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部「石破天驚的偉論」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56種

《中國哲學史大綱》基於胡適先生在美國留學期間的博士論文，內容涵蓋了從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開端到古代哲學史的終結。

胡適認為中國哲學史萌芽於西周，成型於春秋時期，終結於秦漢時期。

本書分為十二篇，由編寫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意義開始，後探究古代哲學結胎的事情，之後由孔子老子的哲學講起直到荀子韓非，最後由於秦漢時期懷疑主義、功用主義、一尊主義和迷信的盛行導致中國古代哲學的終結。

梁啓超在一場演講中評此書：這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

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總說一句，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內容，真偽難辨。

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為信史。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的中國古史的內容採取了拒絕的態度。

這部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

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框架。

胡適此舉產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適以開闊的視野指出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進而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作了階段劃分，最後就研究哲學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審定與整理作了分析。

他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

闡明這一系列學術研究的規範，胡適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沒，並且有些內容直到今天仍然產生著一定的影響。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筆名胡適，字適之。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

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

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

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

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

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範式性的變革。

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啓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蔡元培給此書以很高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

胡適本人自信的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

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

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

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哲學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國當時整個的文化思想領域。

就史學界而言，這部書除了在使用了證明的、分析的、系統的等研究方法而給予當時的史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啟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的啟蒙作用。

人們開始從中認識到，歷史學必須建立在有所依憑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礎上，摒棄杜撰和編造，只有追求歷史的真實，才是科學的歷史學。

因此，後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範、典型、典範、劃時代意義的書，也可以說，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代史學的基本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