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歷史｜銅鏡：學問的桃花源入口

採訪/楊炎之

【編者按】

古人對鏡子似有一種偏愛。

李太白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持鏡照出了愁；

李義山道：「玉匣清光不復持，菱花散亂月輪虧。

秦台一照山雞後，便是孤鸞罷舞時」，以破鏡嘆出了不遇之殤；

唐太宗也曾有三面「鏡」：「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

一部「鏡史」，也是一部微觀的中國史。

近日，霍宏偉著《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

書中重點選擇了戰國、兩漢、唐代三個具有代表性時段的銅鏡，詮釋中國古代銅鏡發展與轉折的起承轉合。

澎湃新聞專訪了該書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博士，請他談談銅鏡背後的故事。

霍宏偉博士在遼寧省博物館拍攝銅鏡（霍奕然/攝影）

《我的書：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上）》視頻

銅鏡的演變歷史

澎湃新聞：歷史上有哪些關於銅鏡的故事?銅鏡對於古人意味著什麼?

霍宏偉：歷史上與銅鏡相關的故事不勝枚舉。

例如，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戰國時期《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

秦末劉邦率兵攻入咸陽宮，親眼目睹了秦始皇曾經用以照宮人的大方鏡。

託名西漢劉向所撰《列仙傳》中的負局先生，是一位具有仙風道骨、充滿傳奇色彩的磨鏡客。

隋末唐初王度撰寫的小說《古鏡記》，敘述了一面寶鏡去災滅邪、除掉精怪的十八個神奇故事。

唐人小說《聶隱娘傳》中的女主角聶隱娘，主動嫁給了磨鏡少年。

這篇小說還被今人成功改編成古裝題材的文藝武俠片，改名為《刺客聶隱娘》，於2015年搬上了銀幕。

唐代小說《敬元穎》則將故事發生地點安排在天寶年間東都洛陽城洛北里坊區清化坊的一眼水井中，來自金陵的陳仲躬讓兩人入井，從井底淘出一面古鏡。

根據小說對古鏡紋飾的描寫，在現實生活中還能找到與之基本對應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浙江上虞發現的一面唐代天象鏡。

浙江上虞發現的唐代天象鏡拓本(《考古》1976年4期)

銅鏡對於古人而言，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的含義，不僅能映照容貌，而且還能趨吉辟邪。

後人耳熟能詳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一段富有哲理的話：「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這段話還被白居易引入詩作《百鍊鏡》：「太宗常以人為鏡，鑑古鑒今不鑒容。

」總之，歷史是一面鏡子，鏡子是一段凝固的歷史，可照容顏變化，可鑑國家盛衰。

澎湃新聞：您能否簡述一下我國的銅鏡發展史?

霍宏偉：學術界一般都認為，中國古代銅鏡有四千多年的發展歷史，大致經歷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明清等不同時段。

目前發現最早的銅鏡，出自齊家文化的墓葬中，距今四千多年。

1976年，河南安陽商代婦好墓出土四面銅鏡，其中的兩面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商代婦好墓銅鏡（霍宏偉/攝影）

在中國銅鏡史上，有三座高峰，即戰國、兩漢、唐代。

其留存至今的銅鏡數量較多，製作工藝精湛，紋飾題材異彩紛呈，代表了中國古代銅鏡製作的最高水平。

總體來看，中國古代銅鏡的發展，有一個從強調裝飾到注重實用、由神話到世俗的規律可尋。

澎湃新聞：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五區四號墓和六區三號墓都出土了圓形銅器，且四號墓的銅盤在X射線照射下的紋飾非常漂亮，請問它們是銅鏡或是其雛形嗎?

霍宏偉：出土該銅器的五區四號墓，位於偃師圪壋頭村西北高地上。

1975年，農民挖土時發現了隨葬墓中的獸面紋玉柄形器、鑲嵌綠松石圓形銅器各一件。

這座墓屬於二里頭文化三期遺存的中型土坑豎穴墓，應是貴族墓無疑。

據《偃師二里頭》考古報告所云，該墓所處位置位於宮城區西北，是墓葬集中分布區，發現有貴族墓。

四號墓所出鑲嵌綠松石圓形銅器，從X光透視黑白照片來看，器為圓形，左右兩側及下部殘損，左側殘損面積較大，右側殘損較小，整個器物看上去略有變形。

器中心為一黑色圓形，向外分別飾兩圈十字紋綠松石片。

內圈十字紋較小，環繞中央圓形均勻分布，排列密集，殘存11個，復原應該是13個。

外圈十字紋較大，每一紋飾均位於內圈兩個小十字紋之間，相間排列，殘存12個，復原數應是13個。

內、外圈的十字紋形制基本相同，均為橫短豎長，內細外粗。

邊緣一周鑲嵌長方形綠松石片，殘存51塊，復原數為61塊，大小相同，排列均勻，形似鐘錶刻度。

這件銅器正面最少蒙有六層粗細不同的四種織物。

直徑17、厚0.5厘米。

偃師二里頭遺址五區四號墓銅圓盤與X射線片（許宏/供圖）

銅鏡有五個基本要素：形制、鏡鈕、鈕座、主區紋飾、鏡緣。

二里頭遺址圓盤狀銅器，除了鏡鈕目前無法通過X光顯示之外，其他四個要素都有。

具體而言，其形制為圓形，鈕座略呈圓形，主區紋飾是內外兩周十字紋，邊緣是一周短直線紋。

主區紋飾加上邊緣紋飾，從整體來看，構成了由中心鈕座向外的放射狀分布。

這種紋飾風格與已確認最早的齊家文化銅鏡、較晚的商代銅鏡紋飾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它仍然缺少一些我們想要知道的信息，如是否有鈕?正面是什麼樣子?由於六層織物的包裹，讓人無法知曉這些信息。

所以說，二里頭遺址出土鑲嵌綠松石的銅圓盤是否為銅鏡尚難以斷定。

在二里頭遺址的另外一座墓中出有一件圓盤形銅器。

一本考古圖錄對這件銅器做了介紹，並稱為「銅鏡」，出土地點是二里頭遺址「IV區硃3」，直徑11.8厘米。

它是銅鏡嗎?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據《偃師二里頭》考古報告記述，位於六區的三號墓中，出土兩件圓形銅器。

其中一件器體較薄，兩側有對稱的四個圓形小孔，三個孔背面留有殘釘痕與木質痕，四周鑲嵌綠松石片。

直徑11.6、厚約0.1厘米。

比較器物黑白照片與圖錄中的彩色照片細部，發現兩者的確為同一件器物。

用銅鏡的五個基本要素來衡量這件銅圓盤，差距較大，難以判定為銅鏡。

「中國大寧」鎏金博局鏡、日光鏡

澎湃新聞：前不久，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秦漢文明」展當中，只有一面銅鏡，那就是「中國大寧」鎏金博局銅鏡。

在展出的300多件文物中，為什麼選擇了這面銅鏡作為展覽的「壓軸戲」?

霍宏偉：1951-195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遣工作隊前往湖南長沙，配合基建工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在長沙市北郊伍家嶺，發掘一座編號為211號的西漢後期墓。

在墓室北部清理出一處棺槨遺蹟，其內隨葬兩面銅鏡、1枚金餅、1件石璧及大量的五銖銅錢，還殘存有漆器腐朽之後留下來的鎏金銅泡、鎏金鋪首、金箔貼花及漆皮痕跡。

在棺槨外，還放置有兩組銅器與陶器。

從棺槨的範圍和隨葬器物的配置來看，這座墓應該是一座身份、等級較高的合葬墓。

這面「中國大寧」鎏金博局銅鏡，出土於211號墓棺槨的西南角。

該銅鏡為圓形，圓鈕，柿蒂形鈕座。

紋飾繁縟複雜，有各類獸首、怪獸、鳥等紋飾。

接近鏡緣處，裝飾一圈銘文，其中有「中國大寧，子孫益昌」一句，為漢鏡銘文所僅見。

國博「秦漢文明」展上的「中國大寧」鎏金博局銅鏡（霍宏偉/攝影）

此鏡有三個獨特之處：第一，它是考古發掘品。

第二，它不是一般的青銅鏡，而是鏡背鎏金的鏡子，屬於特種工藝鏡，這種經過特殊工藝加工製作的漢鏡數量非常少。

鏡子直徑達到18.7厘米，十分罕見。

第三，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這面鏡子背面的一圈銘文中，有「中國大寧」四個字，這不僅反映了漢代人期盼國家安寧、國泰民安的美好心愿，也道出了我們當代中國人的心聲。

所以，將這面「中國大寧」鎏金博局鏡安排在展覽最後，作為「秦漢文明」展的「壓軸戲」，是當之無愧的。

澎湃新聞：漢代有一種銅鏡叫「日光鏡」，請問它是如何得名的?有人說它能透見日光，這是真的嗎?

霍宏偉：日光鏡是西漢時期的銅鏡，因鏡背有一周銘文「見日之光，天下大明」而得名。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面直徑7.4厘米的日光透光鏡，看起來與一般的西漢日光鏡形制、紋飾、銘文基本相同。

但是，如果有光照射在鏡面上，確實能將鏡背紋飾映照於牆上，或是從鏡背打光，於鏡面上反映出與鏡背紋紋相對應的亮影圖像。

上海博物館藏西漢日光透光鏡（樊禕雯/攝影）

透光鏡介紹（樊禕雯/攝影）

上海博物館還流傳著一段與透光鏡有關的故事。

據《青銅大家：馬承源傳》一書所記，1961年夏天的一個下午，上博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

工作人員將庫房中最好的文物取出來讓客人欣賞，其中就有一面西漢透光鏡。

客人對這面銅鏡很感興趣，將鏡子拿到窗口前反覆觀看，感嘆這種透光現象的神奇，他手捧著鏡子翻來覆去看了很久，還對透光鏡的原理做了種種推測。

臨走之前，他叮囑上博專家要好好做工作，把透光鏡的原理搞清楚。

後來，上博組織上海交通大學等單位聯合攻關，經過不斷實驗，終於弄清了漢鏡透光的原理。

在來上博參觀、觀賞透光鏡的這位客人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上海交大製作了一面精緻的鏡子，而反射在光影中的，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形象。

澎湃新聞：有人說，銅鏡出土之後，鏡體表面會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

也有人認為，銅鏡是金屬質地的，一般很難被氧化。

作為考古發掘品的銅鏡，從墓中出土之後到底是否會有一些變化?

霍宏偉：我覺得，從墓葬中發掘出的銅鏡，離開了地下原始生存環境之後，肯定會慢慢發生一些變化。

在此，舉一個江蘇儀征西漢墓出土鎏金四乳四虺鏡的例子。

儀征前莊磚瓦廠12號西漢墓鎏金四乳四虺鏡(采自《儀征館藏銅鏡》)

我最早看到《儀征館藏銅鏡》一書中的鎏金四乳四虺鏡，金燦燦的，奪人心魄。

後來，在《漢廣陵國銅鏡》圖錄中，再次看到這面鏡子圖片，顏色已略顯暗淡，還以為前一本書中的這面銅鏡圖片是經過電腦加工處理的。

等到2015年10月，我去揚州開會，專程去儀征博物館觀摩這面鎏金鏡，結果令人大吃一驚。

因為它已經變得暗淡無光，沒有一點鎏金鏡的視覺美感了。

儀征前莊磚瓦廠12號西漢墓出土鎏金四乳四虺鏡現狀（霍宏偉/攝影）

儀征博物館的朋友告訴我，上述三種銅鏡確實是同一面鏡子，只是隨著時間的推進，鏡子表面在無聲無息地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最終變成了我當時拍攝圖片的樣子。

我手捧的這面銅鏡竟然與圖錄上看到的是同一面鏡子，真是讓人無法理解。

它突然讓我頓悟：世間最為美好的事物，往往只是短暫的瞬間，就像划過夜空的煙花，雖然美好，卻只有一剎那。

所以，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一切。

白居易與銅鏡

澎湃新聞：隋唐洛陽城白居易履道坊宅園遺址出土了兩面唐代銅鏡，能確定是與白居易同時代嗎?這兩面銅鏡有何特別之處?銅鏡與白居易的詩歌意象又有何關聯?

霍宏偉：1992-1993年，考古工作者對河南洛陽隋唐東都里履道坊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出土兩面銅鏡。

其中一面發現於白居易宅院南部的36號探方內。

根據銅鏡的出土層位，可以推斷銅鏡與白居易屬於同一時代。

此鏡背面中央為圓鈕,鈕座也是圓的。

內區紋飾似龍似獸，鑄造粗糙，鏽蝕較重，故紋飾不甚清晰。

外區為兩周弦紋帶內，似飾以銘文，無法辨識。

鏡鈕一側，有一近圓形洞打穿鏡體，使內、外區紋飾受損。

接近鏡緣處有一周櫛齒紋。

寬素平緣。

直徑8.9、厚0.44厘米。

唐洛陽城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遺址出土瑞獸鏡（韓建華/攝影）

誰也無法證實白居易是否使用過這面銅鏡，但能夠確定的是，銅鏡與白居易曾經共同存在於同一時空，或許見證了詩人的晚年生活。

白樂天與鏡子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這種難以抑制的強烈好奇心，驅使著我一遍遍翻檢《白居易詩集校注》來尋找答案。

在白居易存世的2800多首詩歌中，明確以鏡為題的有13首，另有70餘首與鏡相關的內容見於詩作之中。

白居易一生所寫的鏡詩，最早的一首《秋思》寫於32歲，最晚的《春暖》作於69歲，時間間隔37年。

根據鏡詩內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包括諷諭、贈友、寫景、狀物、對鏡，以最後一種詩歌數量最多，映照出白居易的「鏡中人生」。

白樂天曾寫有一首諷諭詩，名為《百鍊鏡》，其中有「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在白居易詩中被讚頌的主角——揚州百鍊鏡實物難以尋覓，直到1998年，在蘇門達臘海域的勿里洞島附近，一艘阿拉伯沉船「黑石號」出水了大量瓷器，另有30餘面漢唐銅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一面唐代百鍊鏡。

鏡為圓形，龜鈕，紋飾均為陽文，自內向外分為三周，第一周為四神紋，第二周為八卦符號，第三周為楷書銘文帶：「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鍊造成。

」

白居易還創作有大量寫景的詩歌，經常以鏡喻水，諸如「鏡水」、「鏡色」、「鏡面」、「清鏡」等，最為奇妙的是這一聯：「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他將平靜的湖水比喻為菱花鏡。

此類銅鏡在唐代極為盛行，成為詩人競相吟詠的對象。

除了寫景的詩作之外，白氏還有一些狀物的詩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感鏡》：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

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

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

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

照罷重惆悵，背有雙盤龍。

」

詩歌中所描述的「背有雙盤龍」，就是唐代的雙盤龍鏡，留存至今的銅鏡實物數量極少，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收藏有一面雙盤龍鏡。

銅鏡：學問的桃花源之門

澎湃新聞：在您的新書中提到，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盜洞中發掘出土半面殘銅鏡。

據您考證，這半面殘鏡當屬盜墓者所遺，您判斷的依據是什麼?為什麼您認為這殘鏡的年代屬於金代，而不是前人說的「可能晚到明清時期」?

霍宏偉：位於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院內的北魏景陵，是1991年6月1日開始進行考古發掘的，墓道入口處2-4米的夯土十分堅硬，發掘速度比較慢。

所以，6月14日在墓冢南端墓道的盜洞淤土中發現半面殘銅鏡，說明距離墓道入口處不遠，這面殘銅鏡應是盜墓賊留下來的罪證。

北魏宣武帝景陵盜洞出土金代殘鏡（李波/攝影）

北魏景陵盜洞出土的殘銅鏡，其年代有三種可能性：一是北魏隨葬品，二是金代盜掘者留下的遺物，三是清代至民國時期盜墓賊的遺物。

洛陽發掘出土的北魏銅鏡數量極少，僅見兩面銅鏡，一面鐵鏡。

從景陵殘鏡的形制上看，不具有北朝銅鏡的特點。

所以，考古簡報整理者認為其「年代可能晚到明清時期」。

殘鏡的直徑8.5、外緣厚0.65、內斷面厚0.18厘米，重量51.5克。

與其紋飾相似的銅鏡有兩面。

一面是黑龍江哈爾濱民間收藏完整的金代仿唐海馬禽鳥銅鏡，伏獸鈕，高窄緣，直徑8.4、緣厚0.65厘米，重110克。

此鏡購於阿城古玩市場，阿城為金上京遺址所在地，金代遺物眾多。

這面銅鏡紋飾與景陵所出殘銅鏡形制大小、紋飾，幾乎完全相同。

圍繞鈕座的內區飾以3匹奔馬，外區裝飾12隻鳥紋。

另有一面紋飾近似的銅鏡，現藏日本泉屋博古館，定為宋鏡，直徑8.6厘米。

從目前發現的實物來看，金代曾經仿造唐代瑞獸葡萄鏡，鑄造了一些銅鏡。

其形制、紋飾風格與唐鏡類似，但製作工藝較為粗糙，形制較小。

所以，景陵出土殘銅鏡的相對年代，應該為仿唐形制的金代銅鏡。

主持發掘的方孝廉先生推測，景陵第一次被盜挖的時間應在北宋之後、元代以前，是從墓道公開挖掘的，盜洞裡填的都是碎夯土。

北宋末年，金兀朮南侵占領洛陽後，對宋陵進行了瘋狂盜掘，景陵也可能是他們這次盜掘活動獵取的犧牲品。

在方先生關於這一問題探討的基礎上，我又進一步查找了一些宋金時期史料，初步判定盜掘景陵應是金人扶持下的傀儡政權偽齊劉豫部下所為。

《宋史·劉豫傳》：北宋滅亡之後，金人統治中原。

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四月，劉豫之子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

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

」《大金國志·齊國劉豫錄》載：阜昌三年(1132年)四月，「西京兵士賣玉注碗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鞫]之，知得于山陵中。

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及]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

」將景陵盜洞出土殘銅鏡放在一個宏觀的歷史背景之下來考察，就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這面殘鏡的相對年代及其性質，它為南宋初期金人統治區內盜掘景陵提供了實物佐證。

澎湃新聞：您為什麼要研究銅鏡?如何通過銅鏡研究大歷史?

霍宏偉：我走上研究銅鏡之路，完全是一種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是由於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促成的。

一是天時。

最早接觸銅鏡實物是1987年暑假，當時我在河南省洛陽市澗西區158廠考古工地實習，參加了漢墓的發掘工作。

在一些漢墓中，清理出鑄造精美的銅鏡，大多是日光鏡和昭明鏡。

1996年，我跟隨蔡運章先生編纂《洛陽銅鏡研究》。

由於種種原因，當時書沒能出版，但我發表了一篇關於洛陽金村東周墓出土銅鏡的論文。

2010年，我將未能出版的銅鏡書稿、資料，從洛陽全部運回北京。

2013年，與同道歷經三年辛勤耕耘，由我和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長主編的《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出版。

在有意、無意之間，我能夠多次與銅鏡結緣，感到很幸運，也非常珍惜這些難得的機會。

二是地利。

我出生、成長皆是在古都洛陽，工作之後時常會遇到一些銅鏡資料。

特別是2012年底當我從北京回到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時，在文物庫房內上手細緻觀察了100多面戰國至宋元時期的銅鏡標本，多為考古發掘品，真是大飽眼福。

十三朝帝都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中國國家博物館雄厚的館藏資源與寬廣的學術平台，為我探究銅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

在研究銅鏡的過程中，我的導師、四川大學的霍巍與黃偉兩位老師，中國國家博物館銅鏡專家孔祥星先生，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運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與熱心幫助，成為我在銅鏡探索征程中強有力的學術後盾。

我的研究思路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小專題，長時段。

將銅鏡作為切入點，中國歷史設定為落腳點。

把銅鏡這樣一種古人日常使用的「蕞爾小物」，放在一個宏觀的歷史背景之下來考察。

例如，通過對洛陽漢河南縣城遺址內外兩座漢墓出土銅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與之關係密切、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

這種研究思路仿佛徜徉於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入口處極小，進去之後感覺境界很大，出來後意猶未盡，回味無窮。

另一方面，以考古學「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目標進行鏡鑒探討，並非傳統金石學的研究路數，將銅鏡與古人的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從單純的器物把玩鑑賞，上升到物質文化史的高度來探討。

霍宏偉著《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出版

（本書已入選「三聯書店2017年度十本好書」）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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