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與實驗主義的交鋒

摘要:在20世紀中國的史學史上,唯物史觀史學和實驗主義史學的針鋒相對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特徵。

著名唯物史觀派史學家翦伯贊在一生的史學活動中,對實驗主義史學的批判是至為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20世紀上半期唯物史觀派與實驗主義史學派交鋒和沉浮的縮影。

翦伯贊對實驗主義史學的批判,主要源於兩大學派歷史觀以及由此衍生的治史方法的差異,政治立場上的對立也在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唯物史觀史學和實驗主義史學都並非中國傳統史學內在理路發展下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和實驗主義都是在20世紀初由西方傳入中國的舶來品,新的科學方法的引入體現了近代史學對科學化的追求,為從乾嘉學派中走出的中國現代史學披上了現代化色彩。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先入為主的實驗主義史學藉由對傳統史學的改造性貢獻,成為中國史學領域的主流,而在社會史論戰中同樣高舉「科學主義」歷史旗幟的唯物史觀派,則是以對實驗主義史學派批判的姿態登場的。

自1930年唯物史觀派的開山人物郭沫若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向實驗主義史學主帥胡適公開宣戰為始,對實驗主義史學的批判被納入唯物史觀派史學活動的重要內容。

但就整個民國時期而言,唯物史觀派儘管在不斷地成熟壯大中,卻始終未能占據史學界的中心。

一直到1955年,中國大陸展開大規模的「胡適批判運動」,已在1949年後躍居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觀派對實驗主義史學的批判達到高峰,這也「意味著學界向民國學術路線的集體公開告別」(王學典:《近50年的中國歷史學》,王學典、陳峰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8頁。

)。

在唯物史觀派陣營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要奠基人之一的翦伯贊是對實驗主義史學批判較為著力的一位。

翦伯贊的史學事業如許冠三所言:「其總取向不外乎批鬥『資產階級』史學,清理傳統史學,並在批判繼承的原則下發展切合中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惟各特定時機之關注焦點,則隨客觀形勢和政治任務的要求而易。

」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嶽麓書社,2003年,第423頁。

)綜覽翦伯贊一生的史學活動,這一總結可謂切准、精闢,許冠三所說的「資產階級史學」主要就是指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

翦伯贊在治史生涯中對胡適這位實驗主義史學的主帥斷斷續續的批判,固然源於治史理念的差異,然而這種差異又始終以政治立場的敵對為底色,政治觀念上的攻訐與對學術觀點的批判往往雜糅在一起。

一

翦伯贊對胡適的第一次批判,即發表於1937年3月1日上海《世界文化》雜誌上的時事評論《讀胡適〈新年的幾個期望〉之後》,這是一篇與學術討論無關的政治批判。

以此為肇端,以後的幾次批判無不是「惟各特定時機之關注焦點,則隨客觀形勢和政治任務的要求而易」。

抗日戰爭爆發不久,長沙新知書店於1938年出版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這本書有著強烈的抗戰救亡的政治訴求。

他在「序言」中說:「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我們決沒有閒情逸緻埋頭於經院式的歷史理論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觀上,這本書正是為了配合這一偉大鬥爭的現實行動而寫的。

」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序)》,《翦伯贊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頁。

)此書在總結中國社會史論戰成果的基礎上,密切聯繫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系統闡釋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相對應的是批判「隱藏在民族統一陣線理論與行動陣營中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等等有害的傾向」(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序)》,《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7頁。

),對實驗主義史學理論的批判即包含其中。

儘管他並不否認實驗主義史學在史料考證上的貢獻,然而他所警惕的是實驗主義對中國史學玄學化的負面影響。

1940年發表在重慶《讀書月報》上的《中國歷史科學與實驗主義》(後更名為《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一文,更加深入系統地批判了胡適實驗主義的歷史觀。

這一次的點名批判與胡適政治影響力的上升不無關係。

胡適於1938年被蔣介石任命為駐美大使,此後胡適便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代言人四處發表演說。

隨著他在國際外交中影響力的提高,他在國內文化界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尤其是當時的青年學生,「甚至把他作為文化偶像加以崇拜」 (張傳璽:《翦伯贊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1頁。

)。

這勢必造成胡適實驗主義學術思想的流布深廣,為國民黨推行文化上的反動政策提供了學術支持。

胡適在1942年9月卸任駐美大使後,將很大精力投入到《水經注》的研究中,考證圍繞著《水經注》的校勘成果而發生的戴震、趙一清、全祖望之間究竟誰偷竊了誰的研究成果這麼一樁學術公案,其間他所做的考據工作運用的便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在胡適看來,考據學和杜威哲學一樣,都是科學的思想和方法,考據學的「無信不征」「實事求是」與實驗主義史學的重事實、重證據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對於考據學方法的運用,可以說早在20年代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就已經做了技術上的實驗。

1947年,胡適由美國回國,蔣介石任命他為北京大學校長。

不可否認,胡適出任北大校長不僅來自於官方指定,更受到國內上層知識界尤其是老北大學人的擁護。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在知識界尤其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力很大,而這一時期「他的俗世地位已達到了巔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學術界的領導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

說他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其確切涵義是指他並無實質的勢力,但有巨大的影響」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81頁。

)。

胡適的思想主張及其學術傾向對青年學生有著不可低估的引導力,翦伯贊寫作《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動傾向》一文正是出於對這種學術導向的警惕。

乾嘉學派視史料的考證與整理為治史的全部任務,實驗主義史學在承接其考據方法的同時連帶著對治史目的設定也一併接收。

翦伯贊將這一復古傾向稱為中國史學向前發展中的一個反動:「古典學派已腐爛至此,何以復古運動者還要提倡他呢?這就是因為這個學派具有迴避現實,學以為學的傳統,足以愚弄青年,僵化青年。

他告訴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為了致用,而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從歷史上吸收經驗與教訓,而是昏迷於廢紙堆中,不省人事。

」對此他有著預言般的宣告:「我要正告復古運動者,今天的青年,已經不是乾嘉時代的青年,他們是不會被玩弄的。

他們對於專制獨裁的暴政,不是容忍,而是反抗,他們決不會從鬥爭的前線退到『時代的後院』。

」( 翦伯贊:《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動傾向》,《翦伯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頁。

)

翦伯贊對胡適的最後一次批判是對1954年中國大陸「胡適思想批判」的積極響應。

這是一場由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所引發的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政治運動。

這場運動聲勢浩大,波及面極廣,胡適在大陸的絕大多數朋友和學生都參與了對胡適的批判。

這場批胡運動因《紅樓夢》研究而發端,又因胡適是新紅學的奠基人,因而《紅樓夢》研究成為這場政治運動的主戰地。

翦伯贊於1955年發表《論18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一文,既是對此前鄧拓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觀點的呼應,更是有針對性地對胡適紅學研究的批判。

在這場批判胡適的運動中,政治因素的介入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環境,學術批判成為政治攻擊的手段,由於在政治運動的語境下存在被動驅使的因素,很難明晰地判斷批判者的主觀態度。

但是翦伯贊與當時批胡運動中的主流聲音不同的一點,就是他並不認可別人所評價的胡適的歷史知識很淺薄,甚至有蔑視他的意思,認為這類估計過於低下。

翦伯贊這一時期對胡適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對胡適的史學思想以及學術影響力透徹了解的基礎上的,與他在1949年前對胡適的批判一以貫之,並非完全是政治形勢下的敷衍迎合。

面對唯物史觀派的挑戰,實驗主義史學派往往無動於衷。

就翦伯贊對胡適的幾次批判而言,胡適也從未作出任何回應,但這並不會降低翦伯贊批判胡適的熱情。

政治立場的對立使得唯物史觀派將實驗主義史學作為「資產階級史學」「反動史學」來看待,翦伯贊多次批判胡適,均與胡適本人對政治積極而又深切地介入有關,然而這也只是一個外在推動,治史理念的不同才是翦伯贊將實驗主義史學看作反動文化的關鍵所在。

二

唯物史觀史學與實驗主義史學說到底是兩種史觀的對立,因此對實驗主義歷史觀的批判在翦伯贊的批判中占據了很重分量,這是所有分歧和所有批判的源頭所在。

對歷史觀的批判首先涉及的是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性的認識,這是歷史觀中的「元問題」。

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一書是站在歷史哲學的高度闡釋唯物史觀的,「歷史的實踐性」這一部分不僅肯定了歷史發展的客觀性法則的存在,而且強調了歷史法則對未來歷史發展的實踐性意義。

翦伯贊後來在《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中更進一步說明:「歷史首先是現實的人類生活之發展。

而這種歷史的實在性,是離開人類意識而客觀地存在著的,不是人類的主觀觀念決定他的發展傾向,而是他的發展傾向決定人類的主觀觀念。

固然人類可以創造歷史,但人類不能依照其自己的意願創造歷史,而只能順應歷史之客觀的傾向創造歷史。

」 (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翦伯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頁。

)這段闡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唯物史觀派對於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共同認識。

胡適對歷史發展客觀性的認識體現在他的「實在論」中。

他在《實驗主義》一文中這樣表述:「(歷史)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

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

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

」(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存》(二),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本,1921年,第106頁。

)他特彆強調主體在對歷史客體的認識中所發揮的能動作用,並且能動性被認為在認識客體的過程中占據主宰地位,於是歷史的客觀性就被消解了,取消了歷史的客觀性也就取消了歷史的本體。

在胡適看來,歷史的發展並無客觀的規律性,而是由人們的主觀觀念決定的。

如翦伯贊評價的那樣,胡適將歷史看成是觀念的構成,人們可以依據各人不同的觀念,為所欲為地創造自己所願意看到的歷史。

但這樣一來,「所謂現實的歷史,好像是不曾有過,歷史只是神奇的觀念、範疇、原則、理性之連續的積累,歷史科學,只是系統地依照這種原則去排列存在於人類頭腦中的幻想而已」(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103頁。

)。

在翦伯贊看來,「主觀的觀念,不但不能創造現實的歷史,而且他本身也是歷史的創造物」,就實驗主義本身來說,「也是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時代的歷史基礎上所產出來的一種市民層唯利是圖的意識形態」( 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翦伯贊全集》第3卷,第26頁。

)。

胡適認為歷史是觀念的產物,所以他才會特別重視歷史上「特殊個人」的價值,強調精英在社會發展中的歷史作用。

對此,華崗曾批判道:「觀念論者把社會意識從社會存在中獨立出來,而且過分誇張觀念或意志的創造機能,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只是觀念或意志的獨立作用,與少數英雄豪傑之理想的實現……須知科學的歷史觀,並不否認偉大人物的思想行動對歷史的重大作用,而且還承認他們對歷史的創造作用；但在究極上,總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存在。

」 (華崗:《中國歷史的翻案》,《華崗選集》第2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01頁。

)同樣,翦伯贊也並不否認這些「特殊個人」對於歷史之主觀創造的作用,但「這種主觀作用是被規定於歷史發展之客觀的規律」 (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翦伯贊全集》第3卷,第32頁。

)。

這一點是為胡適所認識不到的,他極其強調歷史發展中的偶然性因素,文學革命的發展就被他歸結成一件「偶然加上偶然的事體」,認為「天下大事,大都是這樣偶然的」(《胡適講演集》(中),胡適紀念館,1970年,第440頁。

)。

他的「偶然論」在論及「特殊個人」在歷史上的出場時也同樣帶有偶然色彩,「在胡適看來,一個國家的命運,乃至整個世界的命運,全繫於個別人物的偶然產生的念頭和偶然的一個舉動」 (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93頁。

)。

認為歷史是觀念和偶然性的產物,強調少數英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這些都使得胡適關於歷史發展的認識具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

與對歷史客觀規律性的認識承接而來的是關於歷史進化的理論。

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中的「對中國歷史形勢發展之各種不同的見解及其批判」部分,針對以往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歷史自始至終都是建基於封建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錯誤認識,提出了唯物史觀對於中國歷史形勢發展的見解:「我們根據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根據中國具體的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也和世界其它文化民族的歷史一樣,經過了一系列發展的諸階段。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176頁。

)這在胡適看來卻是武斷的認識。

對於歷史的發展,他有著自己的進化觀念:「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

」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59頁。

)胡適認為中國歷史從遠古到現在沒有「質的變化」,只有時間的推移,他把中國歷史以時間前後為準則,分為「古代」「中世」「近世」,而「古代」又是春秋以前除外的古代,「中世」是唐以後。

翦伯贊認為此種歷史劃分實則「暗示中國歷史只存在著一個封建社會的時代」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176頁。

)。

胡適關於歷史進化的理論不僅體現在對歷史發展階段的認識上,而且還決定了歷史研究內容的界定。

翦伯贊對此指出,在這種歷史進化論的指導下,歷史學只需研究「這個社會怎樣一點一滴的和平的進化到了現在。

而且也就只准到『現在』為止,對於歷史之未來的發展傾向,是不許研究的」( 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翦伯贊全集》第3卷,第27頁。

),這也成為胡適主張用和平進化來代替革命突變的「改良主義」的理論根據。

唯物史觀派因著對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在古史研究中主張「釋古」。

翦伯贊在《中國史綱》第一卷的開篇中,就將神話傳說與人類社會發展時期做了對應的解說,說明他對於古代的神話傳說是信賴的態度,如他在《中國史綱》第一卷的「序言」中說:「我以為神話與傳說,決非好事者之憑空謊造,而皆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據。

換言之,它們都是歷史上之一個突出的片斷之記錄。

不過傳之既久,由於言語異音,文字異形,便難免訛偽百出。

」( 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翦伯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頁。

)

實驗主義史學對古史的態度則抱持懷疑態度。

早在1919年,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由老子、孔子講起的做法就已經為實驗主義史學的古史研究定了基調。

而顧頡剛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認識和乃師胡適一樣,在對中國古史的研究上,「既不相信神話傳說,而又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絕對出土的古代遺存之考證,因而,使得他對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舊神話變成新神話而已」(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177頁。

)。

「中了實驗主義的毒」的顧頡剛因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主張而被公推為「古史辨」派的掌門人,可以說實驗主義史學對古史研究最大的貢獻是「疑古」,「疑古運動或『古史辨』運動是實驗主義史學在古史領域的集中體現」 (陳峰、湯艷萍:《唯物史觀史學與實驗主義史學的衝突——以李季為個案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

不過,翦伯贊對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也並非完全否定,他認為顧頡剛「在中國古史這一籠統的題目之下,作了一些舊神話的新解釋,這對於中國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翦伯贊全集》第6卷,第177頁。

)。

同樣是在《中國史綱》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認為在「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學的階段」,疑古派的辨偽學和金石學、考古學有著同樣的貢獻。

以他對實驗主義史學批判的態度來看,其評價之公允還是難能可貴的。

三

「『實驗主義史學』之所以能在當時產生重大影響,不在它的歷史觀,而在它的方法論。

」 (蔣俊:《中國史學近代化進程》,齊魯書社,1995年,第65頁。

)誠然,胡適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很多著述中談到的「歷史的方法」和「歷史的態度」。

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就關於「歷史的方法」指出,任何一種制度或學說都不是孤立的東西,都可看做一個中段,一頭是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其自身發生的效果；上頭有其祖父,下頭有其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便再也逃不出去了。

胡適將這種「歷史的方法」稱為「祖孫的方法」,這種方法確是教人懂得了用「歷史的眼光」來研究歷史,進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胡適認為,古史上的故事的演進,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做中心的「母題」,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使這個故事一天一天地改變面目。

(胡適:《〈三俠五義〉序》,《胡適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第685頁。

)「歷史的眼光」則將後世的附會、增加層層剝去,「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到現在的樣子」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存》(二),第83頁。

),所以他又將此方法比作「剝皮主義」。

可以說,這一方法對近代史學觀念的轉變影響很大,顧頡剛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就是深受其啟發而提出的。

儘管這種方法對史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對這種通過事情的因與果讓事實自明的方法,唯物史觀派學者卻不能認同。

翦伯贊在《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中說:「實驗主義者所謂因果律是沒有看見各現象的整個聯結及其交互作用的……他們不理解歷史現象之整個性與複雜性,他們把因果性當作規律性的唯一形式。

他們就用著這樣的方法去片面地,零碎地,孤立地去解釋歷史上的諸現象,從而歷史在他們眼前,便變為『斷爛朝報』。

」而中國哲學的「前因後果」在胡適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卻無從尋覓,在翦伯贊看來變成了「一個前無祖先,後無子孫的神奇的東西了」。

( 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翦伯贊全集》第3卷,第30、31頁。

)

另一位唯物史觀派學者李季針對《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史學方法論做過具體剖析。

胡適將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歸為三點:「明變」「求因」「評判」。

「明變」即「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求因」即「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這兩點正是「歷史的方法」在具體研究中的應用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胡適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9頁。

)。

李季認為,「舉凡思想的變遷與歧異絕非隨意形成,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而胡適的 「明變」只聚焦于思想本身,犯了「用唯心論作解釋的毛病」。

對於胡適的「求因」,他批駁指出,「不從階級著眼,偏從個人的才性著眼,是棄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從社會基礎的經濟入手,偏從空洞的時勢入手,是棄其根本而取其枝葉；不從實際生活中去找線索,偏從思想學術中去找線索,是棄其重者而取其輕者」。

總之,在他看來,胡適的求因,未抓住根本之因,所求的 「只是胡博士主觀上的 『因』」。

(李季:《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神州國光社,1932年,第233、234頁。

)然而,胡適絕不會認為他犯了捨本逐末的錯誤,而是認為由他觀念論的歷史觀出發,所求出的正是根本之因。

可見,歷史觀的不同根本性地決定了方法論的差異,這一點深刻體現在兩大史學流派對治史目的完全不同的設定上。

翦伯贊《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動傾向》一文著重批判的正是實驗主義史學固步於史料的考證和整理的治史目的。

在翦伯贊看來,史料的整理與鑑別是研究歷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並不等同於歷史,即使史料的整理也需要科學的方法,「沒有正確的方法,則雖有史料,也不會成為說明歷史的資料,『正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沒有方法,不但不能寫成歷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這是因為「(史料)像礦石一樣,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

沒有採礦學的知識,雖身入寶山,也只有空手而回。

今日的古典派即使據有寶山,也是枉然」( 翦伯贊:《正在泛濫中之史學的反對傾向》,《翦伯贊全集》第4卷,第13頁。

),而唯物史觀科學的方法卻能由其中發掘出中國史發展的規律、過程及其傾向。

唯物史觀史學與實驗主義史學的方法論分野,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上也有所體現,如古代鐵器研究就是一個顯例。

胡適、顧頡剛的研究雖然也涉及鐵器的時代問題,但所關心的是「將古器物學的成績轉化為古史研究的材料,藉助它來想像和重建古人的生活,發揮補史證史的功效。

建立古物年代與古書年代、古史年代的關聯,使古物與古書、古史相互印證,乃其重要一環」。

而唯物史觀對鐵器問題的介入使「考古」轉變為「釋古」,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率先在研究路徑上將社會經濟史視角引入對鐵器的研究,將生產技術形態的發展與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聯繫起來。

有了郭沫若做示範,後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侯外廬等人都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鐵器與社會生產發展和歷史變革的關係做了進一步解讀。

到40年代,翦伯贊《中國史綱》等通史撰述已藉由鐵器研究探討社會經濟形態的演變,「古器物學路徑以『考』為主,而社會經濟史取向則必須由『考』而『釋』,不但要釐清歷史現象和歷史事實,而且要加以說明和解釋,追尋背後蘊含的歷史意義。

這種鐵器史研究的升華,不啻為鐵的再發現」。

(陳峰:《唯物史觀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鐵器研究》,《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何)止是鐵器研究,唯物史觀的引導對20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也有著開闢之功。

可見,同樣的史料在不同歷史觀和研究方法的指導下,作出的文章竟是如此不同。

但是實驗主義史學家又為何僅僅自滿於史料考訂的狹窄範圍呢?表面的治學旨趣之不同,其根源還在於歷史觀的差異,即實驗主義史學家根本不承認有歷史本體的存在,不承認歷史發展存在客觀規律性,歷史學在他們那裡變成了取消歷史本身的「歷史學」 (胡繩:《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棗下論叢》,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7頁。

),所謂的「求真」也只是針對史料本身而言的,專注的是歷史記錄,而非歷史的本真。

傅斯年1930年左右在北京大學的講義稿《史學方法導論》中下過斷語:「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學便是史料學」。

顧頡剛也認為:「我對於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 (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冊,景山書社,1926年,第273頁。

)。

正因如此,顧頡剛將「古史辨」最終變為「古書辨」 (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13頁。

)。

胡適對弟子治史的指引也可略見一斑,他曾對攻治明史的吳晗提出忠告:「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

」(《胡適復吳晗》(1931年9月12日),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76頁。

)可見,胡適在治史的終極目標上是志在考據而不在著史。

以1920年的井田制辯論為例,胡漢民、廖仲愷由經濟史的角度去辨明井田制實施的真相,而胡適所要考察的只是井田論的演變史,至於井田制本身,「他不只未曾甚至無意認真探討它的有無,更不用說它原本是個什麼樣子了」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第181頁。

)。

唯物史觀派的治史方法對人類社會演變普遍法則的運用是為實驗主義史學家所排斥的,這一點在童書業與唯物史觀派學者的正面論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翦伯贊對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的批判雖未得到胡適的回應,但激起了童書業的強烈反應,在《民國日報》的《史與地》上發表《時代思潮與史學》予以反擊。

他結合李麥麥、翦伯贊、呂振羽等人具體的史學研究批判道:「史學的研究是需要客觀的精神和態度的,不能先定好一個主觀的教條,然後到史料中去搜求證據,來證明這教條。

現在的唯物史觀者大多(當然不能說完全)是以教條為本,史料為副,展開著『六經皆我註腳』的作風。

」他認為這種教條式的運用「本來不是史學,這是一種新宗教經典的注釋。

它的是與非,是以符合經典的原義與否為決斷,而不是以符合歷史的真相與否為決斷的。

把它當作史學看待是『誣』,站在史學的立場上與它辯論的是『愚』,只有把它認為一種時代思潮和一種宗教哲學,才是最公平的看法!」( 童書業:《時代思潮與史學》,《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中華書局,2005年,第752—757頁。

)對普遍法則教條式的運用確實是唯物史觀派發展早期的缺陷所在。

翦伯贊在1938年出版的《歷史哲學教程》中,對那些「把具體的歷史事實去遷就其抽象的公式」或「把抽象的公式當做具體的歷史」的「圖式主義」理論家也深表不滿,甚至認為是對馬克思學說的「背叛」。

但童書業並未將史觀學派當做正宗史學和科學方法來看待,而是視之為一種宗教哲學和時代思潮,抹殺了史觀學派在史學研究領域中的合法性地位。

對實驗主義史學的批判,翦伯贊主要停留在理論層次上的剖析,他對實驗主義史學的理論缺陷往往能一針見血地作出論斷,但因缺乏結合具體史學作品的細緻分析而又有失空泛、不夠貼切。

在批胡運動中,有了《紅樓夢》研究為載體,翦伯贊方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區別出兩大學派在學理上的差異性。

民國時期的歷史研究是否涉及對社會背景的分析,常被視作評判唯物史觀學派的標準之一,翦伯贊則反其道而行之。

他認為以往的《紅樓夢》研究之所以被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所歪曲,而沒有得到正確的科學分析,是因為胡適「企圖抽出《紅樓夢》的社會背景,抽出它的時代精神,從而取消它的思想內容,並以此否定思想和客觀存在的關係,否定思想意識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否定社會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對思想的決定作用」(翦伯贊:《論18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翦伯贊全集》第4卷,第576頁。

),所以胡適才會認為《紅樓夢》是「空中樓閣」,是「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進而對《紅樓夢》的主題作出是一部自然主義作品,「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 胡適:《〈紅樓夢〉考證》,亞東本《紅樓夢》第三版,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第50頁。

)的概括。

翦伯贊結合《紅樓夢》中提供的史料,通過對18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情況的分析,得出《紅樓夢》創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下的結論。

他充分將唯物史觀運用於對這部古典小說的分析,因為思想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所以作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作品中反映他所生活其中的社會,這包括社會的經濟情況和階級關係,《紅樓夢》的作者正是在新的歷史因素的影響下反映了正在成長中的新市民階層的要求,這是他對《紅樓夢》主題作出的結論。

他說:「我們研究《紅樓夢》,決不是像胡適一樣,只是考證作者的事跡、生卒年代和這部書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考查這部作品的時代背景。

我的這篇論文就是試圖研究這個更重要的問題。

」(翦伯贊:《論18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翦伯贊全集》第4卷,第577頁。

)這其實是對實驗主義史學在歷史觀上不承認主觀觀念是歷史的創造物,在方法論上崇「求真」重證據、拘泥於微觀研究的雙重批判。

四

唯物史觀史學和實驗主義史學之所以較之傳統史學令人耳目一新,如前文所述,正是有了科學方法的介入。

唯物史觀史學和實驗主義史學在踏入史學領域時都自命「科學的歷史」,而恰是這一點又不為對方所認可。

胡適在為自選的《胡適文選》所做的「自序」《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針對當時「中國思想最大的毛病」,給他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提出了三點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胡適全集》第4卷,第673頁。

)。

這種「明目張胆」的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哲學的挑釁,自然會引起唯物史觀論者的強烈不滿。

胡適自己對實驗主義作出過評價:「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

」 (葛懋春、李興芝:《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217頁。

)他所標榜的這一科學方法確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澤所言,在「史料整理上」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吳澤:《中國歷史研究法》,峨眉出版社,1942年,第9頁。

),然而在中國現代史學上的建樹也並沒有超出史料學範疇,當然這也符合胡適對史學研究本就設定的範圍。

可以說,唯物史觀史學與實驗主義史學的針鋒相對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史觀學派與史料學派之間的對立。

關於史觀學派與史料學派,余英時曾做過這樣的評判:「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到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建構。

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

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

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由於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史料學派鄙史觀為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譏史料學為支離破碎,不識大體。

」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2004年,第364頁。

) 史學的完整性離不開史觀與史料的有機結合,然而縱觀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史觀派」與「史料派」之爭竟構成了學術史書寫的主線。

有學者就此認為,這種學派紛爭歸根結底是學術取向之爭,「事實上反映了學人們對功力與見識、材料與思想在研究過程中地位的不同認定」,「如果這種源自學術本身的對立再和意識形態立場、門戶之見、個體偏好等因素交叉糾纏在一起,那就更增加了對立的尖銳性、複雜性和深刻性」 (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

史觀與材料、實證與闡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史學的理想狀態。

到了40年代,之前處於對峙狀態的史觀學派和史料學派開始有意向對方靠攏,整個史學界趨向於交融綜合,「史觀派逐步突出史料與求真在治史中的地位,史料考訂派也似乎承認了史觀與致用的意義,兩大史學流派呈現出顯著的合流趨勢」 (王學典:《翦伯贊:整合兩大學術譜系的史壇巨子》,《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

其中,翦伯贊以他大量的歷史著述和相關理論的闡發,充分體現了對史料學的高度重視以及在整合史觀和材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中國史綱》前兩卷的「序言」、出版於1946年的《史料與史學》一書以及《論司馬遷的歷史學》《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論劉知幾的歷史學》等一系列論文,「包括未收入《中國史論集》的《史料的搜集與辨偽》、《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和《補〈三國志〉食貨志》在內,顯示他深知史料學的重要,且有意與當時的主流史學一較高下」。

許冠三評價翦伯贊對史料在歷史研究中地位的認識,稱其「識斷之精審,固在傅斯年『史學本是史料學』之上,更非並時之史的唯物論者所能企及」。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第424、426頁。

)可以看出,儘管翦伯贊對於實驗主義史學一直持批判態度,但是他並不因此絲毫降低對史料整理的重視,並曾表達了對於理想史學的設想:「要使歷史學走上科學的階梯,必須使史料與方法合而為一。

即用科學方法,進行史料之搜集、整理與批判；又用史料,進行對科學方法之衡量與考驗。

使方法體化於史料之內,史料融解於方法之中。

」(翦伯贊:《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翦伯贊全集》第3卷,第329頁。

)

而寫於抗戰時期的《中國史綱》第一、二卷,則充分體現了他對於史料學的積極探索,可謂史觀與史料、實證與闡釋渾然結合而成的史學佳作,很好地實踐了對於理想史學的追求。

儘管翦伯贊素來採取基於唯物史觀批駁實驗主義的姿態,但最終實現了對實驗主義史料學和純粹史觀之學的雙重超越。

(本文作者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濟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