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凌晨去世享年101歲 他說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歲。

去年8月，他剛剛過完百歲生日。

他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

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並且精通梵文。

饒宗頤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

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我十分感謝中山大學。

我還要感謝我最早的知己——顧頡剛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

」饒宗頤說，1939年8月，中山大學聘饒宗頤為研究員。

為了能夠繼續學術研究，饒宗頤決定到已搬到雲南澂江的中山大學去當研究員。

饒宗頤出身書香名門，自學而成一代宗師。

其茹古涵今之學，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無一不精；其貫通中西之學，則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無一不曉。

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心目中的大師，法國漢學家說他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一代通儒。

自學成才

事實上，饒宗頤既非學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濃厚的文化薰陶、自學成長的大學者。

饒宗頤出生於廣東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地知名的考據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幾代皆為潮州首富。

饒家不僅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

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築的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 —— 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

受父親影響，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於心。

▲天嘯樓

家學淵源和富裕的家庭條件，使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並不適合自己，總感覺學校教的「太膚淺」，他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

這位後來學富五車的漢學大師，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自己的父親。

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根基，培養了超強的自學能力，可謂一目十行，過目不忘。

雖然再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也未曾留學海外，但後來卻在海內外二十餘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國語言，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皆得益於他的自學能力。

在成名後，曾有人問他，為什麼能夠成為這樣一個「超級大師」？他說超級大師不敢擔，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因為大學能夠學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

1935 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溫丹銘為主任，溫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 18 歲、初中肄業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裡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志的經歷，對於他後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後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於此時豐富的地方志藏書資料。

福地香港

1938 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

當時廣州已為日軍占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

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饒宗頤後來常說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他的命運從此發生轉折。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王雲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發明了一套四角號碼，用來查甲骨經文，後又想在此基礎上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幫助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生興趣，並研讀大量的經史子集。

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建國後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當時，葉恭綽正在編《全清詞鈔》，他請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這段經歷讓其對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為後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1949 年，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轉折年。

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

從 1952 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 16 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

▲饒宗頤先生手跡

按他的話說，「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在他對身外浮名並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里，自得其樂。

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

與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他，不僅沒有因為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中斷學術研究，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 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裡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

1959 年，饒宗頤終於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出版，共有 13 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

因為這部著作的發表，1962 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文革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

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是托香港之福。

多學並駕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

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2009 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餘種，論文一千多篇。

學者稱其「業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來表現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饒宗頤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於中國精神史的探求。

季羨林曾評價他最善於發現問題，絕不固步自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東西，饒宗頤則說「季老懂我」。

王國維曾把「新發見（現）」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

陳寅恪則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而饒宗頤對新材料、新證據的重視和掌握，讓人吃驚。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

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

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

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

饒宗頤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

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他則無不注意。

▲饒宗頤和季羨林

事實上，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不無道理，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語言，研究領域皆極為廣泛，在梵文、吐火羅文、敦煌學、佛學等領域有交叉研究，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評價甚高。

有人說，饒宗頤鑽研的學問，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言寫就的。

他在 40 多歲學習梵文，60 歲以後，學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典。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閱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後於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

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饒宗頤在《敦煌白畫》中提到的二女神像

1978 年前後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敦煌白畫》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

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還是敦煌學研究，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他的習慣是每一個問題都要窮追到底，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文字，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

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罷不能。

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個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 17 年，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饒宗頤經常說，「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

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里的「兩棲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裡，到了下午說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

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

沈建華介紹，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寫幾篇文章，並駕齊驅，比如說上午寫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放一下，等到把這個問題想通了，再繼續寫。

「

有的文章幾天寫完，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像《漢字符號》這本薄薄的小書，他積累了三十年，一點一點寫。

」所以，在她看來，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出版，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有發掘整理出來。

琴詩書畫

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比，認為他們在治學上既博且深，在許多領域開風氣之先，但王、陳二人皆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

饒宗頤精通古琴，善於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

隨年歲日長，他的書畫作品越來越精到，已經呈現出一種與前人全然不同的風貌。

2003 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這裡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

▲饒宗頤繪畫

有人評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磨鍊，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經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也圓通無礙地融在畫中，使其畫作成為了傳說中極其罕見的學者畫。

因為熟悉甲骨學、敦煌學，在他的書法之中又融入了許多古文字筆法。

▲饒宗頤書法

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參萬歲而一成純」，這句話出於莊子的齊物論，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將多與少、一萬年和一瞬間，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萬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

饒宗頤在書畫創作上也運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比如說在一般人看來，臨摹畫和創作畫是兩碼事情，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說，他認為，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作。

他在臨摹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構型、用筆，每一筆是他自己創作出來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饒功」 , 是一種瑜伽，一種打坐方法，有空就會在家練習。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里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可能正是因為對老莊和佛學的參悟，讓他對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長壽的秘訣。

曾有人問及他對王國維的評價，他說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脫，這對他做學問乃至詞學創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饒宗頤揮毫

「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認為，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輓歌，由人生聯繫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王國維學康德，對其精神並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講境界，講到有我、無我問題，雖已進入到哲學範圍，但無法再提高一步。

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要「守株待兔」。

不能急功近利。

「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

」

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