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掌門人談《遼史》修訂：二十四史中，遼史最寂寞

備受關注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再出新成果——點校本《遼史》修訂本日前出版，並將於5月15日首發。

為此，中華讀書報採訪了出版方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請他回顧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遼史》點校往事，以及本次修訂的相關情況。

經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轉載此文。

讀書報：繼修訂本《史記》、兩《五代史》之後，新近出版的修訂本《遼史》即將上市，請簡單介紹一下《遼史》修訂本的出版情況。

徐俊：從《史記》修訂本出版開始，「二十四史」修訂工程進入編輯出版階段。

儘管我們全力加速，但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期待。

對此我們有清醒的意識和共識，在質量與進度這對矛盾中，前者大於一切。

目前有多部修訂本在編輯審稿加工中，將以每年兩到三部的進度陸續出版。

《遼史》修訂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劉浦江教授主持，2007年10月，《遼史》與《元史》一起通過修訂方案，國內遼、金、元史學界的多位專家蔡美彪、周清澍、劉鳳翥、王曾瑜等先生參與評審。

按照修訂程序要求，2008年5月，《遼史》修訂組提交了五卷修訂樣稿，我們分送蔡美彪、陳高華、崔文印、許逸民等先生進行書面評審。

隨後召開《遼史》修訂樣稿評審會，蔡美彪、劉鳳翥、崔文印、許逸民、張帆等先生參加評審，主持人劉浦江教授和部分修訂組成員與會。

9月，《遼史》修訂樣稿印本寄送相關專家學者，進一步徵求意見。

從2007年5月確定修訂主持人，到2014年7月提交全稿，《遼史》修訂工作持續了七年時間。

交稿之後，劉浦江教授在身患絕症的化療間隙堅持工作，斷斷續續用了兩三個月時間，完成了全書統稿和修訂前言的撰寫，直到11月正式提交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獻。

遺憾的是，2015年1月6日劉浦江教授因病辭世，未能見到《遼史》修訂本的面世。

讀書報：《遼史》點校本，由馮家昇、陳述等先生先後負責點校，1974年出版。

有關《遼史》點校的情況，大家似乎所知不多。

徐俊：《遼史》跟遼史研究一樣，一般讀者關注較少，關於《遼史》點校的情況大家知道的也很少。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全部「二十四史」點校本，印數最少的就是《遼史》，四十年11印次，共計10萬套。

可見《遼史》和遼史研究的寂寞。

遼、金、元三史的點校，1958年12月約請翁獨健先生承擔，到1961年底才開始落實。

三史均由翁獨健先生統籌，翁先生在徵求本人及其所在單位意見後，確定《遼史》由馮家昇擔任，《金史》由傅樂煥擔任，《元史》由翁獨健自己承擔、陸峻岭協助。

1961年12月7日，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三位一起參加了在中華書局召開的座談會，討論遼、金、元三史點校方案及相關問題處理辦法。

隨著工作的推進，方案經過了不同程度的調整，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點校本。

在此期間，三史都經歷了比較大的人員變動。

1966年「文革」爆發，5月22日，傅樂煥先生離開點校駐地中華書局翠微路大院，到陶然亭沉湖自盡。

趙守儼先生後來回憶說：「在他離開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後一個與他談過話的，我並沒有發現他有何異常。

這一不幸事件給了我極大的震動，我感到這是不祥之兆，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

」1971年點校工作重新啟動，馮家昇先生於1970年4月去世，《遼史》和《金史》改由陳述、張政烺先生分別繼續點校。

《元史》仍由翁獨健先生負責，新加入點校的有邵循正先生和內蒙古大學林沉、周清澍先生及蒙古史研究室全體同志。

邵循正先生在工作過程中不幸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

讀書報：現在還能知道馮家昇、陳述先生各自承擔的工作重點嗎？

徐俊：馮家昇先生的工作除了完成的大部分點校初稿外，主要貢獻在點校本的發凡起例，從底本、通校本選擇、前人成果借鑑，到一名多譯等特殊問題，形成了後期定稿的基本框架。

在1963年12月20日的遼、金、元三史座談會上，馮家昇先生表示「《遼史》計劃64年12月底交稿，但可能會拖期」。

據1965年8月31日遼金元三史工作會議紀要，「《遼史》全書初點過一遍，校至第六十六卷。

做了版本校、本校、他校，並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計劃1967年完成。

到「文革」爆發前夕，1966年4月1日，他在給趙守儼先生的信中說：「從四月到七月底，我的主要工作是楊圖（指「重繪楊守敬地圖」——引者注）。

我打算把《遼史》從九十卷以後校完。

從八月到十月，一面作補充，一面作一些校記修改。

十一月到十二月底作一些分段與覆點工作。

（可能作不完，但保留不會太多。

）」以此推算，馮家昇先生完成了超過三分之二的點校和校勘記。

學術界有「遼史三大家」一說，馮家昇先生是三家之首。

馮家昇早年受陳垣、洪業、顧頡剛等影響，致力於遼金史研究。

後赴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繼續從事遼史研究。

他與美國學者魏特夫合撰的《遼代社會史》，至今仍堪為遼史研究名著。

馮家昇早在1930年代就讀燕大時就開始校勘《遼史》，他的遼史研究代表作《遼史源流考》《遼史初校》《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1959年結集為《遼史證誤三種》由中華書局出版。

馮家昇先生的《遼史初校》，謹遵陳垣先生的「四校法」：（一）《遼史》百衲本、南北監本、殿本的互校；（二）《遼史》紀、志、表、傳之間的本校；（三）他書所存《遼史》引文的查檢核校；（四）《遼史》與金、宋、五代、高麗史的互證；（五）仿王先謙《水經注》校注體例，輯錄前人關於《遼史》的論述，並加按語。

可以說，完成了《遼史》點校最基礎的工作。

接續馮家昇點校《遼史》的是「遼史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陳述先生。

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重啟後，分為南北朝組、遼金元組、明史組、清史稿組，共四個小組。

遼金元組「由韓儒林、邵循正、翁獨健、張政烺、陳述等組成」，「《遼史》（初步點校完畢）：陳述在馮稿基礎上修改加工」，計劃1972年上半年付排。

陳述先生曾任中國遼金史學會會長、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學會會長，對現代遼金史學科的建設貢獻卓著。

陳述先生早年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1年11月陳寅恪先生為陳述《遼史補註》作序，盛讚「《補註》之與《遼史》，亦將如裴注之附陳志（陳壽《三國志》），並重於學術之林」。

馮家昇（1904－1970年）和陳述（1911－1992年）。

他們兩位與傅樂煥（1913－1966年）合稱「遼史三大家」

陳述先生《遼史補註》撰寫起始於1930年代史語所時期，但到1971年接手《遼史》點校，《補註》尚在補充撰著之中。

此前陳述先生還曾輯校各家所錄遼文及其新獲者（包括碑刻文獻），編為《遼文匯》（後改為《全遼文》由中華書局出版）。

《遼史補註》和《遼文匯》的長期積累，對《遼史》點校起到了學術支撐的作用，對馮家昇先生點校的初稿是一個有力的補充。

《遼史》於1974年10月出版，當時陳述先生曾請擔任「總其成」的顧頡剛先生為《遼史補註》作序，「幸隨點校本二十四史以並行」，顧先生序說：「我們這次校點工作，可能有一些缺點錯誤，但質量都有所提高，由於《補註》的出版，顯然又是一個新的突破。

」

元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歷來被評為「太簡略」「最簡略」，但因為遼代文獻缺乏，《遼史》成為遼史研究的最基本典籍。

點校本《遼史》，經過馮家昇、陳述兩位遼史大家的整理，為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遼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準確規範的通行文本。

讀書報：您參與了修訂工程的組織實施，請您談談《遼史》修訂的有關情況，包括《遼史》修訂的一些具體做法。

徐俊：對於修訂承擔單位和主持人的遴選，我們主要遵循以下兩條原則：一是從延續性考慮，儘量選擇原點校單位；一是從學術力量考慮，儘量選擇於本史有積累的學科點。

北京大學劉浦江教授是當代遼金史學界傑出的年輕學者，在著手「二十四史」修訂之初，我拜訪蔡美彪先生，談到遼金史修訂，蔡先生就首先推薦了劉浦江。

因此，在2006年我們做第一輪調研的時候，《遼史》修訂就已經基本確定由北大承擔、劉浦江主持。

開始我曾想由北大同時承擔遼金二史，後來因為張帆參與陳高華先生主持的《元史》修訂，這個想法才作罷。

《遼史》修訂前期規定動作和必備程序，極其順利，各史無出其右。

其中有史書差異、原點校本差異、修訂組準備等各種因素，但主持人的學術積累和修訂力量組織起了關鍵作用，而《遼史》修訂組在這兩個方面的優長都非常突出。

就整個「二十四史」修訂來說，相對於其他各史和各史主持人，我們與《遼史》修訂組的工作交流機會是相對少的。

修訂工作順利，反覆討論就少；修訂工作周折，相互探討甚至開會就多。

《遼史》從開始階段的修訂方案、修訂樣稿，到中間階段的二次樣稿，沒有任何磕絆，意見一致，省去了很多工夫。

而且《遼史》修訂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各史初期摸索階段，還起到了樣板示範的作用。

簡單舉個小例子。

如何吸收前人成果，包括斷代史研究成果、與本書密切相關的文獻研究成果、針對點校本的校勘成果，等等，是修訂最基本的準備工作。

修訂工作總則對此提出了明確的普查和吸收的要求，但怎麼做並不明確。

《遼史》修訂組的做法非常有啟發性。

在2007年10月討論修訂方案時，修訂組已組織人力對前人有關《遼史》的校勘、勘誤論文進行了全面搜集，整理裝訂成《遼史勘誤》一冊（250頁），收入1942年以來散見於報刊、文集的論文、札記，共62篇。

做到這一點，似乎很平常，關鍵是下一步，他們把每一篇文章裡面涉及到的校勘點，都在文章的顯要位置標出，然後再將各篇文章所涉及的《遼史》卷次，統編為《遼史各卷勘誤索引》。

這樣《遼史》某卷有哪幾篇文章、在什麼位置，涉及到哪些校勘問題，一目了然。

每個參與修訂的人，都可以由此幾無遺漏地掌握前人對某一校勘點的意見。

另外，針對原點校本對新出考古材料和石刻資料用得較少，《遼史》修訂組還編制了《遼代石刻新編》，以供修訂採用。

如何統一把握參與修訂的人在資料獲取上的均衡一致，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所以，當我聽到劉浦江教授介紹這個做法，並把已經完成的《遼史各卷勘誤索引》交給我們的時候，我是由衷地嘆服他的工作成效。

我們後來在各史都推廣了這個做法。

這看起來只是一個具體改進，但卻是如何減少重複勞動而又消弭遺漏的非常有效的辦法。

再如修訂長編，按照修訂要求，每史修訂在校勘記撰寫之前都要撰寫修訂長編，記錄所有校勘點的文本差異、文獻依據和考辨過程。

當我第一次看到《遼史》修訂長編的時候，也為長編的深入和細緻深為嘆服，長編不但對每一條校勘的文獻引用、考證過程有清晰記錄，引述今人論文，都一一註明篇名和頁碼，真正實現了我們提出的一切都可回溯的目標。

讀書報：劉浦江教授將學生培養與《遼史》修訂相結合，您怎樣評價這種工作方式？

徐俊：上個世紀的「二十四史」點校，與有關斷代史學科建設之間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很多學術佳話流傳至今。

點校工作依賴斷代史學科的發展，也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學科的優勢。

因此在修訂工程啟動之初，我們除了將通過重點項目培育優秀古籍整理編輯作為我們自身的要求和目標外，也支持承擔單位通過修訂，培養學術新人，推動學科建設。

修訂本各史在學術團隊的培育上各有建樹，《遼史》修訂組在這方面尤其突出。

在接受《遼史》修訂之初，劉浦江就表示要採用讀書班的形式，在版本對校、本校，並廣泛查檢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遼史》逐卷進行集體研讀。

讀書課上對每一個校勘點進行查考研討，撰寫詳實的修訂長編，斟酌校改取捨，形成校勘記初稿。

從2007年5月19日第一次讀書課，到2013年6月完成全書會讀，長達六年，每周六上午9點到下午5點，北大中古史中心的計算機室，雷打不動地成為《遼史》修訂組讀書課。

事實說明，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修訂工作有系統、有深度，同時一批學術新人夯實了文獻根基，培養了嚴謹紮實的學術品格，順利進入專業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修訂組成員結合修訂工作，出版了專著《〈遼史·百官志〉考訂》，撰寫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不少是遼史研究中人們長期關注的問題。

劉浦江生前常說自己太寂寞了，希望下一代研究遼金史的人不那麼寂寞。

這是事關一個學科承續的大關懷！

劉浦江去世後，我看到修訂組同學發的帖子，2013年6月，在《遼史》第一遍會讀結束後，他寫給同學們的信，充滿熱情地講道：「這是收穫豐厚的青春，這是無怨無悔的青春！」每每重讀至此，我都非常感動。

我想對修訂組的弟子們來說，這將是他們學術生涯不斷前行的永久的精神資糧。

劉浦江

讀書報：劉浦江教授因病去世，給《遼史》修訂定稿帶來怎樣的影響，我想這是大家關心的話題。

徐俊：《遼史》修訂組在2013年6月完成全書會讀，此後劉浦江教授於2014年4月被確診為淋巴癌晚期，7月向中華提交了《遼史》全部116卷修訂稿（每卷有校勘記和長編兩個文件），11月18日提交前言、凡例及參考文獻。

這個時候，離他去世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他在病後兩次化療的間隙，頑強地堅持做完了統稿工作。

可以說，劉浦江教授是用最後的生命衝刺般地完成了《遼史》修訂，沒有留下任何棘手的難題。

根據他在病中的囑咐，由自始至終參與修訂的邱靖嘉負責統籌，年輕的修訂團隊與我們編輯組密切配合，圓滿完成了最後的排校及定稿清樣通讀。

《遼史》修訂稿交來後，我們陸續約請了蔡美彪、劉鳳翥、王曾瑜、陳智超、宋德金、張帆、吳麗娛、王素等先生外審，其中蔡美彪、劉鳳翥二位先生的審稿意見在劉浦江生前收到並已轉他參酌。

劉浦江教授在前言、凡例及最後一批稿子交來以後，曾經與我們的責任編輯通電話，特別關心外審專家的後續意見。

他最後的電話就是問《遼史》修訂的反饋意見，而且希望在春節前開一次修訂組內部會議，安排春節過後病情平穩期間的最後修改定稿工作。

《遼史》編輯審讀加工和修訂組完善修改工作，又經歷了一年多時間，修訂組不負囑託，通力合作，保證了最終的修訂質量。

關於《遼史》修訂本所到達的學術高度，需要學術界來檢驗和評價，不是我一個外行所能評說，但我覺得修訂本《遼史》作為遼史研究和遼史文獻整理的一個新的標杆，是不用置疑的。

薪盡火傳，劉浦江教授在天之靈一定會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