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評《遼史補註》︱遼史研究的豐碑

[元]脫脫等：《遼史補註》，陳述補註，中華書局2018年1月出版，3774頁，580.00元

近日，已故著名遼金史學家陳述先生傾盡畢生精力完成的史學巨作《遼史補註》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此書是陳述先生數十年研治遼史的心血結晶，學界期盼已久，今終得以面世，值得慶賀。

陳述先生是中國遼金斷代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涉足遼史之初，他因鑒於今本《遼史》之「漏略不備」，遂發宏願，欲窮盡所有傳世文獻訂補《遼史》，並隨即發凡起例，撰作《遼史補註序例》（初撰於1935年），開始了史料搜集與編纂工作。

1942年，陳寅恪先生在僅見其《序例》的情況下，便預言「若使全書告成，殊可稱契丹史事之總集」，且稱「《補註》之於《遼史》，亦將如裴《注》之附陳《志》，並重於學術之林」（見書前《陳寅恪序》），評價甚高。

1975年，顧頡剛先生也稱讚《遼史補註》「正是對《遼史》的全面訂補，可稱一代史料的總集」（見書前《顧頡剛序》）。

陳寅恪《遼史補註序》手稿

此書原本打算隨《遼史》點校本一同刊布，但最終未能付印，延宕至今。

在前輩學者看來，這部《遼史補註》無疑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成就，筆者作為晚輩後學亦十分敬仰。

不過，此書出版距陳述先生離世已有二十餘年，其間整體學術環境和研究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新時代下，我們應怎樣認識此書的價值，如何更好地利用此書，便值得申說。

筆者謹從一個專業讀者的角度，略陳己見，試作評述。

一、訂補《遼史》之集大成

元末編修的《遼史》闕漏殊甚，歷來遭到史家詬病，自清代以來，已有不少學者做過校勘訂補的工作。

清乾隆中，厲鶚撰《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

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體例完備，其「採摭群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跡，一一鉤稽」（《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遼史拾遺》提要），為《遼史》補充了大量文獻資料。

後楊復吉利用新出《永樂大典》輯本《舊五代史》，又補以《契丹國志》和《宋元通鑑》的若干記載，附益他書，得四百餘條，撰為《遼史拾遺補》五卷（乾隆五十九年楊氏自序）。

除這兩部拾遺專著之外，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劄記》中的《遼史》部分，以及其後陸續成書的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陳漢章《遼史索隱》、黃寶實《遼史校勘》、譚其驤《遼史訂補三種》、馮家昇《遼史初校》、羅繼祖《遼史校勘記》等著述，以校訂、考異為主，同時亦為《遼史》提供了許多相關資料，或有出於厲、楊二書之外者。

它們都是前人訂補《遼史》的重要學術成就。

陳述先生撰作《遼史補註》，充分吸收了上述學術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拾遺補闕，自成一體，展現了學術的傳承以及後出轉精、集諸家之大成的特點。

其自序云：

述嘗校輯各家所錄遼文及新獲者為《遼文匯》兩編，又取宋人入遼的語錄、紀行詩、行程錄等，匯集一編，也都屬於史料校訂，未能附入《遼史》正文，讀者不便，因不自量度，發願勉為《遼史補註》，補者效褚少孫之補《史記》，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國》。

廣徵後魏以來諸史、文集、筆記，包括錢大昕、厲鶚諸家所考訂及晚近出土資料和研究成績，全面網羅，證其合否，一一補入遼史。

考證之學，譬如積薪，現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積者，接力積累，對《遼史》作全面增補訂正。

陳述先生以「考證之學，譬如積薪」（引自陳寅恪）一語自勉，十分重視前人的學術積累，並賡續《遼史》訂補事業，更為全面地搜羅史料，為此他做了兩項重要的前期資料編輯工作：一是將今見所有遼人著述（包括傳世文獻記載與出土遼代石刻）匯成一編，初集為《遼文匯》，後又增廣為《全遼文》（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二是將宋人出使遼朝的語錄、行程錄及紀行詩輯錄出來，與宋人使金資料一併編為《遼金聞見匯錄》（未出版）。

陳述先生編訂這兩份資料，也是對前人有關遼史資料蒐集整理的繼承與發揚。

今《遼史補註》整理本皇皇兩百四十萬字，即為陳述先生的畢生積薪之作，在遼史研究史上，無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除陳述先生著力編纂《遼史補註》外，另有一位史學家楊家駱先生也在從事類似工作。

六十年代，遷居台灣的楊家駱先生受人委託點校《遼史》，為徹底整理此書，遂仿照吳士鑒《晉書斠注》的體例，策劃編著《遼史長箋》，並由其弟子蔣楊侯、趙振績協助整理。

其書亦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訂補成果，採摭群書四百餘種，箋證成四百餘萬字，曾受到姚從吾先生和日本學者島田正郎的讚譽。

《遼史長箋》

不過，這部《遼史長箋》的正式出版也已在楊家駱先生去世多年以後，由趙振績先生接續完成（2006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乍一看來，《遼史長箋》的篇幅多於《遼史補註》，似乎品質更佳，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

翻檢《遼史長箋》可知，其箋注乃是將文獻所見相關記載以及上述諸家訂補著述的內容分列於《遼史》正文之下，僅簡單地排比、臚列各種資料，很少有編者的辨析和按語，而且在編排資料時又多有重複，例如厲鶚《遼史拾遺》大量引述《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的相關記載，《遼史長箋》首先全文照搬《遼史拾遺》徵引的內容，隨後又引錄《冊府元龜》《資治通鑑》原文，這樣就造成了很多文字重複，以致其書篇幅較大。

相對而言，《遼史補註》的編纂體例更為整飭，它徵引史料僅列出原始的文獻記載，對前賢著述，主要徵引關於某個問題的判斷和觀點，一般不從中轉引史料，而且由於陳述先生對遼史研究很深，所以補註中包含大量他本人的見解和案斷，注釋文字的寫作也比較考究，與《遼史長箋》的純粹資料彙編性質完全不同。

儘管《遼史長箋》在資料搜集方面可能有個別優長之處（如引及《說郛》），但從史著編纂角度來說，竊以為《遼史補註》更勝一籌。

今這兩部書均已出版，研究者自可取之對讀，心中當有明判。

二、補註內容的性質分類及其價值

陳述先生撰作《遼史補註》（以下簡稱《補註》），自序「補者效褚少孫之補《史記》，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國》」，其編纂宗旨仿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之長編法，「寧失於繁，毋失於略」，且明言「余注是編，期為《長編》而已」。

總的來看，此書補註之內容十分詳盡豐富，《序例》自述包括正誤、補闕、補歧異、存類事四大類，各類之下又可細分為若干子目，體系清晰。

不過，從學者利用的角度來說，筆者認為可將補註內容另作區分為以下四種情況，各體現出不同層面的學術價值。

第一，《遼史》校勘，相當於《序例》所謂正誤類之正駁文、訂朔閏、辨重出、糾訛舛四目。

我們知道，今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是由陳述先生整理完成的，他為點校《遼史》付出了很大心血，質量堪稱上乘，故其校勘成果十分重要。

但出於體例限制和審慎考慮，點校本出版時只採納了一部分意見出校勘記，其餘則均未能向讀者刊布，甚為遺憾。

而《補註》則吸收了陳述先生的大多數點校意見，我們可以藉此了解他對《遼史》文本的理解辨析和訂正勘誤，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書中此類校記俯拾即是，不妨略舉數例。

譬如，卷一《太祖紀上》太祖元年，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眾數千人來降」，《補註》根據《新五代史·趙鳳傳》和《資治通鑑》的記載，判斷「按守奇為守光之弟」（見頁16注4），指出《遼史》此處稱「其兄平州刺史守奇」有誤；卷一九《興宗紀二》有一人名「鄧延貞」，《補註》引《鄧中舉墓誌》作「延正」（頁728注7）。

這些條目中華點校本並未出校，幸賴《遼史補註》得以保存。

又如卷二一《道宗紀一》清寧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駝尼、水獺裘之禁」及卷二五《道宗紀五》大安五年三月，「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此兩句中「弛」、「當」二字百衲本原作「詳」、「常」，《補註》皆稱「此從殿本」（頁869注13、頁1059注1）。

今點校本這兩處均徑改，幸由《補註》可知其版本校擇善而從的具體情況。

又卷一二《聖宗紀三》統和六年七月，「遣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西」字原脫，《補註》據卷八二《韓德威傳》補（頁431注6），點校本則不補出校；卷一四《聖宗紀五》統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遣「頒給庫使韓橁」使宋，「庫」字原缺、「橁」字原誤「簡」，《補註》據《韓橁墓誌》增改，而點校本僅改正「橁」字，未補「庫」字，這說明陳述先生校正《遼史》原本尺度較寬，後點校本正式出版時收緊。

此類校注為我們修訂《遼史》點校本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校勘信息。

此外，筆者注意到，《補註》中還保存了一條張元濟百衲本《遼史》校勘記的佚文。

民國年間，張元濟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皆撰有校勘記。

六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從商務印書館借走張校稿本以資點校，然而至九十年代歸還時僅剩十六史校勘記，其餘七史下落不明，百衲本《遼史》校勘記即為佚失之一種（參見顧廷龍《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序》），如今只能於張元濟《校史隨筆》、百衲本《遼史》張元濟跋以及點校本《遼史》校勘記引張校中略見一二。

陳述先生點校《遼史》，以百衲本為工作本，故參考過張校，除點校本已提及者外，筆者目力所及，尚有一條張校佚文見於《補註》。

卷六二《刑法志下》文末有「遼二百餘年，骨肉屢相殘滅」一句，《補註》引張元濟《校記》：「屢字僅存屍頭，然細辨實為屢字。

諸本改作自字，亦涉武斷。

」（見頁2520注2）數量雖少，但一鱗半爪亦有裨於學林。

《遼史》百衲本影印明初刻本，中華書局圖書館藏

第二，文字訓詁與附註說明。

《序例》於補闕類下列有訓詁子目，交代《補註》雖以增補史料為主，但因《遼史》多有文字晦澀之處，且充斥著很多民族語譯名，一般讀者不易理解，所以有必要作適當的文字訓詁。

例如卷一《太祖紀上》「迭剌部」條有注曰：「按字書：迭與軼、逸通，又與佚通。

唐寫本《廣韻》：『軼又音逸。

』」（見頁6注4）對眾多契丹人同名異譯現象，《補註》也大多予以註明。

除此之外，書中還有一些說明性的注釋，這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對地理、名物的附註解釋，如《遼史》所見地名，《補註》往往會引前人成說或據作者判斷，指明為今何地（《地理志》尤詳），這些說法雖不一定準確，但卻可為我們了解相關地理方位提供一定參考；二是對史事記載的解讀提示，如卷二《太祖紀下》神冊六年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補註》謂「按此是由部族管理進入國家體制」（見頁57注2）；卷四七《百官志三·南面序》稱「其始，漢人樞密院兼尚書省，吏、兵刑有承旨，戶、工有主事，中書省兼禮部」，《補註》云：「按前期雖因唐制有六部，但隸屬權能，未盡與唐同。

漢官入遼者，原是某官，即仍以某官稱之，非遼當時已有此衙署。

」（頁2148注2）這樣的按語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記載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對不熟悉遼史的讀者來說更加實用。

正因為《補註》有此類文字訓詁、附註說明的內容，從而使其不僅僅是一部資料匯總，而具備輔助《遼史》閱讀的工具書性質，也有其價值。

第三，補充相關遼史資料。

這是《補註》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包括《序例》所謂補闕類之增事、加詳二目以及補歧異、存類事兩大類。

陳述先生在前賢碩彥拾遺訂補的基礎上，全面爬梳歷代文獻，堅持數十年搜集遼史資料，終集腋成裘，蔚為大觀，其所增補的史料已遠遠超過《遼史》正文。

在傳世文獻史料方面，《補註》所采多有超出前人者，例如晚清徐松輯《宋會要》厲鶚、楊復吉等人皆無緣得見，後來的《遼史》校訂者也利用不多，而《補註》則注意摭拾《宋會要輯稿》的相關記載，得出新見；又汪藻《裔夷謀夏錄》一書僅見《遼史紀事本末》從《三朝北盟會編》中轉引的兩條，而《補註》直接參據今傳本，採錄史料較多。

即使是如《冊府元龜》《資治通鑑》、新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高麗史》等前人引述較多的史籍，《補註》也常能補其眉睫之失。

尤需稱道的是，《補註》充分吸收了當時所能見到的遼代石刻資料，上文提及，為此陳述先生專門編著《全遼文》，收錄金石著錄和發掘出土的遼代墓誌碑刻，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利用過的新資料，因此《補註》在陳述先生在世的年代可謂是相當前沿的一部著作。

而且《補註》將各種資料散於《遼史》正文相關記載之下，綱目條理清晰，可隨時翻檢，參閱起來十分方便，可以說它應是遼史研究案頭必備之書。

不過，如今數字人文飛速發展，歷史文獻資料庫建設日益完備，計算機檢索技術普遍推廣，以致文史研究搜集史料並非難事，也許會有人質疑，在當今時代類似《補註》這樣的資料彙編是否還有編纂出版的價值呢？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儘管數字化檢索技術已較成熟，但在具體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電腦檢索要求輸入關鍵詞的精準性，但很多情況下不同文獻記載可能用詞表述不同，僅靠檢索難以將相關史料一網打盡，恐掛一漏萬；其二，檢索結果多呈片斷狀，容易忽略上下文的語境和邏輯聯繫，造成誤解。

而傳統窮盡式的史料搜集則可以避免以上問題，在真正全面掌握資料的基礎上開展研究。

其實，技術手段的進步不能脫離傳統的文史研究路徑，惟將兩者有效結合，相輔相成，才能推陳出新，真正提升學術研究的品質。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陳述先生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補註》雖然在今天看來仍可繼續增補資料，尤其是新出遼代石刻為數不少，但若論窮盡史料式的學術追求和編纂方法，則仍有借鑑意義和價值。

對宋代以後的斷代史研究而言，或許窮盡史料是不太現實的要求，然而在遼金史研究領域，窮盡史料不僅是有可能的，而且應是義不容辭的，在這方面陳述先生樹立了很好的典範。

第四，研究綜論。

《補註》不僅窮盡史料，而且還有意識地吸收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列出學者的不同觀點，並附以作者自己的考辨分析，這樣的注釋讀起來猶如一篇札記或研究綜述，體現出陳述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深度。

例如，卷一《太祖紀上》解釋「契丹」之名，首先列舉各種漢文和非漢文文獻有關「契丹」之異譯，其次為「契丹」釋義，先舉述德國學者W. Schott和日本白鳥庫吉的觀點，再是陳述先生的考證結論（見頁4、5注3），這其實就是他所做相關研究的一個縮略版本（詳見陳述《契丹政治史稿》）。

又如他對「女直（女真）」名稱以及「螮林」、「胡母思山」等地的辨析，也都頗有參考價值；卷三〇《天祚皇帝四》西遼部分記載，《補註》引用了不少中西交通史料、域外文獻和外國學者論著，學術性很強。

類似這樣的研究性注釋，在全書中並不少見。

儘管隨著近二十多年來的學術發展，陳述先生的某些觀點可能已經過時，並不正確，但仍有其學術史意義，特別是他將彙編資料與學術研究集於一體的古籍整理方式，尤其值得後輩學人效仿。

三、補編志、表、傳概況

以上分別從四個方面介紹了《補註》在校注訂補《遼史》方面的價值，此書的另一大特色是，它還增補、重編了部分《遼史》志、表、傳的正文內容，這大致相當於《序例》所謂正誤類之移卷次和補闕類之補傳、補志表三目。

具體來說，陳述先生根據各種傳世文獻和遼代石刻的記載，在《地理志》《百官志》《禮志》中分別補充了原本未載的州縣建置、職官名稱和禮節儀式，於卷六二《刑法志下》之後新增《選舉志》和《藝文志》；於卷六五《公主表》後補記遼代公主十二人，外戚、游幸二表因訛脫較多，不便加注，予以重製；各卷列傳共增補傳記一百四十五人，卷一〇六《卓行傳》、卷一〇八《方技傳》後分別增補忠義、方外兩個類傳，原卷八二蕭陽阿、蕭常哥二傳因與《遼史》列傳編纂的時序不符，故移至卷九九；另外，還彙輯散見於各書的有關契丹語解釋，於卷一一六《國語解》後增加《國語解補》一篇。

儘管《補註》的總體卷帙仍維持《遼史》原樣，但其實陳述先生已增補了大量內容，從而使此書不僅是一部拾遺校訂的箋證著作，而且還稱得上是一部《遼史》增訂本，具有史學史的意義。

《遼會要》

除研究遼史之外，實際上，陳述先生一直都有撰作遼史的學術計劃，曾與朱子方先生合編過《遼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補編《遼史》志、表、傳也是他長期以來的志向。

由於《遼史》本身十分簡略，所以為其增補正文內容，從匯集資料的角度而言自有其價值。

例如，《遼史》列傳原記有三百零四人，《補註》新增一百四十五人，多出將近百分之五十，可見其增幅之大。

《百官志》末總匯各種文獻記載所見遼代的文散官、勛官、爵、女封，便於我們系統了解遼朝官制，並與唐宋制度相比較。

《選舉志》乃是在厲鶚《遼史拾遺》所補《選舉志》的基礎上，增加條目、補充資料而成；《藝文志》則是依據李家祺《各家補遼藝文志研究》（《幼獅》三十二卷第四期，1970年），將清代民國時期諸家補《遼史·藝文志》匯於一編，剔除重複，增補遺漏，這兩篇新志對相關研究均有一定用處。

不過，《補註》的這些內容都是經過陳述先生加工改編的，只能當作一種資料索引，若要徵引史料或深入研究，應根據它所提供的出處線索，查閱原始記載，不宜直接採用。

另外，從史學編纂的角度來看，《補註》將凡文獻所見《遼史·地理志》失載州名皆補入各五京道的做法，有欠妥當。

《地理志》的編纂一般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斷限，其政區建置反映的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整體狀況，而文獻（包括石刻）偶見記載的州名，往往存廢年代差異很大，若徑直列入《地理志》中，不加區分，很可能會自亂體例，出現矛盾。

而且遼代州的建置沿革情況十分複雜，或廢而復立，或廢而異地另立，或兩地有同名之州，有的記載因材料不足不易判斷其具體位置，若強行列入今本《遼史·地理志》，恐怕會產生許多問題。

因此，對《遼史·地理志》的增補應當採取更為審慎的態度。

總之，陳述先生的這部《遼史補註》在遼史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標誌著全面彙編遼史資料所能達到的一個高峰。

儘管今天看來，它在史料搜集、文本校勘、史事解讀、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其實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我們不能以今人的眼光來苛責一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著作。

筆者謹向陳述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並認為此書在當下出版絕不過時，它仍是一部值得遼史研究者備置案頭時常翻閱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