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生前與季羨林齊名,錢鍾書稱其為曠世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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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雨歸

2月6日凌晨,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書畫家。

他精通英、法、日、德等多國語言文字,並通曉梵文、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等「天書」。

在國人心中,饒宗頤與錢鍾書、季羨林並齊名。

錢鍾書稱讚他是「曠世奇才」。

季羨林曾坦陳,「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在金庸看來,因為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011年7月,編號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饒宗頤星」。

2008年10月,91歲的饒宗頤專程到北京看望97歲的季羨林,媒體稱為 「世紀會面」

對於世人加諸的各種光環,饒宗頤看得淡然。

「呵,大師?我是大豬吧(潮汕話的『大師』與『大豬』諧音)。

」 2009年,他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回應,「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

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饒宗頤中學未畢業,卻當上大學教授,這一度是學界的美談。

1917年,饒宗頤出生於廣東潮州的富裕之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後成為當地商界與文化界名流——開了四家錢莊,組建詩社,擔任進步刊物《粵南報》主筆。

饒鍔為兒子取名「宗頤」,希望兒子成為像北宋理學派開山鼻祖周敦頤那般的大學者。

饒宗頤三四歲時,便在父親教導下讀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頤的《愛蓮說》。

饒家擁有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

童年時代的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也爛熟於心。

10歲時,他已通讀《通鑑綱目》《紀事本末》《通鑑輯覽》。

饒家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

1930年,14歲的饒宗頤考入廣東省省立金山中學學堂。

但不到一年就退學回家自修。

他自覺「在學校獲益不大」。

三年後,饒宗頤繼承父志——饒鍔因編寫《潮州藝文志》勞累過度而去世。

他一面將父親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一面旁征博採完成《潮州藝文志》,後刊於《嶺南學刊》。

這部採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的《潮州藝文志》,連同日後發表於核心刊物《禹貢》的多篇文章,引起學界對饒宗頤的高度關注。

1935年,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投入使用,第一任主任、著名學者溫丹銘將年僅18歲、初中肄業的饒宗頤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與此同時,饒宗頤兼任潮州韓山師範代課老師,講授訓詁學、諸子百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的饒宗頤計劃取道香港,前往已遷至雲南澄江的中山大學。

但一場瘧疾將他困留香港,從而改變了他的一生。

「當時只是路過。

我一輩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來,成就了今天的我。

不然也許我到了中大,到現在還是一個講授詩詞的教授。

我經常說,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

」 2015年,饒宗頤接受《環球人物》採訪時感慨。

2015年4月,饒宗頤出席北京國家博物館「饒宗頤百歲藝術展」開幕式

當時,香港名流薈萃。

饒宗頤結識了兩位伯樂——著名學者王雲五通過友人邀請他參加《中山大辭典》的編輯,書法家葉恭綽則力邀饒先生加盟《全清詞鈔》的編簒。

這些工作使饒宗頤有機會讀到一流藏書家的珍本。

那幾年,他的國學研究有了質的飛躍,先後撰寫《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辨證》《說文古文考》《古史新證補》。

1952年起,饒宗頤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講詩經、楚辭和六朝詩賦、古代文論及老莊哲學。

直到16年後離開,他還只是講師——那時的香港,「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他在學術天地自得其樂。

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

與大陸學者相比,他不僅未被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中斷學術研究,而且能接觸到海外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深受震撼——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尚未引起日本學者重視。

饒宗頤深入研究,回香港後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陸續從法國、義大利等地尋找流失海外的甲骨文,再一一研究。

1959年,饒宗頤出版了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憑藉這部著作,饒宗頤於1962年獲得法國法蘭西漢學院的「儒蓮漢學獎」。

這一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

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分別號雪堂、觀堂、鼎堂和彥堂)並稱為「甲骨五堂」。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學界將饒宗頤分別與錢鍾書、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錢」、 「南饒北季」。

但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醉心學術研究之時,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翻譯《毛澤東文選》,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清掃校園。

除了香港地緣優勢的加持,饒宗頤的成就也離不開他強烈的好奇心與勤勉探索。

為讀懂最原始的經典,不惑之年的饒宗頤開始學習梵文,一年後就被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

過了花甲,他再度挑戰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

他非常看重對新材料、新證據的掌握。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

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

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

饒宗頤的治學習慣是,對每個問題窮追到底。

在他看來,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令他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個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

她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饒宗頤對世界萬物保留了一顆如孩童般的好奇心。

「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沈建華說。

「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

」 這句話饒宗頤常掛在嘴邊。

他喜歡自喻為知識海洋里的「兩棲游物」:上午置身感性世界,下午「說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

做學問也是這樣,幾篇文章同時操作——上午寫甲骨文,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暫停,等到想通再繼續寫。

1978年,饒宗頤退休,前往法國、日本、內地、台灣及澳門週遊講學,也潛心寫字繪畫,舉辦過多次大規模的書畫展。

他的書法植根於金石文字,行草書融入明末諸家的豪縱韻趣。

他擅長山水畫,人物畫則精攻白描。

張大千曾說:「饒氏白描,獨步天下。

其山水畫,更是推陳出新,自成一派。

2012年11月4日,浙江美術館舉辦 「饒宗頤書畫藝術展」

1998年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每天都有股民跳樓自殺傳聞。

饒宗頤希望市民們不要過分悲觀,親自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字很大,一字約一平方米大小。

後來香港政府出資,按請香港著名的篆刻師照原始尺寸將《心經》刻在巨大的木條上,在大嶼山建了「心經簡林」,以此安撫香港市民的心靈。

2003年,為表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香港大學在校園內籌建饒宗頤學術館。

饒宗頤為學術館取了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

Petite意為「小」,Ecole指「學校」,合起來就是「這是香港大學裡面的一間小學校,我在這裡做點小學問」。

晚年的饒宗頤白髮白眉,面容清癯,言行間卻如老頑童般有趣。

無論身處什麼場合,說到動情處他總是眉發舒展,笑聲抒懷。

他的記憶力好得很,能把杜甫的《長沙送李十一》一字一句寫下來,那是他童年時代背誦的詩句。

2009年,《南方日報》記者問92歲的饒宗頤:「現在還帶徒弟嗎?」

「我不帶徒弟,我幹嗎要讓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夠了,不想讓別人辛苦,做學問真的很辛苦。

」他微笑著,意味深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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