的同行們會銘記一代宗師——麥英豪。

作者簡介：全洪，文博研究館員，南越王宮博物館館長。

198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專業。

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得到麥英豪先生指導，言傳身教，獲益良多。

大學畢業即參加南越王墓發掘報告的整理，1990年隨麥英豪先生到北京編排報告，參與出版事宜。

參加和主持過南越王宮署遺址、南漢二陵等50餘項考古發掘，參與和主編《西漢南越王墓》《西漢南越王墓玉器》《南海神廟古遺址與古碼頭》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