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民國時期，都盜竊了我國哪些文物，有些已經成為了「日本

在民國期間，最活躍的頭號外來盜墓賊，當是日本人。

日本是長期覬覦中國優秀文化資源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對中國進行文化掠奪的國家之一。

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便根據顧問九鬼隆一的《戰時清國寶物收集辦法》，頒布了《敵產管理法》，要求對被占領國圖書文物的「搜集」。

民國期間，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其侵華的動機之一，就是掠奪中國財富，大量的中國文物被搶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國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國，其國內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無不藏有中國寶物，如果沒有幾件像樣的中國古玩「鎮館」，那就不是博物館。

由於有了這項「侵略國策」，日本軍人在中國境內是無惡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國文物當戰利品送給日本皇室。

旅順口東面黃金山下的唐代崔訴鑿井題名碑刻，這是原存於東北地區的惟一唐碑。

在20世紀初，侵占旅順的日本海軍司令富岡定恭便將之盜走了，並作為占領旅順口的紀念禮物掠運回日本，獻給了天皇。

此物現存放於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皇宮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內，碑亭正面的石桁上還刻著「唐碑亭」三字楷體亭名。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各部專門配備了「文物搜集員」，他們受過專門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

每占領一地，「文物搜集員」便對當地文物古籍進行全面搜刮。

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大肆盜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瘋狂進行的。

日本人在集安境內的盜掘活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為此，日本派遣各種「考察團」，分赴各地區對文物、書刊等進行搜索和甄別。

除了軍方以外，日本還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國圖書文物的專門機構，如「滿鐵調查部」、「中國中部占領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以及設在日本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等等。

還有一些所謂的學術團體，如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日本東亞文化協會等等，專門在華從事文物掠奪和破壞的所謂「研究」。

從清末開始，日本人就有計劃在中國境內進行盜掘活動，成批有雙征身份的日本考古專家、歷史學者進入中國，在學術研究的旗號下，對中國境內，特別是東北境內的古墓古遺址進行盜掘。

其中有兩個時間節點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

前者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後中國東北地區成了日本盜墓賊的樂園；後者暴發了「盧溝橋事件」、國都南京淪陷，此後，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所有被占領區都能見到日籍盜墓賊的身影，中國成是日本盜墓賊的天堂。

他們在行盜時，手段和名義很多：或以「探險」為名，如大谷中國探險隊；或以「學術考察」為名，如鳥居龍藏在中國境內的活動；或以中日「聯合考察」為名，1927年濱田耕作等人在中國旅大地區的盜掘活動；或以「旅行」為名，如由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帶隊分別帶領的三個日本「學術旅行隊」，在江浙地區的盜掘活動……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義，在中國境內進行公開盜掘活動。

如1935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調查」遼慶陵；1938年，「奉天國立中央博物館」館長三宅悅宗、齋藤武一帶領「考古隊」，盜掘撫順遼金時代土城遺址；由帝國東京大學等高等學術機構，以東亞考古學會名義派出的各種「考古隊」在中國境內的盜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拿中國活人作毒菌試驗、進行活體解剖一樣，日本人也把中國的古墓古蹟當作他們的考古實驗對象和教學實習基地。

他們在中國的盜掘活動，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專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關野貞、竹島卓一、池內宏、田村實造、小林行雄、鳥山喜一、三上次男、駒進和愛、黑田源次、鳥村孝三郎、齋藤武一、田中堯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國境內盜掘的經歷。

日本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盜，想怎麼挖就怎麼挖；能盜多少就盜多少，連墓中隨葬的果子、點心都要盜走，是國際大醜聞。

有日本學者後來公開辨稱，他們在華行為是科學的考古活動。

試想，如果中國學者到日本，你們能允許他們這麼「隨便挖」麼！

1972年，新疆考古專家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編號為72TAM225的墓葬發現了一幅絹繪伏羲女媧精美畫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

上半部哪去了？後來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內呢。

原來，當年日本人在西域盜掘時，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頭像的上半部。

這樣的例子很多。

位於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國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1988年被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裡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榮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盜過，後來共和國的考古工作者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仍發現了大量的重要文物。

如果是日本人當年是科學考古，是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事情的。

從清末到民國三十四（1945年）宣布投降，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盜掘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

日本人勢力範圍內、日占區的古墓古蹟，幾乎全讓日本人光顧了。

至於日本人到底在華盜掘了多少座古墓，至今無確數。

僅被「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盜掘的，就有不少。

在當年，中國幾成日本人的考古實習基地，中國的古墓古遺址成了日本人的菜園子，想挖就挖。

日本人在集安境內的盜掘活動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日本人在集安高句麗盜掘了很多高句麗古墓，如五盔墳12號墓，被日本人盜掘後，編為「馬槽冢」。

日本人為什麼將之稱為馬槽冢？就是因為墓中壁畫上有廄舍畫。

據相關考古報告，此墓早在1937年6月，被日本人黑田源次所盜掘。

黑田源次盜掘經過，僅見於零星報導，材料迄今未見公布。

墓中壁畫因為保護不善，已遭到了嚴重破壞。

1962年春，吉林省博物館集安考古隊在洞溝地區進行普查時，對五盔墳12號墓進行了清理、實測，並會同集安縣文物管理所加以維修。

第12號墓的封土為黃色黏土，現高4米6，周長90多米。

從外表看，原來當呈截小方錐形。

清理時發現，封土下面而列一圈石塊，共有9塊，都1米見方，墓門向西南。

地宮分南北二室，各有墓門甬道。

圖：五盔墳12號墓壁畫臨摹

圖：五盔墳12號墓壁畫臨摹

高句麗五盔墳與5號墓，被日本人編為「四葉冢」一樣。

上文說過，為什麼日本人編出這號？也是因為他們從墓中挖出了「金銅四葉」。

其中，上文章中提到的「日本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在集安盜墓並非初犯，早在清末民初時，濱田耕作便盯上了中國境內豐富的文物，曾帶隊對中國境內的古墓、古遺址進行過盜掘——

1909年（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11月，日本人內藤虎次郎發表《敦煌石室發現物》；月底，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史學會舉行第二屆年會，隨後受京都帝國大學派遣，濱田耕作與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等五人一起，赴中國北京參觀由甘肅調往北京的敦煌遺書，回國後舉行報告會，鼓吹中國發現珍貴無比的經卷與古文書的重要信息。

圖：日本人從敦煌盜得大量中國文物，圖為運送車隊

1910年（宣統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至1912年（民國元年，日大正元年），濱田耕作在旅順刁家屯等地，對當地漢墓進行盜挖。

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以往中國棺槨多是木質，石棺、陶棺都也不時有發現，但「磚棺」卻很少見，濱田耕作在刁家屯便發現了磚槨墓，並推定是漢墓。

圖：旅順漢墓中出土文物

1925年（民國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9月，發起組織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的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約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馬衡、沈兼士等中國學者，希望中日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會」。

次年，此學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濱田耕作的目的，筆者認為，就是借聯合之名，讓盜掘行為變成合法的考古活動。

圖：大連甘井子漢墓考古

1927年（民國十六年，日昭和二年）4月，濱田耕作帶著「東亞考古學會」來到旅大地區（今大連），中日共同發掘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

覺得不對勁，中國學者後來陸續退出。

中國學者的退出，並沒有影響日本人的「考古」情緒，他們繼續挖。

「九·一八」事變後，整個東北都被日本人挖了。

圖：貔子窩老照片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在盜掘高句麗墓葬的同時，濱田耕作帶領「考古隊」以東亞考古學會的名義，盜掘了赤峰紅山後古文化遺址，盜掘時間長達21天。

「考古隊」在紅山後對屬於紅山文化的兩處遺址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石棺墓」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紅山文化時期房址上的灶坑等遺蹟，收穫了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的青銅器。

圖：盜掘的同時，日本人乾脆明搶中國文物

北京人頭蓋骨，這個世界級的珍寶，二戰時被日本搶掠，至今下落不明。

據說藏在日本皇宮的地下室里。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又稱亞洲文物陳列館，是日本博物館中展出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也是日本掠奪亞洲國家文物的證據。

博物館工作人員佐佐木說，整個博物館大約有10萬件藏品，其中，來自中國的藏品大約有1萬件，除了日本本國展品外，就中國展品最多了。

東洋館的第二層可以說就是中國專館，一共五個陳列室，其中四個為中國考古，剩下一個是中國繪畫書法。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青銅器卷（部分珍品）

商代《猛虎食人卣》

戰國時期、公元前5世紀蟠螭紋鎛

唐代海硯紋銅鏡（被列為日本「國寶」）

商代青銅器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玉器卷（部分珍品）

良渚文化豬形刻紋玉鉞鐓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漆、陶、瓷器卷（部分珍品）

元代嵌鏍鈿龍紋漆盤

戰國彩釉壺

唐代三彩雙龍耳瓶

南宋官窯瓷碗

南宋·吉州窯 12-13世紀·梅花天目盞

18世紀景德鎮窯出品的藍釉粉彩桃樹紋瓶

清雍正·景德鎮窯·粉彩梅樹紋盤

明萬曆景德鎮窯五彩龍牡丹紋瓶

宋代建陽窯曜變天目茶碗（單品，舉世無雙）

16世紀染付鶴紋大盤

15世紀青花束蓮紋大盤（景德鎮窯）

清乾隆·景德鎮窯·紅釉瓶

清乾隆·景德鎮窯·青花紅彩蝠雲紋壺

這些頂級文物中不少是中國宋元明時代的繪畫與書法。

在「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中，僅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4幅作品就被列為「日本國寶」，禁止拍照。

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員就會責令刪除照片。

其餘珍貴繪畫還包括南宋馬遠的《洞山渡水圖》，明代朱端的《寒江獨釣圖》，清代趙之謙的《花卉圖》等。

而書法作品則囊括了黃庭堅、朱熹、趙孟頫、八大山人、鄭燮等名家。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書畫卷（部分珍品）

北宋·佚名《竹塘宿雁圖》

北宋·宋徽宗《鴨圖》

北宋·趙昌《茉莉花圖》

北宋·趙令穰《秋塘圖》

南宋·李安忠《鶉圖》

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李迪《蜻蜓花狸》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馬麟《梅花小鳥圖》

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牧溪法師《觀音猿鶴圖》（被列為「日本國寶」）

南宋·馬遠《洞山渡水圖》

南宋·馬遠《寒江獨釣圖》

南宋·馬遠《松鶴高士圖》

南宋·佚名《林檎花圖》

南宋·佚名《牧牛圖》

宋·汝志《雀籠圖》

南宋·夏圭《山水圖》

南宋·夏圭《湖畔幽居圖》

南宋·法常《芙蓉圖》

南宋《無准師範像》（宋代肖像畫代表作，明清前無一幅肖像畫可出其右）

南宋·毛益《蜀葵戲貓》

南宋·毛益《萱草戲狗》

南宋·佚名《白桃小禽圖》

元·丁野夫《幽溪聽泉圖》

明·朱端《寒江獨釣圖》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最接近書聖原本的摹本，現藏日本宮內廳）

王羲之《大報帖》唐代精緻摹本

王羲之《妹至帖》唐代摹拓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收藏的趙孟頫書法局部

世說新語卷

《菩薩處胎經》五貼（人世間手手相傳的最古老的經卷，也可能是世上僅存的西魏墨跡）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造像卷（部分珍品）

唐代寶慶寺如來三尊佛龕

隋代金銅造像如勢至菩薩立像

唐代天龍山石窟第21窟如來像

後漢·公元1-2世紀·中國山東嘉祥縣畫像石局部

被日本擄掠的中國珍貴文物——其他（部分珍品）

漢倭奴國王金印

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傳世的唯一五弦琵琶，日本皇家收藏的最珍貴寶物）

參照《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公開資料，對1900－1945年間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主要盜掘活動，統計如下——

1902年，大谷中亞考察隊開始在新疆活動，這次主要調查克孜爾石窟和庫木吐喇石窟，盜取了一部分壁畫。

1905年，鳥居龍藏在旅大地區作過初步考古調查的基礎上，深入整個遼東半島以及東北的大部分地區活動，進行盜掘。

盜掘活動一直延續到1911年。

1906年，大谷中亞考察隊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國西北地區活動，開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魯番「調查」，盜取中國文物。

1906－1907年，東京帝國大學關野貞在河南鞏縣和洛陽地區活動，調查龍門石窟，陝西漢唐陵墓，以及山東的漢畫像石，盜取中國文物。

1909年，橘瑞超在樓蘭遺址附近發現的一個城址上，竊取「李柏文書」。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濱田耕作在旅順刁家屯等地盜掘漢墓。

1918年關野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活動,「調查」當地古代建築、陵墓和佛教藝術，盜取中國文物。

1922年，常盤大定在河北邯鄲一帶活動，「調查」附近始鑿於北齊年間的響堂寺南北石窟，盜取中國文物。

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由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約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馬衡、沈兼士等，在東京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會。

以聯合考察名義，盜掘旅大地區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後中國學者陸續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原田淑人主持盜掘了旅大地區牧羊城遺址，同時「調查」了牧羊城周邊的古墓。

1931年原田淑人與參加這一「調查」的學生駒井和愛，還合撰了《牧羊城》一書。

同年5月，在濟南附近的臨淄縣，盜得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

1931－1934年，由原田淑人帶隊，池內宏、鳥山喜一、駒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負責，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寺廟殿堂址1處、門址2處、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處亭榭址、1處殿址及外城牆垣。

還對渤海國大型石室墓「三陵墓」進行了簡單的清理和盜掘，盜走了一批中國文物。

後原田淑人後與學生駒井和愛合撰《東京城》一書，於1939年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五冊出版。

1933年，日本人盜掘了顧鄉屯地點，並「調查」了遼代帝陵，為日後盜掘作準備。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紅山一帶盜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銅器，包括一些掠奪來的文物，先後贈給日本帝國大學的上治寅次郎、東亞考古學會。

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為首的「滿蒙調查團」進入赤峰，在紅山周圍挖掘了幾座石棺墓，將所有的文物標本悉數盜走，運回日本。

同年，日本山中商會老闆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盜取中國文物。

1934年，關野貞、竹島卓一等盜掘遼上京遺址、遼中京遺址、慶州府遺址、永慶陵，盜獲了包括永慶陵壁畫在內的一批中國文物。

1935年，三上次男在內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盜獲了一批中國古陶瓷標本。

同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再次「調查」遼慶陵，後寫出了《林東古蹟踏查記》一書。

同年夏初，濱田耕作率領東亞考古隊對內蒙古赤峰紅山後遺址，進行了長達21天的發掘。

其中被掘居住遺址2處，墓葬31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紅山後》一書。

1935－1936年，濱田耕作、池內宏在中國東北集安盜掘通溝高句麗壁畫墓，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到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和龍門石窟一帶活動，盜取中國文物。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金上京遺址(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盜走出土中國文物。

鳥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遺址盜掘過。

同年，園田一龜對黑龍江阿城縣金上京會寧府遺址進行大規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對內蒙古中部和東部的歷史文化遺蹟進行了「考察」，盜走了大量中國文物偷送回日本，併合作出版了《內蒙古高原橫斷記》一書。

日本在華盜掘多以正當名義進行，圖為清政府頒發給橘瑞超由吐魯番赴焉耆的護票

1937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從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軍侵占的山西大同，對雲岡石窟進行「調查」和實測，盜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岡上的北魏佛寺遺址和陽高漢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帶學生駒進和愛，先在平壤樂浪土城「調查」；7月到達元上都遺址，進行盜掘活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兩人合編有《元上都》。

同年11月，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帶活動。

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多次進行挖盜。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盜走大批中國遼瓷標本。

翡翠作品 jaadee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