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深化漢代《尚書》學研究的力作

近百年來的《尚書》學研究，在通論性著作和辨偽性專著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但是以往的著作大部分側重《尚書》學史的梳理，對某一時代的《尚書》學面貌未能進行深入細緻的爬梳整理。

有鑒於學界對斷代《尚書》學研究的薄弱環節，曲阜師範大學馬士遠教授在完成其第一部斷代《尚書》學研究專著——《周秦〈尚書〉學研究》之後，積蓄數年之功，又有專著《兩漢〈尚書〉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問世。

該書一經出版，立即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鉤沉索隱，輯考文獻。

開展兩漢《尚書》學研究，一個重要的基本工作是關於兩漢《尚書》文獻的搜輯整理。

《兩漢〈尚書〉學研究》一書的首要特點是對文獻資料的全面彙輯。

在此之前，學術界還沒有專家學者對周秦漢魏晉時期的史書、諸子文獻、文學作品、政書以及出土文獻中有關《尚書》學的史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

該著作將兩漢《尚書》學研究的視野放大，力圖窮盡秦漢時期《尚書》學的現存文獻資料以及研究成果，乃至把奏章、詔書、誥文、對策等相關政書文獻也納入研究範圍，實現了對漢代《尚書》學準確全面的把握。

漢代學者在引用《尚書》時，其觀念多有不同，例如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在援引《尚書》文本、記述《尚書》學者等方面就存在不同之處。

如何認識和理解《尚書》在漢代社會和學術中的地位，是研究漢代《尚書》學面臨的問題。

馬士遠教授善於利用文獻資料進行合理剖析和細緻分析，從諸子文獻、史書、政書、出土文獻等引用《尚書》經文、詮釋《尚書》文本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探究。

同時，他還進行《尚書》個案研究，從而逐步探討漢代學者在詮釋經典方面所體現出的「經世致用」學風。

詮釋文本，資政治民。

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政書，《尚書》的大部分篇目都是關於夏、商、周時代治國理政的經驗，奠定了我國早期政治哲學的基因。

馬士遠教授在《兩漢〈尚書〉學研究》一書中認為，諸侯爭霸的春秋戰國時代，有不少文獻稱引《尚書》的記載，例如《左傳》《國語》《墨子》《孟子》《荀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

這些記載，往往是以《尚書》中體現出的施政治國理念來規諫君主，調和民心，從而達到資政治民的效果。

到了經學昌盛的漢代，《尚書》經世致用的作用得到更大的發揮。

在周秦時代《尚書》詮釋特色的影響下，《尚書》中的政事文本，經過漢代學者的不斷深化和持續闡釋，最終成為漢代統治者堅守其統治合法性和治政合理性的理論依據。

《兩漢〈尚書〉學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突出特點，是著重強調《尚書》學對中國社會政治哲學特色的形成以及在漢代社會政治歷史變遷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基於這一理論認知，馬士遠教授指出，在《尚書》本經的授受過程中，無論是官學層面，還是從民間私教、家學方面而言，《尚書》都蘊含著許多重要的政治哲學理念。

這些政治哲學理念被漢代社會認可和接受，對整個漢代社會政治機制的形成和運轉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釐清概念，突出「《書》教」。

孔子開創的「《書》教」傳統，其最大長處就在於資政理國，而這也正是漢代「《書》教」傳統的核心要義所在。

馬士遠教授在書中首次提出「《書》教」傳統的概念，並對「《書》教」傳統的含義予以解讀。

他指出，「《書》教」主要蘊含著知識、觀念和文獻三大體系，三者交互發展奠定了「《書》教」傳統的基本形態。

具體而言，文獻指由《尚書》衍生出的各類詮釋文本；知識指《尚書》及《尚書》學諸多文獻中的名物制度；觀念指其中蘊含的各種文化觀念，如《洪範》「五行」觀念對於漢人宇宙觀和認識論建構的影響。

三個系統的劃分不僅明確了「《書》教」包含的具體內容，而且從宏觀角度釐清了研究思路和邏輯框架，可謂高屋建瓴。

漢代《尚書》學者在「《書》教」傳統思維的影響下，對《尚書》文本蘊含的核心要義進行多向闡發，在探尋朝代更替的規律性、制定王朝儀制的歷史依據等方面，都有多種維度的闡釋發揮，並且能夠運用到具體的治政實踐之中。

馬士遠教授自攻讀博士學位開始研習《尚書》，在《尚書》學領域開展研究，焚膏繼晷，矻矻以求，孜孜不倦。

他的兩部《尚書》學著作自問世以來，在研究過程中所運用的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直接引領了《尚書》學研究的新時代，開闢了《尚書》學發展的新領域，開啟了斷代《尚書》學研究的新模式。

（作者系國際《尚書》學會會長）

《中國教育報》2018年02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