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乎「生」與「死」的討論：魏晉南北朝的都城與陵墓

2017年10月15日下午，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中國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辦的RUC歷史考古沙龍第十四次活動在人文樓三層會議室舉行。

許多長期關注都城研究的考古學者和一線考古工作者相聚於此，共同探討「魏晉南北朝的都城與陵墓」相關問題。

本次活動由人大考古文博系劉未召集，李梅田主持，特邀嘉賓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物系張學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沈麗華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倪潤安先後做報告。

之後，在場學者就報告內容交流了收穫與疑問。

筆者整理此次沙龍內容，以饗讀者。

李梅田

李梅田簡要介紹了各位來賓和本次沙龍主題的時代背景。

魏晉南北朝作為漢唐兩個大一統王朝中間的時期，政治上、軍事上都較為紛亂。

都城作為重要的政治中心，以它們為著眼點，能夠更好地觀察到這個時期特殊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

平城、洛陽、鄴城、建康等在這個時期中使用時間長、考古遺存豐富。

本次沙龍邀請的嘉賓，正是與這幾個都城研究相關的學者。

張學鋒：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張學鋒

作為序言，張學鋒首先梳理「都城圈」與「都城圈社會」這兩個由西江清高、茶谷滿、鹽澤裕仁、中村圭爾、小尾孝夫等日本學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概念。

「都城圈」的提出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了都城的周邊，將都城和都城周圍的墓葬等遺蹟之間的空間關係一起研究。

「都城圈社會」則將純粹的遺蹟分布研究擴展到人的活動這一方面。

雖然建康城的發掘材料很少，但是它作為3-6世紀中國南方地區最重要的都市，是值得研究的對象。

一、孫吳建都城之前的南京地區

孫吳時期的南京被稱為建業。

西漢時期南京周圍開發得比較早的地方，都集中在今南京的東北、東南和西南弧線上。

秦漢時江乘縣治在今棲霞山南麓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至仙林湖一帶。

在江乘縣的北邊，沿著棲霞山山麓以及江乘縣西邊的山麓，分布著很多漢代的墓葬。

湖熟縣內也分布著大量的漢墓。

而在今南京市區，還沒有發現真正的兩漢時期的墓葬。

南京地區兩漢時期的墓葬可以分為五類，從土坑木槨墓經木頂石槨墓、木頂磚室墓向單室磚室墓演變，第五類則是任何時代都有的豎穴土坑墓，不存在演變的意義。

這種演變與其說與墓葬等級有關，不如說與這一帶土地開發、森林減少等環境因素的變化密切相關。

黃河中下游地區戰國秦漢墓葬的結構、材料及形制，也經歷了這樣的演變過程。

從演變軌跡的一致可以看到，生活在這個地區的人和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在文化傳承上是一致的。

雖然這些人住在南京附近，但是在文化的傳承和認同上與北方地區相同。

二、孫吳建業的都城空間

孫氏政權的政治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穩定，先後經歷過會稽、吳、京口、秣陵、公安、武昌等時期。

至三國鼎立局勢完全形成的黃龍元年（229年），孫權才將都城從長江中游的鄂城遷到下游的建業，正式揭開了六朝都城建設的序幕。

吳都建業不存在明確的中軸線，應該還是對秦漢多宮制的繼承，這也是先秦以來的傳統。

如果認為中國的古代社會到秦漢為止，多宮制就是古代社會的一個特點。

一直到孫吳建都時，這個特點還被堅持著。

而此時北方的鄴城開始了有中軸線的單一宮城制。

這是相對先進的理念。

可以說，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的發展一直領先於周邊地區。

到了東晉，大量北人南渡以後新建的建康城就採取了北方的特色——單一宮城制。

張學鋒認為這就是中世紀都城的特點之一。

三、建業周邊吳、西晉墓地的分布

與兩漢相比，建業周邊東吳、西晉墓葬的數量大大增加。

與湖熟、江乘兩個舊縣城相比，新都市周圍南邊的雨花台、石子崗，北邊的幕府山這兩個地區的墓葬數量大增，且長江往上遊方向的沿江區域出現了大批墓葬。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張學鋒認為有以下四點。

1、建業作為孫吳政治、軍事的中心城市，成為了人口聚集之地。

2、孫吳時期的屯田政策影響了江乘、湖熟二縣的人口數量。

3、隨著孫吳建都建業，沿江地區戰略地位得到提高。

4、孫吳、西晉的葬地基本重疊。

西晉平吳的戰爭以孫皓的投降而告終，因此孫吳雖然亡國，但是吳都建業的日常應該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與孫吳西晉時期相比，東晉時期的墓葬數量上有明顯增加，但是分布地區基本沒有質的變化。

東晉建都以後的都城不再是多宮制，而是被人為規劃為統一的宮城、都城和概念中的外郭城。

這是典型的中世紀都城。

吳晉時期南京周邊墓葬的形制，基本可以分為六型。

I型墓是最大的，大型雙室穹窿頂磚墓；II型墓雙室穹窿頂磚墓，後室少了兩個耳室；III型雙室穹窿頂磚墓，前後室均為券頂；IV型是一般的凸字形單室磚墓；V型是最簡單的磚室墓，豎穴土坑磚墓；VI型是非常常見的豎穴土坑墓。

由這些墓葬形制的對比，張學鋒引申到了建鄴城都城圈社會的問題。

四、墓葬所見吳都建業的都城社會圈

張學鋒認為兩漢時期在建業生活的都是從北方遷來的人群，其墓葬的演變規律與北方地區一致，儘管時間上晚了兩百年。

進入孫吳以後，在建康城南的石子崗集中了大量的墓葬。

這個地方的墓葬大部分是小型墓，少見像樣的大墓。

石子崗的下面是建康的一個非常發達的地區——長干里。

大部分長干里的居民會就近葬在石子崗。

可想而知，居住在長干里的人身份地位不會太高。

與石子崗相比，距離建業宮城稍遠的幕府山、甘家巷、上坊、西善橋、板橋、江寧等地的吳晉墓中，屬於II、III型的雙室磚墓更加引人注目。

這些墓主的身份從地域上來看既有土著也有僑寓，從身份地位上看既有官僚亦有平民。

不難想像，都城建業及都城圈的「近東」是一方五方雜俎的新天地。

五、結語

之前提到，建業的「土著」只是南遷得較早的漢人。

孫吳定都以後，作為軍政中心，新的僑寓人口快速集聚到這裡，使得建業成為中原勢力南進的大本營。

生活在都城建業及都城周邊的土著也好，僑寓也好，其精英階層對來自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新文化能欣然接受，可能是文化上的認同感起到了很大作用。

和近乎400年後隋平陳的情況相比，東吳兩晉時期的狀況很不一樣。

這或許是因為在孫吳、西晉以及東晉南遷的時候，江南的地域文化還沒有完全形成。

到了6世紀，經過六朝400年的發展，江南本土的地域文化已經形成。

倪潤安：北魏平城墓葬的「魏晉之變」

倪潤安

對平城來說，北魏的陵墓和都城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倪潤安主要闡釋的是平城墓葬的發展趨勢。

漢代的墓葬內容龐雜，體系和來源多樣，到了唐代，墓葬變得規整、單一。

在從漢到唐的演變過程中，實際上就是魏晉南北朝對墓葬制度進行了處理。

西晉時期的洛陽完成了墓葬制度的一個改變，墓葬制度從所謂的厚葬變成薄葬。

而北魏洛陽的很多墓葬特徵和西晉洛陽非常相似。

這種相似性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平城。

西晉洛陽的晉制產生之後，一部分南遷，一部分留在了北方。

到了北魏，統治者又做了兩次選擇。

第一次選擇建立一個所謂的曹魏的特徵，吸收了邊疆的做法。

但是最後他們又不得不回到晉制。

倪潤安認為，拓跋珪受慕容垂的影響，對魏地的歷史和重要性有自己的理解。

這個可能是拓跋珪後來想要以魏為都城的重要原因。

而建立魏這個國號，必然要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

整個北魏前期共有兩次努力。

一是道武帝學習後燕。

二是北魏統治者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又做了調整。

一、魏制的建立

第一次努力，史學研究將它總結為「天興新制」。

拓跋珪滅掉後燕之後，迅速地在天興元年把後燕的制度全部學習並施行。

但北魏入主中原的意圖在燕亡後已由過去的針對後燕轉向了針對東晉，欲繼承曹魏而為中華之主，排斥東晉以致其所承繼的西晉。

然而天興新制所吸收的後燕制度多是承自西晉，這與拓跋珪崇魏抑晉的意圖不相符，所以很快被廢除了。

這是第一次建立魏制，實際上是模仿了後燕的制度。

模仿而來的後燕鮮卑舊俗是單薄的草原文化的特徵，不能支撐北魏統一北方。

太武帝在延和元年的時候意識必須要整合和改革，於是重新頒布詔書。

倪潤安稱這次改革為「延和新政」，認為正是這次改革之後平城的墓葬產生了一個新的文化面貌。

整體來看，墓葬文化的因素比較龐雜，尤其是其中的壁畫因素重點來源於東北地區和河西地區，也有些中原的少數因素。

太武帝有意避免了陶俑等受「晉制」影響的關中地區，目的是整合出一套「曹魏」制度，但是實際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北魏制」。

二、復歸「晉制」

平城後期的墓葬形制恰是西晉洛陽墓葬演變到最後階段的形制。

北魏早期，墓主生平的記錄可以附著在葬具或壁畫上，同時也出現了專用的磚、石墓銘。

到北魏中期則與西晉一樣，集中到長方形磚志、碑形或長方形石志等專用墓誌上。

西晉洛陽墓葬沒有壁畫，但有俑群和模型明器；北魏中期平城墓葬就明顯地抑制了墓室壁畫，而恢復出完整的俑群組合。

三、平城墓葬的「魏晉之變」

為什麼會從北魏自有特色的制度有些機械地去模仿西晉的制度？倪潤安認為與南北方的正統爭奪有關係。

太武帝這套有別於「晉制」的文化體制，在正統爭奪中的實效並不好。

所以他寧可放棄比較豐富的內容，也要學習西晉。

這一學習過程從文成帝時期應該就已經進行了，只不過到了孝文帝時期才形成了潮流。

從此，北魏文化沿著既定的復歸「晉制」的目標前進，在北魏晚期的洛陽地區更加快了轉變的節奏。

北魏平城墓葬文化也便由此經歷了「魏晉之變」的二次循環。

沈麗華：東魏北齊鄴城的都城與陵墓

沈麗華

對於魏晉南北朝而言，東魏北齊的鄴城已到末期，但是對隋唐而言它又是個序幕。

根據考古工作的了解，鄴城基本由鄴北城、鄴南城和外郭區組成。

漳河的泛濫對鄴城的影響使今天的工作開展得比較困難。

一、鄴城的營建過程和布局

東魏北齊鄴城的主要營建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東魏初年、北齊初年、北齊中後期。

東魏初年營建的原因是東魏遷都鄴城後遷來的人口眾多而北城狹小，於是營建新城。

營建的對象主要是宮城城牆及宮城內主要建築等。

北齊初年的建設主要是新建和改建了大量宮殿，在內城新建了太廟，擴大了第三個區域即外郭城區。

到北齊中後期的時候，特別是武成帝時期，大起宮殿、苑囿和佛寺，改擴建工程居多，對鄴城原有格局改動較大。

根據《鄴都宮室志》等文獻的記載可以歸納出，鄴城基本由宮室、南城、北城和外城等部分組成，南城、北城南北並立，與宮城、外城呈回字形結構套合。

沈麗華推測，鄴城都城格局的形成肇始於東魏初年，成型於北齊天保年間。

都城中軸對稱、東西市分立，是整齊劃一的里坊格局。

這既是對漢魏以來傳統的繼承與總結，又初顯了隋唐兩京的雛形。

二、東魏北齊鄴城的考古工作成果

對內城而言，考古工作還不是很多，主要是1985-1986年的勘探工作，確認了呈不規則形狀的城牆等。

東魏北齊鄴城外郭（城）區的正式提出始於1994年。

從2001年開始，鄴城考古隊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外郭（城）區，獲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並沒有找到和確認外郭城的城牆遺蹟。

南郭區發現了兩座寺院的情況，其形制改變了之前的前塔後殿的格局，是隋唐佛寺格局的雛形。

這兩個佛寺的塔基有同樣的規模建制和建築技法。

在這個東郭區的東側，離推測的外郭城的地帶比較近的區域發現了埋藏坑。

在東郭區大概中心的位置，還發現了手工業作坊的遺址，推測是一個官營的手工業作坊區。

外郭城區假說的提出源於京港高速公路的建設。

公路因原計劃通過鄴城遺址而改線，改線的時候發現了大量的墓葬和遺蹟。

所有發現的遺蹟都是北朝時期的。

所有的墓葬都早於北朝或晚於北朝。

那麼，既然這個區域出現了這麼多大型的建築遺蹟，它還是在城外嗎？

三、鄴城的都城布局和研究

關於東魏北齊鄴城都城的復原研究，沈麗華把它歸納成三個階段。

依據文獻，鄴城是顯以龜相，所以大概復原成圓形的情況。

考古隊通過勘探也確認了鄴南城的東南角和西南角是呈弧形的。

但是北邊因為借用了鄴北城，所以倒不是圓形的弧角。

2000年朱岩石先生就對外郭城進行了推測和復原。

2001年傅熹年先生對整個鄴城城市形態的復原是基於鄴城勘探的成果，把宮城復原成三重宮城。

2010年日本學者村元建一先生認為，對東魏北齊鄴城的復原要參考北魏洛陽城的情況。

東魏北齊的鄴城根據文獻的記載是對北魏洛陽城的一個複製。

把兩者結合起來去考慮中世紀的都城可能會有一些契合點。

四、鄴城周圍的陵墓

鄴城的墓葬發現了三百餘座，但真正公布了的不太多。

沈麗華把這些墓葬分成了四大類，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

總的而言，在這個時期，墓葬形制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墓室的規模反映了層級的差異。

就隨葬品而言，類型學角度上形制的演變並不是特別明顯。

變化更多地體現在組合上。

比如說前期（東魏初期），隨葬品中陶器的組合比較多。

但是北齊初之後，器物形制沒有變，材質卻變了，從陶器變成了青釉器。

五、鄴城的陵墓布局

對鄴城而言，墓葬也是基本呈半月形或者弧形分布在鄴城的西部，大概分為三大塊。

北側是高齊的宗陵，南側是元魏的宗陵，再南側的是以前不太關注的中下層官吏的墓葬。

實際上在東魏時期最先有的是元魏的宗陵。

分布的狀態繼承了洛陽的傳統，基本上保持聚族而葬。

根據王的世系，王的子孫集中葬在一起。

在元魏被高齊所禪繼之後，整個墓地發生了一個大的轉變。

宗室的墓葬全部轉向西北部。

在墓葬的排布上也改變了聚族而葬的特點，順著滏陽河的流向，按長幼的次序依次，從東北往西南依次排列。

除了皇室成員的墓葬，其他世家大族的墓葬，包括一些勛貴的墓葬，有的在皇宗陵的兩端存在，基本不會進入皇宗陵的核心區域。

而大多數漢族官僚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都在南側。

報告環節結束後，在場學者就報告的內容作進一步討論。

耿朔

中央美術學院耿朔提出，為什麼和東晉相比，東吳高等級墓葬的分布更加分散？從大的地理範圍看，馬鞍山地區的東吳墓葬作為建業都城圈的範圍，實際上跟建業中王室生活的區域還有較長的距離。

那麼這個地區是否是高等級墓葬區、高等級墓葬區的形成以及是否經過規劃都是他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到了東晉，基本上沒有發現東晉南朝的大墓，大型墓都集中在孫吳這個時期。

出現這種現象又是因為什麼？

張學鋒以東晉帝陵區的形成為例作了解釋。

他認為父子的葬地可能形成一個陵區。

東晉的大型墓和帝陵區相對集中在三個區域，是因為它的皇統的承繼（即皇位的父子相承、兄弟相承）發生了三次改變。

而孫吳的幾個皇帝幾乎沒有父子相承的。

這就導致孫吳的大型墓葬集中到不同的區域。

至於馬鞍山的問題，可能是因為當時長距離的運輸主要通過長江。

從建業到馬鞍山，走陸路比較遠，但是水路較為方便。

所以馬鞍山一帶形成那麼多大型墓葬，和那個地區的地理位置有很大關係。

孫吳時期大型墓多則可能與孫吳政權的形制和社會的鬥爭有關。

孫吳時期強大、完整的中央集權還沒有形成。

而東晉的豪門大族脫離了北方的鄉里，失去了鄉里的認可，只能依附於權力，因而居住地就離權力中心更近。

這就導致了兩個不同時段的墓葬在空間分布上的差異。

對北魏平城墓葬的變化，耿朔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物跟物之間的關係，但是這種聯繫不可能直接發生，背後還是人的聯繫。

那麼從曹魏西晉到北魏平城中間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

經歷了這麼大的斷層，物質文化的東西如何真正地建立起聯繫的？比如竹林七賢題材的畫像在南朝的墓葬和北齊山東的墓葬中都有出現，與其說是北朝墓葬文化受南朝的影響，不如說是北方士人生活受到了南方的影響，最後體現在了墓與墓之間的聯繫上。

這種聯繫該怎麼去把握？

倪潤安認為是證據的不足、背景的不固定導致了不同解釋的產生。

以他的報告為例，歷史文獻的記載是最早提示他做此研究的。

但是北魏提出繼承晉的水德是在快要遷都的時候。

這時考古學的文化面貌並沒有跟之前的一樣。

這就需要他再去梳理產生這些現象的起點在哪裡。

他由這些現象逐步逆推，最後自己創造了魏制的說法。

竹林七賢的問題，是大家對一個文本的利用，可能彼此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

至於北齊出現的這種情況，是因為北齊的山東地區和中央地區不協調，頗受壓制，所以竹林七賢題材的使用是他們對中央的一種表示。

這也是一種解釋。

胡鴻

武漢大學胡鴻則提出了一些他的困惑。

首先是張學鋒的觀點，認為吳都建業沒有土著，所謂的土著不過是大約漢代時就遷來的北方人。

胡鴻舉了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的交州土著的問題。

他關注到魏晉南北朝時的交州土人，其實是東漢時期或者是西漢東漢之間亂局時南遷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在北方移民進入之前，本地還是有土著的。

他們的文化不斷地被後來者覆蓋、疊壓，就像考古的地層一樣。

儘管到最後我們看到的是表面最新的那層，但是還是有機會探索底層的那些文化。

所以他大膽地推測，在建業的例子中看不出來那些墓葬有吳人的特點，可能是因為高層的吳人已完全認同了漢文化，所以看不出差別；而較低層的吳人則沉沒於社會最底層，其墓葬為考古學家所忽視。

胡鴻還認為倪潤安的報告在與歷史背景結合的這部分稍有問題。

史學界對魏制，包括魏的國號是否是繼承曹魏還存在爭議。

北魏也從未否定過西晉，因為北魏的權力跟西晉的正統性有極大關係。

至於魏制是不是曹魏的制度；北魏早期固然沒有完全遵循西晉中原地區的文化，但是否有意地在模仿曹魏，或者打著曹魏的旗號、糅合四方特別是邊地族群的文化融合出一套新的東西？這些命題還需要更多的論證。

沙龍的最後，李梅田作了總結。

城市和墓葬是歷史考古學中兩個重要的主題，但在以往的研究里很少被聯繫在一起。

從三位先生的報告來看，我們的研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像「都城圈社會」這樣概念的提出，說明我們已經不僅僅是孤立地看待一個城市的發展和形態，也不僅僅是孤立地看城市周圍的墓葬。

而是將他們視作一個整體。

城市是屬於生命的空間，墓葬是屬於死者的空間。

生與死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也是我們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內容。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城市和陵墓有它的特點，在兩個大一統王朝之間，有一種很明確的過渡性、複雜性。

以往我們研究漢唐之間，魏晉南北朝之間的城市時，往往就是給它一個定義，認為它屬於里坊制或者封閉性城市的形成時期。

但實際上除了這一個特點之外，我們應該更全面地考慮它與墓葬之間，與都城圈以外的其他遺蹟的關係。

尤其是當考古材料越來越多的時候，應該把各類材料綜合在一起考慮。

未來我們不僅僅期待更多的考古發現，更應期待越來越多樣化的考古學學術問題的提出。

（說明：沙龍紀要內容未經發言者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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