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盜墓賊,日本人在中國盜竊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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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長期覬覦中國優秀文化資源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對中國進行文化掠奪的國家之一。
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便根據顧問九鬼隆一的《戰時清國寶物收集辦法》,頒布了《敵產管理法》,要求對被占領國圖書文物的「搜集」。
民國期間,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其侵華的動機之一,就是掠奪中國財富,大量的中國文物被搶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國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國,其國內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無不藏有中國寶物,如果沒有幾件像樣的中國古玩「鎮館」,那就不是博物館。
從清末開始,日本人就有計劃在中國境內進行盜掘活動,成批有雙征身份的日本考古專家、歷史學者進入中國,在學術研究的旗號下,對中國境內,特別是東北境內的古墓古遺址進行盜掘。
他們在中國的盜掘活動,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專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關野貞、竹島卓一、池內宏、田村實造、小林行雄、鳥山喜一、三上次男、駒進和愛、黑田源次、鳥村孝三郎、齋藤武一、田中堯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國境內盜掘的經歷。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又稱亞洲文物陳列館,是日本博物館中展出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也是日本掠奪亞洲國家文物的證據。
博物館工作人員佐佐木說,整個博物館大約有10萬件藏品,其中,來自中國的藏品大約有1萬件,除了日本本國展品外,就中國展品最多了。
東洋館的第二層可以說就是中國專館,一共五個陳列室,其中四個為中國考古,剩下一個是中國繪畫書法。
這些頂級文物中不少是中國宋元明時代的繪畫與書法。
在「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中,僅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4幅作品就被列為「日本國寶」,禁止拍照。
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員就會責令刪除照片。
其餘珍貴繪畫還包括南宋馬遠的《洞山渡水圖》,明代朱端的《寒江獨釣圖》,清代趙之謙的《花卉圖》等。
而書法作品則囊括了黃庭堅、朱熹、趙孟頫、八大山人、鄭燮等名家。
北京人頭蓋骨,這個世界級的珍寶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青銅器卷(部分珍品)
商代《猛虎食人卣》
戰國時期、公元前5世紀蟠螭紋鎛
商代青銅器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玉器卷(部分珍品)
良渚文化豬形刻紋玉鉞鐓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漆、陶、瓷器卷(部分珍品)
元代嵌鏍鈿龍紋漆盤
戰國彩釉壺
唐代三彩雙龍耳瓶
南宋官窯瓷碗
清雍正·景德鎮窯·粉彩梅樹紋盤
明萬曆景德鎮窯五彩龍牡丹紋瓶
宋代建陽窯曜變天目茶碗(單品,舉世無雙)
15世紀青花束蓮紋大盤(景德鎮窯)
清乾隆·景德鎮窯·紅釉瓶
清乾隆·景德鎮窯·青花紅彩蝠雲紋壺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書畫卷(部分珍品)
北宋·宋徽宗《鴨圖》
北宋·趙昌《茉莉花圖》
北宋·趙令穰《秋塘圖》
南宋·李安忠《鶉圖》
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李迪《蜻蜓花狸》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馬麟《梅花小鳥圖》
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牧溪法師《觀音猿鶴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馬遠《洞山渡水圖》
南宋·馬遠《寒江獨釣圖》
南宋·馬遠《松鶴高士圖》
南宋·佚名《林檎花圖》
南宋·佚名《牧牛圖》
宋·汝志《雀籠圖》
南宋·夏圭《山水圖》
南宋·夏圭《湖畔幽居圖》
南宋·法常《芙蓉圖》
南宋《無准師範像》(宋代肖像畫代表作,明清前無一幅肖像畫可出其右)
南宋·毛益《蜀葵戲貓》
南宋·毛益《萱草戲狗》
南宋·佚名《白桃小禽圖》
元·丁野夫《幽溪聽泉圖》
明·朱端《寒江獨釣圖》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最接近書聖原本的摹本,現藏日本宮內廳)
王羲之《大報帖》唐代精緻摹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收藏的趙孟頫書法局部
世說新語卷
《菩薩處胎經》五貼(人世間手手相傳的最古老的經卷,也可能是世上僅存的西魏墨跡)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造像卷(部分珍品)
唐代寶慶寺如來三尊佛龕
隋代金銅造像如勢至菩薩立像
唐代天龍山石窟第21窟如來像
後漢·公元1-2世紀·中國山東嘉祥縣畫像石局部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其他(部分珍品)
漢倭奴國王金印
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傳世的唯一五弦琵琶,日本皇家收藏的最珍貴寶物)
參照《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公開資料,對1900-1945年間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主要盜掘活動,統計如下——
1902年,大谷中亞考察隊開始在新疆活動,這次主要調查克孜爾石窟和庫木吐喇石窟,盜取了一部分壁畫。
1905年,鳥居龍藏在旅大地區作過初步考古調查的基礎上,深入整個遼東半島以及東北的大部分地區活動,進行盜掘。
盜掘活動一直延續到1911年。
1906年,大谷中亞考察隊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國西北地區活動,開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魯番「調查」,盜取中國文物。
1906-1907年,東京帝國大學關野貞在河南鞏縣和洛陽地區活動,調查龍門石窟,陝西漢唐陵墓,以及山東的漢畫像石,盜取中國文物。
1909年,橘瑞超在樓蘭遺址附近發現的一個城址上,竊取「李柏文書」。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濱田耕作在旅順刁家屯等地盜掘漢墓。
1918年關野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活動,「調查」當地古代建築、陵墓和佛教藝術,盜取中國文物。
1922年,常盤大定在河北邯鄲一帶活動,「調查」附近始鑿於北齊年間的響堂寺南北石窟,盜取中國文物。
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由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約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馬衡、沈兼士等,在東京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會。
以聯合考察名義,盜掘旅大地區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後中國學者陸續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原田淑人主持盜掘了旅大地區牧羊城遺址,同時「調查」了牧羊城周邊的古墓。
1931年原田淑人與參加這一「調查」的學生駒井和愛,還合撰了《牧羊城》一書。
同年5月,在濟南附近的臨淄縣,盜得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
1931-1934年,由原田淑人帶隊,池內宏、鳥山喜一、駒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負責,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寺廟殿堂址1處、門址2處、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處亭榭址、1處殿址及外城牆垣。
還對渤海國大型石室墓「三陵墓」進行了簡單的清理和盜掘,盜走了一批中國文物。
後原田淑人後與學生駒井和愛合撰《東京城》一書,於1939年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五冊出版。
1933年,日本人盜掘了顧鄉屯地點,並「調查」了遼代帝陵,為日後盜掘作準備。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紅山一帶盜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銅器,包括一些掠奪來的文物,先後贈給日本帝國大學的上治寅次郎、東亞考古學會。
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為首的「滿蒙調查團」進入赤峰,在紅山周圍挖掘了幾座石棺墓,將所有的文物標本悉數盜走,運回日本。
同年,日本山中商會老闆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盜取中國文物。
1934年,關野貞、竹島卓一等盜掘遼上京遺址、遼中京遺址、慶州府遺址、永慶陵,盜獲了包括永慶陵壁畫在內的一批中國文物。
1935年,三上次男在內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盜獲了一批中國古陶瓷標本。
同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再次「調查」遼慶陵,後寫出了《林東古蹟踏查記》一書。
同年夏初,濱田耕作率領東亞考古隊對內蒙古赤峰紅山後遺址,進行了長達21天的發掘。
其中被掘居住遺址2處,墓葬31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紅山後》一書。
1935-1936年,濱田耕作、池內宏在中國東北集安盜掘通溝高句麗壁畫墓,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到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和龍門石窟一帶活動,盜取中國文物。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金上京遺址(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盜走出土中國文物。
鳥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遺址盜掘過。
同年,園田一龜對黑龍江阿城縣金上京會寧府遺址進行大規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對內蒙古中部和東部的歷史文化遺蹟進行了「考察」,盜走了大量中國文物偷送回日本,併合作出版了《內蒙古高原橫斷記》一書。
日本在華盜掘多以正當名義進行,圖為清政府頒發給橘瑞超由吐魯番赴焉耆的護票
1937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從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軍侵占的山西大同,對雲岡石窟進行「調查」和實測,盜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岡上的北魏佛寺遺址和陽高漢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帶學生駒進和愛,先在平壤樂浪土城「調查」;7月到達元上都遺址,進行盜掘活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兩人合編有《元上都》。
同年11月,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帶活動。
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多次進行挖盜。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盜走大批中國遼瓷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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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民國時期,都盜竊了我國哪些文物,有些已經成為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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